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祖籍浙江绍兴，明代迁居徐州东南张集,出生于徐州三堡榆庄，兄弟四人(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江苏省铜山县人。光绪时进士。少负异才。
先祖张胆(字伯量)为崇祯六年(1633年)的武举人。史可法镇守淮阳，授张胆为归德府(商丘)城守参军。清代康熙年间，张胆累官至督标总兵、副将。1654年张胆解甲归田，曾捐资26000两白银修造了徐州荆山桥。张胆的胞侄张竹坡乃评点《金瓶梅》的小说评论家。张氏诗书继世，斯文一脉相承。
更承其祖张达，其父张仁广(字溥原)，纳赀为通判，居河南达30年。仁广善词章，尤喜书法，手不释管。伯英幼承庭训，弱冠时诗文、书法已崭露头角，伯英与其叔张从仁(字云生)年龄相若，幼年时一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受业于徐葵南先生，与其子徐树铮(字又铮)为同窗好友。塾师张永传教导，又跟随其外叔祖陈逊齐研习书画，后师从徐南葵，桂中行，冯煦等。
1887年，金坛冯煦(清丙戌探花，翰林院编修)，应徐州知府桂履真(字中行)之聘，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伯英时年17岁，遂为冯煦入室弟子，受益匪浅，被誉为后起之秀。
1902年清廷补行“庚子辛丑恩科”考试，张伯英与张云生赴金陵应试，叔侄同科中举，传为佳话。是年，张氏叔侄为维持家计，开馆授徒，桂中行知府召伯英来彭城，假馆舍(徐州府学)，常于槐下读书。
1911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铁路局，与徐树铮同寓，伯英曾南游广州，复返南京，设馆数年而北上。
1914年，段祺瑞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遂聘张伯英为秘书。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张伯英任副秘书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张伯英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毅然引退，从此再不涉足政坛。而开始了鬻字治印的书画金石生涯。以艺术劳动谋求衣食。1949年，在贫病中逝于北京“小来禽馆”中。
张伯英定居北京神武门烟袋斜街北官坊口，书斋号为“小来禽馆。”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精于识帖，辑有《来禽馆帖》10卷。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等语，又追慕邢侗，故称小来禽馆。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为张伯英所珍藏者，卷首有“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
日军占领北京后，张伯英隐居不出，保持了民族气节，日本人曾以10万银元购买《十七帖》，张伯英视若粪土，坚决拒绝。张伯英晚年贫病交加，生活清苦，犹醉心于书画金石，节操高尚清雅。张伯英与海内名家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张学良、林琴南、齐白石、容庚等交往密切，且以精于品鉴金石书画闻名于京津。
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就是孙中山、蔡元培和张伯英题署书名的。张伯英以行楷最有成就，亦擅篆隶。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庄、方圆兼备，既宽博雄放又紧凑严密，内多劲力。行楷朴实秀逸，古拙自然。张伯英用笔万毫齐力，圆满峻发，点画所到之处，极具朝揖相让之法。笔笔中实，字字气满，凝重含蓄，不泥于古，不媚于今，富于创新精神。用笔能任情挥洒，意度自为高远。张伯英极擅书写碑志，数百字大楷不用划线，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而分行布白、范围大小莫不恰到好处。
且张伯英能诗善文，风格清新俊逸。其诗七言居多，内容颇广泛。晚年思念故乡之情甚切，诗中多乡愁离绪。代表作有五言诗《如汉云九日登云龙山韵》、七言诗《和汉云山楼共话》、《又中秋》，诗中洋溢着真挚感情，一片至诚。
张伯英对故乡的深切眷念之情，不仅倾注于诗文中，还表现在对乡邑文献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刊布的工作中。徐州博物馆藏阎尔梅的行书七绝条幅，即为张伯英收藏并由其后人捐献的珍品。
伯英留心乡邑文献，搜集最勤苦。最为人所称道者，乃是刊印《徐州续诗征》。早在清末，徐州知府桂中行曾编印《徐州诗征》。该书成书匆促，颇有遗珠之憾。张伯英于1929年暮春始编，至1935年夏末刊印发行。5年辛劳成疾，偃卧病榻经岁不起。
张伯英不仅是书法家，而且是博古通今的学者。他能诗擅文，其诗文清新俊逸，学养深湛，卷帙浩繁的《黑龙江志稿》即由伯英主编。1929年黑龙江省长万福鳞聘请张伯英为修志局长，张伯英邀请张从仁、徐东侨、杨秉彝等铜山同乡与黑省人士共襄是举。越3年省志编成，自上古至清末莫不详备，全书62卷，约140万余字。
