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声自远

  ——记我的外高祖书法家张伯英

  南师大附中 郑茗心

  姑姑从老年大学书法班“下课”，带回来一张书法“拓片”，两条幅上写着“高人洗梧树”“君子爱莲花”，落款是“张伯英”。姑姑在临帖学“祖”。

  张伯英是我曾祖母张慈慧的父亲，我的外高祖。爸爸的藏书中，不少与这位先祖有关。《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张伯英卷》载文盛誉他是“20世纪书法一代宗师”“彭城书派的滥觞”。

  翻开徐州史志可知，从先祖伯英公的八世祖开始，就满门精英，一脉袭承。或因武举，累官至清总兵、副将；或以倡建徐州州学宫文华传世。门鼎族望，给了先祖伯英公良好的家教莨苑和成才环境。16岁即入云龙书院，为清丙戌探花、云龙书院掌门冯煦门下最年少的后起之秀。1902年与其叔张云生赴金陵应试，叔侄同科中举，传为佳话。其后，先后在徐州、南京开馆授徒。1924年升任北洋临时政府副秘书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伯英公引退，在荣宝斋以字谋生。1949年在贫病中逝于北京神武门烟袋斜街北官坊口家中。 

  先祖伯英公祖父、父皆善书。公幼承庭训，10岁时初效嘉庆朝著名书家郭尚先笔势，又临颜真卿、二王及宋元群帖，会于心中，融于笔底。18岁随祖父赴金陵，受包世臣《艺舟双楫》影响，开始研习魏碑《龙门二十品》《张玄墓志》，以帖笔写碑，纳碑入帖。故其字根柢魏碑，参以苏、黄，而自成一家。弱冠时书法已引书界惊异，称“书体独创”“前所未有”。后远寻师学，孜孜磨砺，终成近代书法、金石大家。中央美院副院长刘勃舒称赞伯英公“其书用笔方圆兼备，古拙自然，有夺人之效应。深厚功力出之于传统，行之于独创。遂以彭城书体名于当世，为彭城书派接武前贤之盟主”。

  清末民初，伯英公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民国书法四大家。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书名就是由孙中山、蔡元培和伯英公题署的。当年平津京（南京）沪一带市招匾额多为公书，琉璃厂三大书社之一的“富晋书社”的匾额、北京前门大栅栏“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西大街“观复斋”、东大街“墨缘阁”牌匾，皆为公书，至今高悬门前。天津巨商常子萱曾将先生所书“永宝斋”带到台湾至今仍存。现存于陶然亭公园慈悲庵中的《都门纪胜碑》也是先祖伯英公撰写，全碑210字，每字有茶碗口大小，字体飘逸雄厚、布局错落有致，令人目不暇给。

  作为书坛巨擘,伯英公热心奖掖后学，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书法理论家冯亦吾等都曾亲受先生聆教。启功晚年忆起伯英公曾深情写道：“先生仙逝已50余年，追忆教言，尤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先祖伯英公殁后，齐白石有悼诗曰“写作妙如神，前生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都体现出一代书苑大家对伯英公的毕生景仰。

  我的先祖张伯英离世近70年了。他开创的彭城书体和彭城书派，后继有人。孙鸿啸、沙石生、郑斯立、孙茂才等一大批书家，追摹伯英公，成为彭城书派知名传人，彭城书体已成为书坛一朵奇葩为书苑增辉。

  姑姑说，她曾梦见先祖伯英公亲临课堂讲习彭城书派技法。梦自难真，只愿先祖伯英公开创的书体艺术能源远流长，馨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