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父（五）—— 革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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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教父——日俄战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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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年，彼得大帝为了防御瑞典军队的进攻，在涅瓦河三角洲上修建了彼得保罗要塞，后来扩建成了一座城市，名为圣彼得堡。这里从1712年开始的200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俄罗斯的首都。也正是凭借这座建立在军事要塞上的城市，俄罗斯把波罗的海出海口纳入自己的版图，并在这里创建了俄罗斯第一支海军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并在圣彼得堡西侧的岛上建立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这一小岛在其后的两百多年里都是舰队总部所在地，直到二战结束后舰队总部才迁移至俄国最西边的加里宁格勒。俄国终于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了脚跟。

俄国则取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并通过迁都、移民、修筑工事等举措大力巩固这片新土地。波罗的海舰队也在短短的十多年中拥有了包括32艘战列舰在内的各种战舰共130艘，俄国接替了瑞典开始称霸波罗的海，并逐步成为了欧洲的海洋强国。

教育了瑞典人的波罗的海舰队自其建立之日起，往后一百多年时间几乎未吃过败仗，是一支让人惊恐的北欧海上力量。但是日后当这支舰队与海上强国英法正面对阵之时，则显得有些弱势，甚至是威风扫地了。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由于俄国对舰队的技术改进不够重视，导致此时波罗的海舰队还在使用帆船，而英法舰队这时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明轮船和螺旋桨船。然而，当1854年英法舰队闯入波罗的海，企图夺取喀琅施塔得，进而封锁圣彼得堡时，他们并没有如想象般轻易得逞，这完全取决于俄军对波罗的海自然环境的充分利用。深知敌不过的俄军，并没有正面硬钢，而是在喀琅施塔得附近的水域首次布设了水雷这种武器用以自保。这场战争中总共约有50多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并非直接死于战场上，而是因战地医院条件简陋，伤员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而死亡。而在英国战地医院里的一名护士，通过改善野战医院的卫生条件这一项，就大大提高了伤者的生存率，这位伟大的护士名字叫：南丁格尔。

日俄战争期间，波罗的海舰队被抽调舰只组成了太平洋分舰队，去救援远东的俄军，但历尽艰辛，航行3万公里，环绕了大半个地球后到达太平洋，却在对马海峡惨遭失败，让日本完成了皇国复兴。日俄战争的惨败动摇了俄国统治的根基，也使得波罗的海舰队成为了后来革命斗争的策源地之一，正是在对马海战中逃出来的“阿芙乐尔”号打响了十月革命的第一炮。当然这都是后话。

而眼前的1905年对于整个世界注定都是不平凡的一年，世界各大主要区域都以自己方式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前奏。

这一年，在东京赤坂区头山满提供的民宅二楼榻榻米房，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随之而来的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方向的中华民族大变革。

这一年，一位年仅26岁的专利局小职员，利用业余时间，在这一年里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物理学论文，其中包括了两篇奠定狭义相对论的论文，以及关于量子假说的论文。这位小职员就是爱因斯坦，这一年也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

这一年，对于俄国来说，丝毫没有半点好消息。整个噩梦般的1905年是从驻旅顺口的俄军投降日本开始的。

战争打响之际，俄国人并没有将亚洲蕞尔小邦日本放在眼里，内政部长甚至认为，俄国正是需要“一场小小的战争胜利，来遏制国内的革命浪潮。”谁知天不遂人愿，不但没有等来“小小的胜利”，反而等来了“大大的失败”。这场战争的失败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常年倚重发展军工产业，以用来对外扩张和掠夺，这一畸形的发展方式消耗掉了大量的国家财政的同时，而人民生活却没有丝毫改变。甚至于，国内因为发生瘟疫和饥荒导致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时，沙皇仍将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对日作战和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这种发展强硬的发展方式不止一次出现在俄国甚至以后得苏联身上，苏联的解体也曾震惊整个世界。归结一句，这些最终的结果都是给当时的人民带来的极大的痛苦，而当权者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歉意和反思。

中国有句俗话：“忘战者危，好战者亡”。一切战争最有效的注解就只有胜利，胜利者什么都是对的，失败者什么都是错的。而1905年的俄国就恰恰缺少一场胜利。战场上一个接一个的失败，沉重打击了沙皇政府的威信，导致了国内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并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和反战反征兵的示威。

身在国外的列宁密切的关注着这一切，在旅顺口的驻军投降后，他表示：“这是沙皇制度失败的前奏。”不幸被他言中了，两周后在圣彼得堡的普提洛夫工厂爆发了10万工人大罢工。在布尔什维克的主动参与下，迅速扩展为全城总罢工。