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早年从颜体入手，再学魏碑，卓然成家。明清以来徐州书法界人才辈出，形成彭城书派。彭城书派素来以北碑为宗，方劲古拙，蔚为风尚。张伯英秉承彭城书派传统，又植根汉魂而化以苏、黄，笔力凝重，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正而有洒脱之致，用笔方圆兼备，宽博雄放，紧凑严密。行书朴质秀逸，古拙自然，有夺人之效应。行草书亦能见其刚劲风骨。深厚功力出之于传统，行之于独创。遂以彭城书体名于当世，为彭城书派接武前贤之盟主。后又受康有为、包世臣等金石学派的影响，精习《张玄墓志》等北碑，骨格自然超凡拔群，“笔阵曾教淮海惊”。
其又精于碑帖评鉴，曾仿《四库提要》体例著有《法帖提要》七卷。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帖刻512 种，详细分析论及了各家书法流派的优点与不足，为我国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性耿介，重操守，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贡献颇多，为时人所敬重。
一时，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伯英书法矫然突出，引人注目，为世人称赞。清末民初，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至今，北京前门大栅栏“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西大街“观复斋”、东大街“墨缘阁”的牌匾，皆为伯英所书，依然高悬门前。
先生一生正直，颇有节行。他不屑于和封建军阀同流合污，抛弃官位，卖字卖文为生。北平沦陷后，他隐居不出。并屡次致书当时任徐州伪市长的叔父张云生莫做伪事。先生与清末遗老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等过从甚密，但却力主共和，反对复辟。他晚年怀着改良主义的理想而不得伸展。此外，他还与于右任先生、张学良将军及齐白石等私交深厚。张伯英尤为奖掖后学，书画界人不少都曾受其教益。
张伯英殁后，齐白石曾有诗赞之云：“写作妙如神，前生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足见其书法造诣之深。影响及今，后学甚，启功撰文回忆张伯英时写到：“先生仙逝已50余年，追忆教言，尤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可见，得其真髓且归纳、综合、升华其特色者，代不乏人。开创了“彭城书派”。
启功评语
张伯英先生字少甫，亦作勺圃，江苏省铜山县县望族。早岁贡于乡，中年已入民国，为徐树铮将军延为西北边防军编辑处某职。徐将军擅笔墨，文好桐城，书拟北碑，此亦当时所尚者。勺翁文笔流畅，公余临六朝碑版。功闻于勺翁第三子，时居张宅厢房，告功曰：勺翁中年临《龙门二十品》最多，翁之男女公子屡请择一本影印以示后学，以见临写之勤苦。并言临本用“元书纸”，每本扎成一卷，俱置老人之床下，直满空处。男女公子欲抽出为选印底本而不得见许。
勺翁尤好六朝墓志，每得拓本一幅，必手临一再。前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影印勺翁书迹选本一大册，其中即印所临墓志若干幅。只见印本，竟不知是墓志原拓抑为临本。足见临帖之时，手眼精到，所谓“一丝不苟”，非谓石上刀痕，盖为写者朱书之命意与刻者刀刃之存真，与夫临者之全神所聚；不仅在拓本之黑白阴阳，而在摄取石上书家脑之所思，腕之起落，聚而为拓本上之字迹刚柔开合，使今日观者眼中所见之临本不啻与干百年前书者笔下意中俱与观者对语也。如此境界，始是临学碑版之优秀结果。今观勺翁之书，行书中自有刚健之骨，真书中自有生动之趣，此勺翁之书之所以为妙也。
功每登堂求教，常恐勺翁指教劳神，即申纸求老人挥毫示范，以节语言之劳，藉瞻用笔之法。而先生却检示案头新收之帖，曰此某本，此某拓，其异同何在，优劣何在。功于石刻拓本素日只观点划结构，而未尝留意其刻工刀法与夫纸墨时代，其意之所钟，偏于笔锋墨韵，故临摹赏玩常在唐人墨迹。故所收集赏玩虽敦煌之碎纸零篇，亦必什袭观摩，足以所收碑版拓本每为行家笑其为翻刻。一日，以所临唐写佛经呈勺翁，而蒙老人鼓励，继以所临日本所传智永千文影印之原本呈勺翁，此为原本易主后之最新印本，勺翁见而大惊，曰：“此六朝人之墨迹也，子何从得之?”数日后以新得之精印本上呈，老人大喜，功亦大喜。盖老人所喜在得见六朝人之墨迹，而功所喜在曩日以为老人多临石刻必以真迹为河汉，庸讵知在勺翁目下手中之石刻拓本并非尽为昔人之枯骨，实是栩栩然之金字塔中之木乃伊也。
平日所知勺翁喜古碑刻必等闲以待明清户名家之迹，继闻于勺翁门婿屠君质甫，言勺翁于明之董香光、清之刘石庵，非徒珍重，且常收购什袭。盖汉字自篆隶草真以下字形虽有差异，而木杆兔毫之笔，右手执以书之，则古今固无异也。真知书者，又何用其轩轾哉！
