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总兵力10300人，编入国军第三战区序列。由于新四军所处的位置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蒋介石极力要派自己的嫡系出任军长，此举自然遭到了延安方面的坚决反对。最后经过协商，决定新四军的军长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出任。
但这样的人选并不好找，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宣布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一方面叶挺是北伐名将，蒋介石很欣赏他的军事才干，打算把他收为己用；另一方面叶挺之前流亡国外10年，早就脱离了共产党，蒋介石认为自己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拉拢叶挺，进而通过叶挺把新四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对于蒋介石单方面发布的对叶挺的任命，延安方面一开始并没有同意。虽然叶挺早在1924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时还是前敌总指挥，随后又领导了广州起义，但他已经脱党十年，延安并不清楚他脱党后的情况，因此没有冒然同意蒋介石对叶挺的任命。
之后毛主席一面致电在山西同阎锡山做统战工作的周总理询问叶挺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又致电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等人，要他们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者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且是否愿意来延安一趟。叶挺当即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决定于11月3日赶赴延安面见毛主席。
从11月3日到11月9日，叶挺在延安停留了一周的时间，期间他把自己当年脱党的原因及脱党后的情况向毛主席做了详细汇报。延安对叶挺的疑虑完全打消了，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随后叶挺走马上任，出任新四军军长。当时新四军的副军长为项英，参谋长为张云逸，副参谋长为周子昆，政治部主任为袁国平，政治部副主任为邓子恢。
叶挺上任初期和项英的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二人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和整训过程中有过密切的配合。当时他们的分工十分明确，叶挺除了和顾祝同等人打交道为新四军要军费之外，还负责对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项英则负责与延安和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的配备和政工工作。
但新四军正式组建之后，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就开始逐渐显现。1938年年初，第三战区司令部要新四军“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宣行动”。叶挺认为这道命令可以接受，项英却认为这是顾祝同“借刀杀人”，并向延安去电说叶挺“使问题愈弄愈棘手”。
随后项英又提出了自己考虑好的建议“如去茅山，应由广德、宣城或广德与吉安之间插出……请急复。”延安复电认为开经南陵“未为不可”，“正好活动”，并指示新四军应“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延安还不忘叮嘱项英“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按理说项英是副军长，应该协助叶挺才对。但当时新四军实行的是党委负责制，项英虽然是副军长，但他是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是新四军中党的最高领导人。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军长，但却不是党员。新四军的一些重要问题，项英经常通过“开小会”（军分会）来讨论解决，叶挺由于不是军分会委员，因此连参加会议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会后听取副军长的传达。
同时项英还把叶挺当作“统战对象”来看待，延安的文件和指示，叶挺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到，只能由副军长传阅或传达主要精神，同时叶挺签发的命令和文件，如果没有项英的点头，基本上都是无效的。叶挺有职无权，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而且还对叶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颇多微词。
叶挺到部队视察，喜欢以马代步，同时还要带上参谋、卫士和副官等随从人员，项英认为这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对叶挺日常的穿着，项英也不满意。叶挺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和西装，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因此被项英认为这是对新四军“没有感情”。