此次事件的关键人物出现了，他表面的身份是一个牧师，但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叫加邦的牧师实则是警察局的暗探。加邦牧师组织了一个拥有九千人人的“圣彼得堡俄国工厂工人大会”的工人组织，在罢工人群中以同志的身份怂恿工人们前往冬宫向沙皇和平请愿。从15世纪开始，个人或集体请愿被确立为向沙皇政府反映不满的一种方式，此时的俄国社会仍沿袭这样的传统，因此对其鼓动深信不疑。善良的人民坚信慈父一般的沙皇一定会接见他们，并倾听和满足他们的要求。

往往越是简单的伎俩越是有效。列宁曾在与经济派的论战中不止一次的告诫工人们：“不要因为眼前的面包屑就忘记自己为什么而战斗。自由是要用鲜血去换取，是要手执武器在残酷的战斗中赢得。”不幸的是这一点又被列宁言中了，警察局的卧底加邦神父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将幻象中的希望放在工人面前，而很大一部分工人正如列宁所担心的一样妥协了，天真的认为沙皇会替他们着想，并予以恩赐。当14万工人携带着妻儿老小，手举圣象和沙皇像，口中唱着祷告歌，怀揣着陈述疾苦请求恩惠的请愿书来到冬宫广场时，迎接他们的并不是他们希望见到的沙皇，而是沙皇布置下的子弹和马刀，街道和广场顿时血流成河。这一天史称“流血星期日”。

现实的残酷往往比温情的说教更能教育人，更能让人迅速觉醒。无产阶级在这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往日幻境的生活中几月几年都受不到的。这次的屠杀让那些还抱有一丝妥协性的工人们彻底觉悟了，他们抛弃了仅有的一点幻想，积极的行动起来，占据军火库，夺取武器，革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列宁虽然远离俄国，却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通过跟俄国各地党委会了解后，立即预感到直接准备武装起义的时机成熟了，他说：“革命开始了！”

革命是成功的暴动，而暴动是没有成功的革命。列宁早前就在《怎么办》中提到了人民武装起义，现在他终于要一步一步的实践它。

列宁重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论述起义的著作，钻研军事书籍，仔细研究了巷战和游击战的经验，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他不但号召准备起义，而且考虑到起义的一切技术细节，同时强调无产阶级要学习内战的艺术。他亲自对巴黎公社克吕泽烈将军论巷战的一本小册子的译文作了细心的校阅。列宁认为这本小册子很有价值，因为它具体讲解了怎样构筑街垒，怎样占领房屋井架设防，怎样使用炸弹等。列宁积极筹集资金，组织购买和运送军火到俄国去，以供应正在建立的无产阶级武装使用。

一切都在按照其理论有条不紊发展，此时列宁敏锐的发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斗争的过程做出规划。为此列宁坚定地要求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且“大会必须简单，时间必须短，人数必须少”。

1905年4月25日至5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这次大会完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9个委员会选的孟什维克没有出席。列宁指导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全部工作，积极参加各委员会的讨论，他指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的新途径，并揭露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观点。

列宁坚信起义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必由之路。他说，只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起义的胜利，因为临时革命政府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政府。他在代表大会上说：“如果专制政府真的将被推翻，那么它应当以别的政府来代替。而这个别的政府只能是临时革命政府。它的支柱只能是革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这种政府只能是专政，也就是说，它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战争的组织。”

列宁同时提醒大家，布尔什维克决不能阻止农民参加到革命中来。农民夺取地主的地产是最重要的革命行动，因为这一行动可以摧毁地主的权力。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是革命的一个动力。

孟什维克害怕革命，在他们的小册子和报纸上竭力反对组织起义，要把土地问题的解决一直拖到召集立宪会议的时候。并且反复说这个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即便革命胜利了，也应该把一切权力归为资产阶级，拒绝无产阶级参加临时政府。

至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一切革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十分尖锐明显了。

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在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列宁被任命为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主编和中央驻国外代表，该报已经替代了《火星报》的地位。

大会闭幕后，列宁和代表们一起到伦敦海格特公墓拜谒了马克思墓。在从伦敦返回日内瓦时，途经巴黎，列宁和部分代表一起参谒巴黎公社战士被枪杀的地方——贝尔-拉雪兹公墓“公社战士墙”。

“三大”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两条根本对立的策略路线，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对待1905年革命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为了全面地阐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彻底揭露和批判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策略路线，把俄国革命引向胜利，列宁撰写了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书中，列宁用新的革命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完整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策略问题，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策略基础。首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领导权。其次，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有巩固的工农联盟。第三，人民武装起义是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手段。第四，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第五，民主革命必须而又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两种策略》一书，于1905年7月底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秘密传布全俄各地。同年12月，彼得堡高等法院决定将此书销毁。但这部著作的深远影响无法封禁，它粉碎了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策略方针，鼓舞了俄国工人阶级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热情，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景。