自古读书人，莫不以收藏著名版本相矜尚，古书中字句异同、篇目多少，固古版有时固是学术所关之根本，有时则是无关紧要处。清代黄荛圃成了古书版本的专家，事实上真关文史的考证、判断的问题，却不见他有什么比较和发现。而勺圃先生于所收所见的古刻，古拓，通过评论、题跋、考证、题咏，文章等种种不同文体，充分阐释了老人的独到见解。即如《阅帖杂咏》，数十年来，若干传抄本中有诗章多少之异，此固由老人随手增改所致，亦或由稿本之藏者先后所致，因而得知老人在稿纸，信笺，笔砚交游之种种不同，以致稿本之多少遂现异同。今想此集所刊，在老人身后，藏者又是老人之内外子孙，恐今后即有断简遗篇之发现，亦如殷本、金石之罕遇矣。至于勺翁晚年，以法书易米，遗墨流传更难胜计，后之藏家续有搜集、影印之举，则远易于金石刻拓，此我辈后学之眼福，可为预卜者矣。又勺翁曾得明人张正蒙跋之《馆本十七帖》(今在上海图书馆)及唐摹王右军《此事帖》(今在北京文博研究所)，曾影印为《右军书范》，流传甚多，今后重印流传，将更为易事矣。
“文革”运动中，公所藏文物每遭遗弃。一日晤勺翁之内外文孙张君济和、屠君式潘询勺翁手稿，乃知俱为勺翁之孙辈所宝。今经二君汇辑，交河北教育出版社为之排印，命功撰“读后之记”。惜功自公自二00年三年终岁抱病，艰于执笔。二00四年疾有略愈，谨为属草，所记容有失误，幸张，屠二君惠为改削！
公元二00四年三月，后学启功谨识 张伯英的帖跋研究思想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江苏铜山人，善书法，喜藏金石拓本，尤精碑帖鉴赏。如吴元真先生在《校点〈张伯英碑帖论稿〉记文》中所述：“张伯英是这一时期（按：清末民国）帖学研究的佼佼者，他对帖本的书法艺术价值和版本沿革，以及真伪的鉴别乃至帖本的递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以评论、考证、题记、书跋、诗文等各种形式表述在先生的手稿内。可以说对帖本的鉴定评骘之学发展到张伯英所在时代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先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堪称翘楚。以后帖学研究者多引用先生的研究成果，如容庚等着名学者从中受益匪浅。”
实事求是可以说是进行一切科学文化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张伯英在《说帖》中提出了《三希堂法帖》的诸多伪迹之后说：“今非有意指摘先民，考古当实事求是，不容稍牵就，故为一一指出以祛观者之惑。”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严谨态度。或许有人认为实事求是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研究者一般都能遵守。但是在刻帖考论这种赏鉴性质的研究中，有一些因素让我们很容易偏离了这个原则，尽管这可能不是我们主观故意的。
名家题跋是我们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难以逾越的一大关。这些题跋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和意见，又阻拦着我们去突破成见，寻求真实。我们在研究刻帖时，尤其是相距时代较远的刻帖，很容易感觉到无从下手，似乎不可捉摸。这时若有先人的议论、评价在，我们往往会因循其旧。偶有以自己熟悉知识而产生意见相左的地方，又往往以前人所居时代较刻帖为近，或者囿于前人在书史上的突出地位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但实际情况是，先人留下的论帖文字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都以事实为据或者说都能准确无误。翁方纲、张廷济是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和鉴赏家，在碑帖鉴定上卓有成就，为世人所公认。张伯英在跋《黄庭十三行合装本》时说：“此为伪宝晋斋帖之二种，根庵殿撰云是徽拓。明时吴用卿辈刻帖，徽人工此者多，遂成一时风气，如近时潍人之精拓古器也。宝晋无真本，余于乐毅帖后己详言之……鉴帖不能专凭纸墨，仿宋精拓可以乱真者众矣。先辈翁苏斋、张叔未均称具眼，其误以近刻为宋拓，翻本为原石者不一而足。吾于鉴帖必旁征博考，不以名流题跋为重。徐森玉谓予藏物无一伪，盖不以耳代目也。”但是能如张伯英者，又有多少？同样在他的跋文中提到“帖有翁覃溪、张叔未题跋者皆争购之，不问其帖之优劣真伪。世人以耳代目良可笑也。此十三行乃翻本，因有张题遂索重价，一笑还之。”张伯英跋《停云馆帖》中记载世人追捧有名家题跋之帖的状况：
人情喜远而轻近，帖肆以停云小楷割裂重装，变其格式，钤以伪印，饰为宋拓。则素号通人以赏鉴自命者极口称赞，谓如何非后世刻手所能；实则称赞之人即平日鄙薄停云，诋为板滞、为枯燥者也。一经名流题跋定为宋拓，好事家即不惜重资购藏，奉为秘宝。实则同一停云，真者转无人过问，事之不平大率类此。
我们不见得会去追捧，但这种“追捧者”的心态却是很容易占据我们的内心。不止我们如此，古之名流亦有如此者。孙承泽、王铎，一精收藏鉴赏，一在书坛盛极一时，仍难逃离此种心态。“天马赋为伪书之佳者。王肯堂曰，谓此非真，皆寡陋之流。于是孙退谷、王觉斯皆不敢持异议。”张伯英遂辨此帖曰：“予审其决非米笔，宁自居寡陋，下能盲从也。鉴古无真识，鲜不谬误，以伪为真，以真为伪，其误相等，无有高下。此三十二通佳劣不等，既伪矣亦不能以书佳而曲为之恕。自信所指摘者，无苛刻，亦无遗漏，愿以质之嗜米书者。”又补曰：“米书似纵恣而笔皆中正，此赋纯以偏侧取态，而力量不足，随在皆显露。学米如吴琚、王庭筠等所不屑为，海岳安得有此？孙退谷、王觉斯因肯堂所审定，不敢有异议，故详辨之。”
