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科学院已不复存在。卢作孚当年募款建造的大楼，变成了陈列室，一面陈列脊柱动物标本，一面是古生物和恐龙化石。看守恐龙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翻动着报纸，有节奏的刷刷声，似乎是恐龙的奔跑。他不关心北碚的历史，因为它们与他无关。他只关心那些大洋彼岸的新闻，尽管它们似乎也与他无关。或许人们想要的终究是些谈资罢了，而历史太过沉重晦涩，已经无法再构成谈资。卢作孚的名字也已经留在石碑上。但人间已无卢作孚。卢作孚的含冤去世过早地暗示着一切的理想、一切的探索都将止步于北碚这座嘉陵江北岸的伶仃小城，这个标本已不可能再释放出预期的能量，继续影响整个中国。仅仅半个世纪后，我们已经无法将这座小城与70多年前黄炎培的溢美之词联系在一起：“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道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北碚。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此刻，连它自己的历史都变得模糊不清，杨家骆只留下《北碚志》的残篇，而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我们甚至拼凑不全一部有关历史细节的档案。这座稀释在中国地图上的小城，平静荒芜，仿佛卢作孚从来没来过。
经济对一座城市的冲击，往往先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发生，现世利益对人、对城市的塑造力，总是比任何天才艺术家的刻刀都要犀利。
制造一枚小小铜钱的难度，竟远远大于征服一座城市，营造一片地域，这个握惯了手枪的人，终究还是应付不了一把精细的手术刀，不但切除不了城市的阑尾，反而伤了自己的手指。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孔繁锦和伏羲开创了天水的两个时代。伏羲让天水甚至整个中国从蒙昧走向文明，孔繁锦则伴随着沸腾的民怨，像那头牵引着汽车的耕牛一样，将这座偏僻的边城引入现代世界。 孔繁锦的急迫成就了这座小城，也耽搁了它。如果没有他的那些果断行动和长年的横征暴敛，天水的现代化之路或许要推迟数十年；然而，如果不是他毫无经验、毫无节制的高速建造，这座城市也不会近乎病态地发展，看起来早熟而又实则弱不禁风，以至在他离开之后就骤然跌落。 在业已发生的历史面前，人们时常难以做出公正的评判，在一个注定不完美的时代，万象凋敝的民国，究竟需要一个暴虐的建造者，还是一群驯良的庸才。
对于这最后一次会面，只有来自哈锐一方的证词。孔繁锦告诉他，打算炸掉所有军火，决不能便宜张维玺。哈锐则正告他，引爆军火势必会危及全城，既然已经选择离开，何必再荼毒这座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城市呢？哈锐的意见已经很久没有被采纳过了，这一次，孔繁锦却像初见哈锐时那样，点了点头。
一百多年后，当我们回望这些曳然而止的城市实验，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何其天真，又何其悲凉。 许多乌托邦的想象对象都被迫不及待地倾倒在中国苍老的土地上，制度变革。经济振兴、教育普及、文化出版、重建信仰……它们一道构成了一幅新世界的图景长卷。 在后人看来，这幅一百多年前的图景可能极为滑稽。有时，后景是黄公望的远山，前景却是凡.高的麦田；有时则是吴道子的衣袂搭配了米开朗琪罗的头冠。 中国人先学欧洲的舰船火炮，又学日本明治维新，一面学美国分省自治，一面学德、意军国主义……胡适的态度代表了几代人的心声，“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哀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个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是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接收。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 这是他们的可悲之处，也正是他们的可敬之处。 这种博采众长的架势，当然可以让社会观念更加开放，令思想更具活力；但这种不加甄别的“拿来主义”，却未尝不是一剂“以毒攻毒”的苦药，最终成为另一场悲剧的先兆。 问题在于，他们别无选择。 他们生逢这样的时代，而他们又不远苟且沉默。 他们一度成功过。城市的每一次振兴、国家的每一次变革，都不容抹杀的证据。但一切都已逝去。 在历史叙事中，他们原本应当被书写成挑战巨人、拯救城邦的牧羊少年，通过睿智、使命感与野心，改变了时代的进程，开创了不朽的基业。只是阴差阳错之间，在后世的记忆中，他们不是被遗忘了，就是沦为同风车作战的唐吉坷德。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所幸，唐吉坷德也有唐吉坷德的荣耀，以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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