一个能成功的革命一定是残酷的斗争和创新的理论不断相互促进不断向前滚动直到彻底成功，二者缺一不可。但深处其中的领导者往往都会不自觉的沉迷于武力，毕竟它的效果更加直接可见短期见效，从而不自觉的就忽略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这就造成了革命屡见不鲜，而胜利者却少。牺牲的价值正好是验证理论成效的试金石，同时也是团结一切彷徨者的纽带。

我不能不同意，这个世界的任何领域都是靠天才推动的，甚至于革命的领域，恰恰此时的俄国就拥有列宁。他坚定果断头脑清醒，面对纷乱的局势他敏锐的意识到俄国现在已从沉睡、闭塞和奴隶状态中苏醒，这种情形是从来没有过的。社会上的各个阶级，从工人、农民到地主和资本家，都活动起来，彼得堡、高加索、波兰、西伯利亚到处响起一片愤怒声，争取自由的斗争变成了全民斗争。

革命的思想也开始传播到了陆海军中，一部分军人站在了革命一边。6月，黑海“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黑海舰队其他军舰也升起了红旗。敖德萨黑海舰队“波将金”号铁甲舰的水兵因不堪忍受压迫和虐待而杀死军官宣布起义。列宁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中央委员会代表尤任前往指导，遗憾的是还是晚了。

要知道此时的列宁与其他俄国革命初期的大佬，如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一样，都在海外流亡。列宁每天都需要大量的详细信息，而这些只能依靠当时并不快捷的信件和报纸，同时也有大批革命者从俄国赶来向他当面汇报。列宁每天在日内瓦小小的公寓里看着地图发出指示，指挥着各地的战斗。这样的工作方式并不能称为高效，因此也会错过一些好时机。列宁因此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满意，认为他们应该更勇敢更广泛的走入斗争的前线，这才是最直接有效的领导方式。他甚至在当年秋天在一封寄回俄国的信中写到：“我希望赶快回去。”

他希望尽快准备更大规模的起义，把群众组织组装起来，转变为千上万的战斗队伍。为此，他专门成立了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战斗委员会，专门负责准备起义。列宁每次的指示都不是空泛的，都会有具体的行动步骤。这次他明确的要求：“到青年中去，到大学生中去，特别是在工人中成立战斗队。”

经过短短2个月，到当年10月份，20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上举行罢工。第二天罢工就已扩大到莫斯科的全部铁路线而且还继续蔓延着。25日，俄罗斯帝国所有的铁路，除了芬兰以外都罢了工，总罢工波及莫斯科、圣彼得堡、波尔塔瓦、库尔斯克、萨拉托夫、萨马拉及其他城市。26日，在圣彼得堡的所有工厂和作坊里举行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当夜举行了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这时，甚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开始参加工人的罢工。律师、公务人员、医生、教师等都动起来了。在彼得堡，电话局接线员和电报局报务员罢了工。在国家银行和财政部里也发生了罢工。在莫斯科，军队包围了大学，因为大学校里正在举行革命集会。在南高加索，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都爆发了工人起义。全国到处都发生了罢工者同军队的武装冲突。

总之，革命运动席卷全国。

深陷政治危机之中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了诏书，许诺实行“公民自由”和成立“有立法权”的议会——杜马。同时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合法的政治组织，其出版的报纸和宣传品第一次在街头公开散发，会议也能公开举行。对此，孟什维克又一次兴高采烈起来，高呼“革命已经完成”，列宁却清醒的指出这是沙皇以退为进的策略，而我们要争取的不是贬低沙皇政权，不是要它承认人民的权利，而是消灭这个政权，因为沙皇政权是黑帮统治俄国的政权。

时局的发展再次不幸的被列宁言重了。新诏书颁布不久，沙皇的宪兵司令，以残酷迫害革命者而臭名昭著的特列波夫下达了“不要吝惜子弹”的命令，在圣彼得堡工艺学院向群众密集射击。同时，黑帮分子也在全国各地大肆屠杀革命者，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面对血腥镇压，工农群众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更加坚决地走上了武装斗争推翻沙皇专制的道路。

在罢工中，全国普遍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农代表苏维埃。苏维埃这一群众性政治组织，成了领导罢工、准备起义的革命机关。

至此，俄国的沙皇黑帮政权开始衰落，而共产主义红色教父冉冉升起。

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促使列宁结束了5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于11月中旬，自日内瓦起程，途径斯德哥尔摩，回到彼得堡，开始直接在当地领导革命斗争。