如此一来，我们该如何面对名家题跋和前人着述呢？这着实是个难以量化的火候问题，信又不可尽信。对刻帖的赏鉴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和思路，一种是实证派，对刻帖的来龙去脉、帖本的细节特征、所牵涉的人物事件年代关系等等通过史实记载进行比对，从而判定帖的真伪优劣，另一种是品鉴派，主要通过对作品欣赏的直观感受与所见墨迹或这位书家的整体印象进行比照，从而给出结论。从这些着述的源头宋代论着来看，前一种以黄伯思《法帖刊误》为代表，后一种以米芾《跋秘阁法帖》为代表。孙承泽曾言“米元章黄长睿辨其真伪各卷条刻甚详，累数千言，见之法帖刊误。余以两家之言亦有好奇过当者，而米老尤不足为凭也。”[8]这正说明这两种类型的文字，我们利用起来要有不同的方法和态度。考证式的着述往往本身就是列举了诸多的论据，这些文字虽然烦琐，但是我们能够顺着作者线索逐一比对，以判定它的真实性。但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这些考据虽然切实可依，但是有些考据点是可再造的，作伪者往往可以依据这些记载将考据一一反映在帖本上，这就使其失去了区别意义。品赏式的着述往往简洁，文字多是作者对作品形态的感受，这种通过眼力的判断往往让人觉得虚无缥缈，难以抓实。它的准确性也较难判定。所以我们对这种文字的利用要更加小心谨慎。这种判定有它的优势，因为神韵的东西是很难复制的，正如张伯英审定《清芬阁米帖》中米芾作品时所举的例子：
予审定此帖，某君曰：“子岂亲见米老秉笔，而悬断其真伪，自谓无失，于何证之?”予曰：“今有一人着我之冠服，学我举止言笑，持我名剌诣君，君便以为我耶?”闻者大笑。书不同，如其面，形貌虽可摹仿，其性情骨格各禀天资，丝毫莫可假借。予于古书真伪未必尽识，若苏、黄、米三家不论墨迹石刻，一见可以断定，正如日与其人相处，冒名顶替，无所施其技，欲掩饰不得也。
名流题跋不可信有这样的几种情况，一是本来题跋者对相关问题就似是而非或者考察有疏漏，如上述王肯堂跋自刻《郁冈斋法帖》第十卷米芾《天马赋》云：“谓此非真，皆寡陋之流，”张伯英称其“鉴古应虚心以求是，乃作此傲慢语，欲杜阅者之口，可谓谬极。”再者，题跋乃是迫于送赏者的需求而题，一些帖肆将收购的帖本送来请名家鉴赏，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知道帖本的真伪，而是想借此得到名家题跋，这样帖本的价值可以连升数倍，往往大收藏家与帖肆的关系交好，在题跋时语言往往有所保留和顾忌，所以其内容可能不是作者本意，这种因人而誉的应酬之辞我们更应多加辨别。董其昌为一代书坛领袖，其为帖贾跋帖被张伯英揭露：“右军《盛情》、《快雨》等帖摹自《昇元》，《昇元》有香光题署云：‘升元帖南唐搨，快雪所摹。’《盛情帖》同此，体势偏软，与《快雨》等书皆疑宋临，决非南唐古刻。香光亦为帖贾绐（按：欺诈、哄骗之意）耳。”
我们在坚持以考证为信、勿轻信名流论断的同时，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走入疑古的封闭怪圈，甚至是故意要巧立名目、标新立异，借以显示自我价值。姚鼐《惜抱轩法帖题跋》考述綦详、论证有据，多为张伯英所赏。同时张伯英也对姚鼐的敢于直视一切先贤论断，唯以自我考证为信的态度提出了委婉地商榷：“姚惜翁考证法帖有出米、黄二家外者，非惟远胜虚舟也，然考证虽优，鉴别则疏。论古当实事求是，非与前人立异也。”这不是在说姚鼐故意与前人不同，而是给我们沿着姚鼐考据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提出了很好的规诫。张伯英“红对子”中的故事
刘勇先
我收藏一副张伯英的行楷七言红宣纸对子(我老家离张伯英家乡不远，老百姓称对联为对子)，单联纵137厘米，宽34厘米。上联是“试碾露芽烹白雪”，下联是“请君章草赋黄楼”。下联中部左边落款：张伯英，下钤“勺圃”、“张伯英印”红、白文联珠印。
这是清末的张伯英(明代还有一个张伯英)，他生于同治10年7月24日(1871)，卒于1949年，享年78岁。字勺圃，又字少博，号云龙山民、东崖老人。江苏省铜山县榆庄人(现归徐州市)。清宣统2年(1910)在京供职，官七品。辛亥革命后，在北洋国务秘书厅任执政秘书，1925年(民国14年)辞职回家乡。他富于收藏，精鉴赏；工书，擅魏碑，遒劲，名重其时。
这副对联中引用的是苏轼的两句七言诗。上联一句中的“露芽”，为当时江苏江宁方山出的一种名茶。用洁净的雪水煮上香茗，款待作赋的贵客，惬意万千。下联一句中的“黄楼”还有一段故事。宋神宗(赵顼)熙宁9年(1076)，苏轼奉命从密州(今山东高密)调任山西河中府任职。还未去上任，苏轼于熙宁10年2月10日在去宋都城汴京(开封)的路上，和来接的弟弟苏辙相遇，得知朝廷又改任他为徐州太守。苏轼到任三个月后的8月21日，黄河在澶渊(今河南濮阳附近)决口，大水逼临徐州城下。苏轼不惊慌，昼夜带领民众和军队加高堤防抗洪。坚持45天，大水才退去，徐州安然无恙。苏轼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得到朝廷批准，修筑加固徐州城堤防，并于是年9月9日在徐州东门修筑起一座木石结构的镇水城楼，高100尺。古代认为黄色为土，土能克水，故起名为“黄楼”。秦观、苏辙、刘攽等名士都作有《黄楼赋》。
张伯英的书法作品为收藏家所认同和重视。1995年深圳动产拍卖行上拍他一件书法条幅，2000年4月香港佳士得上拍他的楷书四条屏，2001年6月天津文物上拍他一幅行楷横披，2002年1月中贸圣佳上拍他的行楷手卷，2005年秋上海上拍他的行楷四条屏。张伯英书法作品屡屡上拍，说明他的书法作品被收藏家和书法爱好者所喜欢。张伯英与王羲之二帖
张志欣