叶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从小过惯了优裕的生活，来到新四军任职时有自己的厨师，单独吃小灶，被项英认为生活不够简朴。由于在新四军中过得太憋屈，叶挺产生了离开的想法。1938年6月初，叶挺来到武汉向长江局负责人周总理汇报工作，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
周总理当天就致电延安，请求批准叶挺的这个建议。不久后延安回电：同意组建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之后叶挺的处境和之前相比，稍微有所改善。不料就在此时发生了叶道志事件，项英又把所有的权力都揽了过来。新四军成立后，由于干部比较缺乏，延安就从八路军中派出了不少干部前往新四军中工作，其中就包括了叶道志、徐长胜和陈康三人。
叶道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红军时期担任过红93师和红92师的师长，是四方面军中的一员勇将，深受徐向前的喜爱。来到新四军后，叶道志被任命为第二队第四团的副团长，实际履行政委的职责。新四军由于总兵力比较少，一个团的实力和八路军一个营差不多，因此叶道志认为自己的职务有点偏低了。
同时叶道志在红军时期长期担任军事主官，现在却改做政工工作，而且他所在第四团的战士们大都是福建人，叶道志是湖北人，由于语言不通，沟通起来十分困难，为此他发了一些牢骚。结果上级认为他是在闹情绪，就把他降了一级，调到特务营当营长去了。
如此一来叶道志就更苦闷了，此时他遇到了自己红军时的两个部下徐长胜和陈康。陈康曾经在叶道志手下担任过团长，徐长胜则担任过副团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康和徐长胜也被调到了新四军工作，陈康的职务是补充营的营长，徐长胜则是军部特务营的参谋，二人和叶道志一样，都对自己的职务不太满意。叶道志被降为特务营营长后，三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心。有一次说到各自目前的境况时，叶道志的情绪十分低落。
徐长胜见状就说：师长，这里太受气了，我们回原部队去吧。他说的原部队，就是指八路军129师，因为该师是以四方面军为骨干组建起来的。叶道志听完徐长胜的话后想了一会儿，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回老部队一样抗日，还心情顺畅。陈康也支持徐长胜的提议。后来三个人又商量了几次，最终决定返回八路军。
当时正值抗战最激烈的时候，要想从新四军返回八路军129师，一路上不仅有日伪军的阻拦，还有许多土匪和流寇抢劫，如果没有防身的武器，要想安全返回129师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三个人才决定带枪出走。临走前，陈康特意在办公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写到：“我们回延安了”。
1938年7月31日，叶道志、陈康和徐长胜以查看地形为名，由特务营通信班副班长杨绍良带路，各带短枪离开部队，来到了皖南祁门县的一座大山里。到了山里之后，叶道志对杨绍良说：我们要回八路军去了，你要是愿意就跟我们一块走，不愿意你就回去。杨绍良听后大吃一惊，他知道私自带枪出走是十分严重的事情，当即对叶道志说自己不愿意跟他走。叶道志见状，也没有难为杨绍良，就让他回去了。
杨绍良返回军部后认为事关重大，不敢隐瞒，就把叶道志三人带枪出走的事情报告给了军部。当时项英正在延安开会，新四军的工作由叶挺主持。他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误以为三人要拖枪叛逃，就对副参谋长周子昆说道：“赶快去把他们抓回来，拒捕的就地枪决！”周子昆立即派侦察科长李志高带人去追，并传达了军长的命令：一旦拒捕就地击毙。
不久后李志高带人追上了叶道志三人，徐长胜被当场打死，叶道志被抓回，陈康侥幸跑回了129师（后来成为陈赓手下爱将，55中将）。叶道志被抓回之后，叶挺准备将他枪毙，陶勇和王必成等人联名为叶道志求情，认为他只是一时想不通，绝不是要拖枪叛逃。但叶挺不为所动，还是坚决要枪毙叶道志，并向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提出了申请。顾祝同见是要枪毙新四军将领，立马就批准了。
1938年8月30日，叶道志被公审枪决，年仅28岁。项英从延安回来之后，得知叶道志被枪决，大吃了一惊。认为他这个决定太草率，做事也太冲动，对叶道志等人的处置过于严厉。于是就又把所有的权力都收了回来，叶挺再次处于了有职无权的境地。一个月后，叶挺离开新四军出走，返回了广东，准备出任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一职。
在叶挺出走这件事情上，项英应该负主要责任，由于他对叶挺的不尊重，致使叶挺长期处于有职无权的境地，心中十分苦闷。但把叶挺这次出走的全部责任都归于项英身上也是不客观的。项英在延安开会期间，叶挺实际主持新四军工作，在对叶道志事件的处理上，他的做法确实欠妥，项英再次把权力收回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要知道培养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很不容易的，叶挺对徐长胜和叶道志的处理的确是鲁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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