从国外回国后的当天，列宁在姐姐弗·叶·伊万诺娃家停留了几小时，会见了中央委员克拉辛等人。当天，列宁来到“流血星期日”殉难者墓地，悼念在同沙皇斗争中牺牲的工人和群众。另外，他还到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接头地点——牙科医生尤·伊·拉甫连齐的家中，会见了安·瓦·舍尔古诺夫和利亚多夫，并邀请他们出席《新生活报》编辑部扩大会议。列宁出席了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就党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指出党应该领导苏维埃，但不能代替苏维埃，在苏维埃中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希望广大干部党员把工作真正组织起来，克服经验上的不足，避免在会议堆中乱忙一气。另外，列宁还不厌其烦地特别询问了彼得堡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工人们的要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状况、工人武装及训练战斗队的进展，等等，尤其对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如党的彼得堡委员会的成员会不会用枪、有过训练没有，以及武装的配备、炸弹如何制造、军火库的位置等。他一边问，一边作出指示。会后，列宁住在中央委员、作家鲁勉采夫的家中。他在这儿住了两个星期。

回国的第二天，列宁主持《新生活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编辑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确定了编辑部的成员，明确了办报纸的宗旨和要求。在编辑部，列宁会见了作家高尔基。高尔基曾积极地参加报纸工作，并给予报纸很大的物质支持。《新生活报》在列宁的领导下，已经替代了旧的《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承担起对布尔什维克、对党、对革命的指导的巨大作用。列宁回国前，曾给普列汉诺夫去了一封信，希望两个人会晤一下，抛开过往的分歧，一道回国去办《新生活报》，但普列汉诺夫没有同意，他明显地怀有敌意和念念不忘旧怨。

12月1日，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来到彼得堡，为保密和安全起见，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分开居住。尽管列宁随时注意更换身份证和住所，但仍避免不了暗探的盯梢和监视，险情不断。在回彼得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列宁先后变换了8次住址。12月16日，《新生活报》被沙皇政府查封。就在查封该报时，克鲁普斯卡娅正好来到编辑部门口，一位“卖报人”立即通知她“正在搜查编辑部”，克鲁普斯卡娅迅速离开了现场。

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不倦地组织群众，发展他们的战斗组织，积极领导国内的革命斗争。它坚持执行列宁的计划：组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以战胜沙皇政府。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列宁宣称农民的革命手段包括没收地主的一切地产。

斯大林是南高加索的代表，他积极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在这里，他和其他许多代表第一次遇见了列宁。多年以后，斯大林成为了苏联最高领导人，他再回忆起这次见面时，他是这么评价这位导师的：“他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抓住听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

在1905年的最后3个月里，俄国差不多有150万人起来罢工。农民反对地主的剥削，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1905年春，只在俄国17%的地区中发生了农民斗争，而到1905年11月，则已有52%的地区发生了农民斗争。千百座地主的庄园被烧毁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与农民起义动摇了沙皇制度的支柱。

此时的孟什维克依旧拒绝武装起义。他们宣称不需要为它作有组织的准备，而只有当起义自发地出现时，他们才同意承认这个起义。孟什维克的领导人马尔托夫写道：工人必须不是用武器而是用“一种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的热望”武装起来。

布尔什维克人却不管那个，列宁回国的目的就是要让革命运动再向前发展一步。

12月19日晚，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根据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发出了举行总罢工并转变为武装起义的号召。20日中午，莫斯科所有的工厂都发出了罢工的汽笛声，全部工人停止了工作。21日，18万工人在莫斯科的街道和广场上到处举行集合，并和军警发生了冲突，有的工人开始武装起来，并建立了战斗队。22日，武装起义正式开始，近8000名武装工人同数倍于自己的军队展开了巷战和游击战。

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遭到破坏，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被捕，使起义失去领导核心，整个莫斯科起义变成各区单独的行动；同时由于彼得堡苏维埃被孟什维克把持，他们抵制武装起义，使莫斯科起义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上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仍控制在沙皇政府手里，沙皇政府能从彼得堡调来大批军队镇压莫斯科的革命风暴。因此，经过9天的英勇斗争，起义最终失败。

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决定从12月31日起停止武装斗争，起义的大部分战斗队员安全地撤离了莫斯科。

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孟什维克在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竟断然放弃了他们所有的革命立场，宣称：“他们本来就不该拿起武器的。”

莫斯科的十二月武装起义是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的顶点。起义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但它沉重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锻炼和教育了俄国的劳动人民，使布尔什维克在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这就为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