前几年，民国著名书法家、收藏鉴赏家张伯英先生的后人赠我一部台湾1978年复印出版的《右军书范》，线装，于右任先生书签，内收张伯英先生旧藏东晋王羲之的《此事帖》《十七帖》和包世臣的《十七帖疏证稿》。再翻此书时不由想起了伯英先生赏鉴、购藏、影印出版王帖的故事。 张伯英博学好古，尤其于书法、金石、字帖的赏鉴造诣极深，在当时即以鉴赏和收藏名贯京师。清末民初，世值动乱，国之宝物流于民间、厂肆甚多，张伯英则极力购藏保护之。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伯英先生当年购藏王羲之的《此事帖》和《十七帖》。
《此事帖》三行二十字，曾刻入《郁冈斋帖》和《经训堂帖》等，钤有金章宗“明昌御览”等数印暨黄庭坚、黄伯思诸家的观款，明吴宽题跋：“右军此帖所存仅二十字，亦盖尝入金源御府，章宗数印犹灿然楮墨间，签题亦其手笔，信可宝也。”明陈绎也说：“右军《此事帖》三行，笔如游龙，所谓笔书也。”大家知道，书圣王羲之的书法， 自唐之后，片纸只字无存，我们也只有从唐人的摹刻勾填中去领略他书法的风采了，此帖则为唐代的摹本，舒展大方，行笔流便，雍容酣畅，欹侧萧散，真瑰宝也。《十七帖》更是宝中之宝。王羲之的代表作，历来推《集字圣教序》《兰亭序》和《十七帖》，世无异论。《十七帖》集王羲之尺牍二十九种，多为致蜀地益州刺史周抚者，源远且正，为王书中最为可信者，其书法精绝，历来奉为草书圭臬，是各代习写草书的范本。唐代的张彦远、宋代的黄伯思都把《十七帖》称之为“逸少书中之龙”。朱熹也说：“《十七帖》玩其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为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者。”明方孝孺更是盛赞：“此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园劲于浮动，其起止屈折，如天道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
《十七帖》历来刻本甚多，不下百种，张伯英所得原藏内府，民国六年(1917年)流出，张伯英慧眼识宝，购之于北京隆福寺书肆。此帖末载跋语“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二十字，跋语上方大书一个“”字，此乃唐太宗从王书尺牍选取优者，宸笔助学，颁布天下而写的，由此更可知《十七帖》之珍。启功先生感慨地说：“如此枣本初拓，不遇勺翁真鉴，山阴面目，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张伯英的父亲张仁广也颇具鉴赏力，他到北京见到此帖后，大为赏爱，日夕展玩，遂作赞语，亦深有见地，特录之：“荡天门，跳龙卧虎，赫矣有唐，冠其书府，举世宗传，兰亭定武，我疑晚出，依托非古，百三十行，以贻周抚，山阴几，千龄犹睹，传摹逾千，莫此本伍，升元淳化，尔所孳乳，翰墨之皇，法帖之祖。”赞后又跋之：“《十七帖》经褚河南审定右军第一奇迹，而佳刻独少，《郁冈》《来禽》所摹勒皆魏道辅本，其文不全，书亦佻薄，包慎伯入多尖锋出多挫锋，转折僵削之评当矣。但真馆本不尔，惜慎翁不曾见。近世所传，以 姜苇间本最古，犹在此下，是吴文定故物，张子明跋语致佳，亦胜姜本诸题。儿子伯英得之，晴窗展阅，老眼为明，病不能书者七年矣，为之赞，命伯英录附卷后，戊午三月六日铜山张仁广识。”因为大家对张仁广先生知之不多，故将全文录出，以彰先生之名。
张伯英在得到《十七帖》后的七年，又收到清代名家包世臣《十七帖疏证》的手稿，遂于1927年将逸少二帖附倦翁乎稿结集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书名《右军书范》。将两件国宝呈于世人。后因世事变迁，战火连绵，这书存世就不多了。1949年，伯英先生孙张如禾回北京结婚，将一册赠与同事贺湘俊，后来张如禾和贺湘俊都去了台湾，此时贺手中的《右军书范》已成孤本。贺湘俊在得知张如禾已失存其书时，便将此本又原璧奉还，张如禾于1978年复印出版，并请国民党元老大书家于右任先生题签，至此伯英先生之愿又得偿矣。 张伯英能于民间得识书圣二帖，偶然的原因不无存在，但决定的因素是其学识和鉴赏能力。启功先生在《张伯英书法集》的序言中就说：“物聚所好，前贤早有明言，法书名拓，每聚于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因缘又其次也。”张伯英家学渊源，18岁就考中举人，自1914年起任北京政府陆军部秘书、将军府秘书、国务院秘书厅帮办，1924年任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但张伯英个性耿介，书生意气，到处所见军阀割据，政客虞诈，民不聊生，到1926年又遇“三一八”惨案发生，于是愤而辞职，专事书法、著述，主纂《黑龙江通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陷落，敌伪要人王克敏乃屡邀先生就任伪职，先生皆坚拒之，矢志名节，穷且益坚，闭门谢客，读书墨耕，可见高风亮节。 张伯英收藏法书名拓的真鉴，还在于他对书法的理解和实践。先生早岁正书学颜鲁公，草书习王铎，18岁得包安吴《艺舟双楫》，而改习北碑，终身不辍。先生虽以北碑为主，并没有扬碑抑帖的偏颇。他的传世作品以行楷为主，根植汉魏，化以苏黄，气脉贯通，方圆并用，不落窠臼，他的楷书功力尤深，北魏唐楷冶为一炉，最为时人所重。关于他的书法，启功先生尤有中的之评：“点画沉着，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始警勺翁于书艺之功，如熔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矣。”启功先生还向我们讲述过勺甫先生书法的故事：当年张伯英每日用元书纸，临写龙门造像之精品，书写若干则札为一束，然后放置床下，友人建议去卖，他坚持不可。后来北邙魏志出土很多，精美又过于龙门，张伯英又终日摹写，因为他书碑之名远播，就有不少人求写墓志，因此，市场上也就有了先生所书墓志的拓本。年轻的启功先生于厂肆见到，开始刚见一角，还以为是新出的墓志，到展开看到款字，才知道是先生所书，启功先生赞叹：“可见北朝书家的八法之妙，已融于先生指间矣。”正是由于先生对书艺的精熟和学识的广博，其沙里淘金，厂肆得宝，才成为必然中之偶然，而成如此一段胜缘，成就如此一大功德。遥望张伯英
