2. 人类文明的路线
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短短的二百年间,古希腊的哲学和知识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到希腊化时代的希帕克斯,也只是短短的二百年,希腊的科学又有了惊人的发展。
尽管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还没有找到科学的方法,但他们已经开始只从事物本身来寻找事物的原因,这与从神灵来寻找事物的原因相比,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事实上,从神灵中来寻找事物的原因就等于没有去找事物的原因,这是人类认识的偷懒。可以说,古希腊的泰勒斯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完成了人类认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认识根据的建立,第二次飞跃就是基本的科学方法和知识体系的建立。而人类认识的第三次飞跃是到了两千年后的十七世纪由培根、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等人完成的。第三次飞跃是进行精确的条件限制性科学实验,进行严密的逻辑推导,减少和消除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从而把亚里士多德建立的科学方法推向了严密、精确和实用的阶段。人类认识的第三次飞跃虽然完成于十七世纪,但是在公元前的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等人就已经为之做了大量的先导性工作。
欧洲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前奏是古希腊文化的传入,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思想和希腊化时代文化的传入。古希腊思想文化的传入对基督教文化带来严重的冲击。基督教文化开始是对新传入的文化进行抵制,后来不得不采取接纳的态度,但又试图对其进行宗教化改造。不过,基督教对古希腊文化的宗教化改造并不成功,这是由古希腊文化的特征决定的。古希腊文化是开放型文化而不是像宗教文化那样的封闭型文化。开放型文化是以追求现实真理为目的、为动力的,是有生命的、活的文化,它不固步自封,不以教条自居,所以古希腊文化在欧洲落地以后,开始生根发芽,生出新的枝叶,产生新陈代谢,进行对自身的部分的否定,这主要体现在哥白尼对托勒密天文学说的质疑和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伽利略、托里拆利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质疑和伽利略开启的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具体的物理学观念被推翻了,但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大量科学方法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哲学精神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了。
为什么古希腊是现代文明的源头,下面的这个简单图示显示了人类主流文明的走向和过程:
古希腊是古代多个文明的汇聚点,又是近现代文明的生成点。希腊化时代的文明已经具有了近代文明的特征,它既是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又是近代文明的一部分。阿拉伯文明主要起了一个挖掘和传递的作用,自身产生的文明不是很多。东方的中华文明主要是自生的文明(但不排除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渊源关系),在东方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跟“古希腊 欧洲”这条文明路线相比显然不是主流,在多方面都不具优势。
公元前四世纪末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化时代应该被称为第一次希腊化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开创的,一个依靠思想方法,一个依靠武力。而这个伟大的时代恰恰是以这两个人的离世来开始的。这是古希腊文明的第一次传播与发展,它的地域范围仅限于地中海周边亚历山大帝国曾经覆盖的地区。始于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则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彻底改变整个人类的第二次希腊化时代,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类实际上都已进入了第二次希腊化时代。第二次希腊时代跟第一次希腊化时代一样,也是以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现和传播来开启的。
第二次希腊化时代可以分为两大波段:第一个大波是十四、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和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第二个大波是十七至二十世纪的西学东渐。实际上早在1607年,科学革命刚刚萌发、在欧洲尚未产生普遍影响力的伽利略时代,徐光启和利玛窦就完成了《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同一时期李之藻和葡萄牙人傅汛际翻译了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国人接触古希腊文明不能说太晚。四百年过去了,西方人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建立起一座又一座理论大厦,提出了一系列的定律、定理和公式,创造出无数个科学技术发明,在政治和经济上建立起不断完善的法律、政体、管理、贸易体系,把人类文明从低矮小丘推上了高山之巅,而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第二大波的“东渐”当中。
有人说在人类近代史上西方文明向东方世界的传播是基督教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入侵。这些人似乎没有看到基督教作为宗教在近代史上是衰落的,与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相伴随的是对基督教的反思和批判,实际上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是以对基督教的反思和批判为基础、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本质是古希腊文明的复兴,是欧洲的希腊化运动。西方文明向东方世界的传播是古希腊文明和近现代欧洲文明(而不是基督教文明)向东方世界的传播,是全球性的希腊化运动,而基督教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性的希腊化运动起了一个载体的作用,当然它也以其自身的开明和努力在这一场希腊化运动中分得了一杯羹。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入基督教社会以后,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融进了基督教的教义;牛顿理论问世之后,基督教界也承认了万有引力。早在一百年前基督教思想界就已接受了进化论。英国科学史学家丹皮尔说:“宗教家明白了,一套刻板、完备、一劳永逸地传给圣徒的教义,很容易在历史上的发现的冲击下陷于紊乱,于是他们就采取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教的观念也在进化之中,上帝在不断地向世人启示,在一定的时候,才有至高无上的表露,但从来没有停止向世人解释神的旨意。”(丹皮尔:《科学史》第41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对待科学,基督教徒们不仅仅能够接受,甚至还能够参与到科学研究当中去,在生物学史上其贡献不亚于达尔文的奥地利生物学家、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基督徒,他是奥古斯丁教派僧侣,25岁成为修道院的神父,46岁升任院长(值得一提的是,孟德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民科”,他的伟大发现之所以在最需要这个发现的那个时代被冷落了34年之久,主要是因为他所信任的著名植物学家内格里对他的刻意打压所致,而非受到宗教的刁难)。宗教都能与时俱进,都能跟着科学的步子走,而有些哲学家却还不如基督教那样地务实和开明,当他们感觉跟不上科学的步子的时候,就干脆割断跟科学的联系,把哲学跟科学、跟现实世界孤立开来。与这些哲学家相类似的还有衷情于所谓“国学”和古代神秘主义思想的国粹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