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孤烟
抗战之初，改编自红军南方八省游击队的新四军人员复杂，装备简陋，老百姓说他们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因此，延安方面决定派一批有经验的干部补充到新四军，加强指挥，提升战斗力。
不过，被派到新四军去的干部普遍不乐意，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新四军的级别比八路军低，去了职务就要降。级别降低的确是事实，比如王必成，他在红军时期最高职务是红30军89师副师长，但分配到新四军后为第1支队2团参谋长，一年后才升为团长；再比如陶勇，他在红军时期为红9军教导师师长，在新四军为1支队副参谋长、2支队4团团长。
1937年12月，新四军部分指挥员在武汉合影，左起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
不过这并不是根本原因，人家八路军的干部级别一样要降低，像杨得志、李天佑这些红军时期的师长照样当团长。之所以不愿意去，还是觉得八路军是正规军，而新四军更像游击队，更何况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换成谁都不愿意。张铚秀后来就曾回忆，当初他就很不愿意去新四军，不过去了之后跟随在粟裕的身边，倒是学到了一身打仗的真本事，也算'因祸得福'。
1939年，王必成（左二)、张铚秀(左三）等人合影
被调到新四军的延安干部为数不少，去了之后不可避免地遇到水土不服、语言不通、个性不合、用人不当等一系列问题，结果造成了不小的矛盾。比如陶勇就曾经抱怨，自己大字识不了几个，却被安排当参谋长，地图上的字都不认得，这参谋长如何当得了？新四军2支队4团副团长叶道志是湖北人，可他们团几乎全是福建人，叶道志完全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叶道志原本是红四方面军92师师长，机警过人，军政双全，是徐向前很看重的一员战将，地位和陈锡联、王近山等人平起平坐。红军接受改编后，原四方面军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陈锡联、王近山等人从此都成了刘伯承的部下，但叶道志却被派到了新四军，职务是副团长，相当于政委。
1938年4月，新四军第二支队集中在皖南歙县岩寺进行整编
也许在叶道志看来，同样是团级干部，新四军的团长和八路军的团长可大不一样，而这样的情绪在那些调到新四军来的干部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有了怨气，免不了发几句牢骚，而叶道志的牢骚话又说得更为刻薄，一来二去就传到了上级领导的耳朵里，结果就把叶道志再降一级——去特务营当营长。
怀着一肚子气的叶道志借酒浇愁，一同来喝酒的还有特务营的参谋徐长胜以及补充营营长陈五和，他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徐长胜曾是92师276团副团长，陈五和曾是91师276团团长。
说着说着，徐长胜提议一起离开这里，去找老部队，叶道志和陈五和立即赞同。几天后，他们三人以查看地形为由，带着短枪悄悄离开了部队。
新四军部队在整训中
在我军的纪律中，带枪离队是和叛变投敌几乎是一样的性质，是必须军法处置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听说叶道志等三人带着枪跑了，勃然大怒，立即命令侦察科长李志高带人去追，并且嘱咐一旦拒捕就地击毙。
李志高很快追上了叶道志三人，宣布了叶挺抓人的命令。徐长胜表示不服，正要辩解，被一枪打死。叶道志和陈五和逃进了小树林，眼看走投无路，叶道志束手就擒，而陈五和则乘人不备逃走了。
此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去延安开会，由军长叶挺主持工作。叶挺坚持严肃军纪，必须枪毙叶道志，而陶勇等原四方面军干部则联名为叶道志求情，陶勇还到叶挺跟前喊冤，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担保，证明叶道志绝非投敌叛变。但叶挺不为所动，依然决定必须枪毙叶道志。
1938年8月30日，叶道志在公审后被枪决，时年28岁。
叶挺与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新四军干部合影
逃走了的陈五和福大命大，一路回到了延安，从此改名陈康。他只是受到了批评，并没有受到军纪处罚，先是在1939年初被分配到八路军129师任随营学校教员、营长，一年多后调到战斗部队，任386旅17团副团长、团长，772团团长等职务，从此成为陈赓手下的得力干将，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擅自脱离队伍的人不在少数，例如钟伟就因为和上级起了矛盾，私自带着警卫班不打招呼就走了，投奔到老领导黄克诚的麾下。黄克诚不仅收留了他，还让他当上了军事干部（钟伟之前是政工干部），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陈康中将
和张绍东等货真价实的叛徒不一样，叶道志、陈康、钟伟他们离开原队伍，均是因为一些内部矛盾而意气用事，并非叛变投敌。叶道志的确严重违纪，但罪不至死，将他当做投敌者公开枪决，无疑是一大冤案。直到1983年，总政经过反复核查，认定这是一起冤案，终于为叶道志平了反。
假如当初叶道志没有被派到新四军，而是留在八路军129师，那么我军历史上可能又会多一个璀璨的将星，假如他能活到解放后参与授衔，最起码也是中将。所以说，人生就像一盘棋，最要紧的就那么几步，走对了满盘皆赢，走不对死路一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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