文·徐 明
上
找到榆庄并不难，出徐州往南大约20公里就是，路还相当顺。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张伯英在村中的住处，已是无迹可寻。
那还是2005年的2月4日，此时离春节还有5天。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乡间道路上却是人来车往，村民们有的在购办年货，有的在忙着清理自家院落，村头村尾已经弥漫着过年的气氛。望着灰蒙蒙的田野和错落的民居，恍惚之中一个身着黑色长棉袍的高瘦身影，在我的想象中行走其间。
找到好几位看上去年龄较大的村民去打听，却无人能说出张伯英先生的故居在村中何处。倒是一位中年汉子指着远处村边的一个小院，说那里住着张伯英的一位侄孙。一问果然，这位名叫张福和的老人已经70多岁了。他说张伯英是老大，他的爷爷是老三，名叫张叔庚。这没错，张伯英弟兄四人，伯仲叔季排下来，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
“没有了，早就没有了。”听到我问起张伯英当年的居所，张福和在凛冽的风中大摇其头。
“怎么没见过？见过！大高个，留个八字胡。”在另一个院落，已经是80多岁的孙鸿啸，仍然对当年的张伯英记忆深刻。“俺这地方人管张伯英叫小举人，管他亲叔叫老举人，他爷俩儿当年同岁同举（在同一年考中举人）。小时侯我家东边有个关帝庙，后来庙里的和尚没有了，改成了小学。校牌是张伯英写的‘年少小学’，我一看这字写得那么好。他（张伯英）的子侄们就对我说：‘这是大爷写的，举人！你以后就学写他的字吧。’”
就是这一句提醒，让孙鸿啸一写就是70多年。他一生摹写张伯英，却因足迹始终不曾离开过榆庄，在国内的书法界，没有达到名声显赫的地位。但行家论其笔下，已是深得张伯英书法的精髓。
因为张伯英和我曾祖父的关系，我很小就听父亲说起过张伯英的名字，但只知道他是铜山人，一位近代书法家，其他方面便不甚了了。其实张伯英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完全可以与李可染在山水画艺术上的成就相比。他们都是大师级的人物，都足以令我们每一个徐州人感到骄傲。
提起张伯英，就不能不说到徐树铮。这位比张伯英小了9岁，后来却成为民国时代呼风唤雨的著名人物，在徐州的私塾里与张伯英同窗共读，情同手足。而私塾里授课的老师，便是徐树铮的父亲徐忠清。
1913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代理国务总理、陆军部长时，徐树铮任陆军部次长，主持部务，聘张伯英为秘书。1924年，段祺瑞出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集总统、总理的大权于一身，身为段祺瑞智囊和得力助手的徐树铮又推荐张伯英任政府副秘书长。
自1914年到1926年，张伯英在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府中任职达13年之久，我想这大概是张伯英过去在徐州很少被人提起的主要原因。现在呢？现在不用说张伯英，就是段祺瑞，在他不乏劣迹的历史上，人们也终于可以说起他的“北洋军人的最后辉煌” 。“9·18”事变后，日本人冀望于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段祺瑞出面来组织华北伪政权，但他却应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之请，南下寓居上海。并面对记者对时局的提问慨然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可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瑞虽衰年，亦当免从国人之后。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按我们以往的看法，他本来是很容易迈出可耻一步的人，但在人生最后的底线上，他守住了。
民国前期，广播这种媒介在中国还处于萌芽阶段，远没有到普及的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军阀之间的联系以及文告发布，均是借助于电报来完成，需要公开的，再由报纸刊登。翻看北洋军阀时期的电文汇编，令人忍俊不禁，一群赳赳武夫，许多还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却以之乎者也的标准文言互通往来，这不用说都是由充当帮办、幕僚、秘书的读书人甚至前清遗老们来撰写。据张伯英的二儿媳张刘永淑说，张伯英先在陆军部、后在段祺瑞政府中使典书札，其文牍函电大多由他来起草。
1925年底，徐树铮被冯玉祥部将枪杀。徐死后，段祺瑞为其撰写了《陆军上将远威将军徐君神道碑》，有人认定这是段的亲笔，根据是他二人关系实在非同一般。这很有可能，而且其中说到的一些事，也只有段祺瑞才知道。但我还是以为这篇墓志铭的写作有张伯英的参与，他或是写出初稿，或是最后润色，因为文中涉及到徐树铮的家世生平和在陆军部工作时的一些情况，那么由他幼时便是同学好友，后来又成为其下属的张伯英来写，没有更合适的了。
“3·18惨案”发生之前，全国尤其是北京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这让段祺瑞十分头疼。1925年他曾下令“整顿学风，严肃纪纲”，并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感篇》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
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倘不加制裁,胡可以安良善? 郑之产曰 ：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
段祺瑞读过私塾，写文章当不在话下，但我看了不少他身边人写的回忆，没有见到谁说过他写文章的事。段有了空余时间总是在下围棋，“3·18”惨案发生那天，士兵向学生开枪时，他还在与吴清源对弈。《二感篇》的代笔者，我也怀疑是张伯英，这样说并无确实的证据，只是有那个感觉。这段话中威胁的意味是明显的，以张伯英的温和持重，他断不会说这样的话，应该是段祺瑞定下的调子。此文一出，即很受章士钊的赞赏。此时的章士钊还不是写《柳文指要》并送给毛泽东的章士钊，也不是到了晚年还应毛泽东之请，去从事统战工作并猝死香港的章士钊。这位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甲寅》杂志的主编，对待学生的态度自然与段祺瑞一致。这只要看他能同意招来30 多名悍妇，专打集会游行的女学生便可知。这段《二感篇》堆砌典故，老气横秋，读来诘屈聱牙，但它的另一面却是深通旧学的根底。张伯英是有这个根底的，章士钊也是个“老古董”，要说二人在这方面声气相通，真乃“是必有故”。
张伯英是在段祺瑞下台后紧接着提出辞职的，时间约在1926年的4月初。选择这个时间，除了因徐树铮之死和“3·18惨案”带给他的心灰意冷之外，还表明了自己要与段祺瑞共进退的一种姿态。他是由徐树铮举荐给段祺瑞的，这样做也是对亡友有一个交待。
书法理论家闵祥德认为：辞职对张伯英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不论在什么政治场合下，他永远是在做学问。他并没有抱负说在政治上有什么远大志向，还是想对人类做出一些文化方面的贡献，现在他可以专心于此了。”
张伯英是什么原因辞职今天来看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年代不缺政客，缺的是文化大师，所以，他辞职的选择真好。
当他最后一次跨出执政府的大门，离开铁狮子胡同时，他该是一种轻松的心情吧？权门一去，是非远离，了无牵挂，而在京华软尘之上，却有一缕墨香随着他的离去逐渐荡漾散开。 遥望张伯英
文·徐 明
下
我于书法是外行，字也写得不好，这要来写张伯英，感觉颇为犯难。好在还有行家，我就有机会听到闵祥德先生谈书法，获益非浅。闵先生现在南京某高校任教，是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交流中心副主任，他这样谈论张伯英：
张伯英先生是20世纪的著名书法家，一个学者型的书法家，在20世纪可以说是顶天立地的，能站得住脚的。
从碑学的角度来讲，象康有为，是提倡碑学的领袖人物。他写的东西，尽管也是碑，但是带有一些“秀”。而张伯英有自己的特色，他是真正碑帖、碑学方面的大家。写得很茁实，很踏实，而且很雄壮，那种气势出来了。所以真正的碑，主要是气势逼人。它不象帖，比较秀，你写得再雄厚，它没有碑那样稳重，那样扎实，张伯英的造诣就高在这个地方。
从书法艺术角度讲，张伯英确实是个大家，而且从现在来看，超过他的人是不多的。他的字开拓、豪放、大气磅礴，尤其是写大字，那是无人能比。他对碑的底蕴的研究是最深透的，他的书法真正体现了北方和南方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再一点，张伯英的成功在鉴赏碑帖方面，在研究碑帖时他是很严谨的。
不论对哪个帖，哪种碑，他都是真正揣摩透了之后，有了比较，才正式地落笔做出鉴定。所以这样就不会失误，这就属于高明，也就是学问在身。
我们搞书法的不懂理论，你去写字，永远是个写字匠。张伯英不是写字匠，有人评论他的字，说是千篇一律，实际不是，他是有动感的。在楷书能写到这个程度那是了不起的，如果楷书能写出动感，草书能写出静感的话，那才是真正的书法大家，张伯英在这方面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再看看另一个行家是如何评价张伯英的，在中国书法界，这可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启功。
启功在较长的时间里受到过张伯英的耳提面命，因此他对张伯英的回忆和评论，无论是人，还是书法艺术，都显得更深了一层。首先对张伯英的大字，启功也是推崇备至：
点划沉著，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始惊勺翁（张字勺圃）于书艺之功，如熔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也！
启功10岁之前，就听到过家中老人谈论张伯英。上小学时，同班有个叫白志铭的同学，其父和张伯英是非常好的朋友，从白志铭那里，启功最早听说了张伯英的书法。上面所引的话，是启功17岁时学画习书，在启蒙老师贾羲民的家中看到张伯英所书楹联时留下的印象。20岁以后，启功认识了张伯英的儿子张宇慈，就开始向他打听张伯英写字的情况，想从中得知习字的遵循之法。张宇慈讲到一件事，说他父亲中年时潜心于北碑，非常赞赏清人包世臣（慎伯）对北碑的评价，每天临摹龙门造像题记中的精品。写好成一定的厚度，就用绳扎起来，置于床下。当时张伯英书法已享大名，且摄影印刷等技术都已普及，宇慈兄妹就请求拿出一份去印刷。张伯英不许，说等我死后再说吧。在那个时候，张伯英就已经对北朝书艺谙熟于心了。
后来洛阳北邙魏志出土愈多，其书法之美，比起龙门造像题记尤有过之，张伯英又每日临摹，并以这种书法为别人书写墓志铭。他写的这些墓志铭，在当时就有了拓本。启功闲时逛书画市场，见到有的拓本纸页折叠，露出其中字迹，以为是新出的魏志。翻开一看题款，才知道是张伯英的书迹。这令他大为感叹：“北朝书家八法之妙，已融于勺翁指腕间有如此者。”
在慕名20多年之后，启功年过30岁，才有了登门求教的机会。而此时的张伯英，已是耄耋之年。启功虽意在求教，又担心其年事已高，总是稍待片刻便要告辞。张伯英每每挽留，并取来新购得的碑帖善本指示辨别之法，书艺得失之要，这令启功深为感激。2001年，89岁的启功撰文回忆张伯英时写到：“先生仙逝已50余年，追忆教言，尤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
启功先生于2004年年底，在家中接待了徐州张伯英艺术馆的客人，用他颤抖的手书写了“张伯英艺术馆”这６个已不太成样的字。如今，启功先生也已作古，这６个字大概是他最后的遗墨了。
张伯英脱离政界之后，回徐州的机会也就多了，他开始关注乡邑文献。1929年至1933年，主编完成了22卷的《徐州续诗征》。编此书时，他请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分别承担各个环节的工作，这其中也有我的曾祖父徐长恩（字惠伯）。我曾祖父做了些什么呢？张伯英在《徐州续诗征序》中有这样的记述：“编次雠校，属徐惠伯，独任其劳。六旬老友，来共几案，青灯滋味，如少年时。”
我连我爷爷都没见过，更无从去找我老爷爷核实他是如何与张伯英认识的。但细审这一段语意，似乎两人在年轻时有过一起读书的经历。我曾问起过父亲：张伯英既和你的祖父是朋友，那你见过他吗？父亲说记得在他七八岁时，有一天一个高瘦老头来到我们在户部山上的家里，曾祖父告诉父亲说这人就是张伯英。那天张伯英腋下夹着一卷纸，进门后就对我曾祖父说：“这是我写的字，让我大孙子（指我父亲）没事时照着练练。”
父亲七八岁时正是1933年前后，那正该是《徐州续诗征》杀青的时候。我无意在此事与我父亲的回忆之间强拉上联系，但从父亲这段寥寥数语的叙述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在持续数年的一项工作完成后，张伯英言谈举止中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不过父亲也说，在他记忆中，见到张伯英只有这一次。这件事是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对我说的。近年来父亲的记忆每况愈下，刚发生的事情转眼就能忘记，惟独早年间的记忆还算清晰，所以他的这段回忆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徐州续诗征序》写了编纂此书的目的和过程，以四字句为主，语言朴素文雅，叙述简练清晰。比如他写编书的动因：
岁月不居，风流销歇，其人既往，予亦衰老。读其文字，念其生平，诗征之续，所不容已。
从徐州各县征集而来的诗作，源源不断地摆到了张伯英的桌子上，当他在其中看到有自己熟悉的朋友时，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予之旧游，十及三四，声音笑貌，展卷可见，后死之责，庶其不负。
这些文字与《二感篇》里的文字相比，判若云泥，可见文章之道，发乎情性与奉命而为，写来确实是两回事。
张伯英1949年2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葬在北京香山之麓。他的墓碑上，刻着齐白石先生的题诗：
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
到明年，就是张伯英去世的60年，如今轮到我们来“读其文字，念其生平”了。闵先生说得很对，张伯英对人类的文化方面是做出了贡献的，这成了我们今天追忆他的最好的理由。
我那次乘车离开时，没忘了从后车窗又看了一眼远处逐渐隐去的榆庄。苏北平原上的村庄大都是这样，远远望去，高高的一排钻天杨将村子遮蔽着，夏季里要凭绿荫中透出的红瓦灰墙去辨认。而当时是冬季，树影稀疏，如水墨画，村庄在这其中，形成了一种浓淡的关系，一眼便可看到其方位所在。
榆庄也是如此。
（作者系徐州广播电视台主任记者，九州大学文法系副教授）张伯英艺术馆
书法作品欣赏
地域书风展版主
积分： 2150
银子： 960
书道千秋 2011-10-25 |
加为好友发送短信回复引用 80 楼
putongVid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