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的妻子，命人将张的几房妾室赶到堆起的柴草之上，令养子举火焚烧，自己上吊身死，希望以如此惨烈的死亡激励丈夫的斗志。
只可惜张士诚看看苏州城外，朱元璋的人马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一次次的突围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妻子的自杀，并没有激发出张士诚赴死一战的决心。
城破，一代枭雄张士诚做了阶下之囚。张士诚这时方才显出英雄本色，准备绝食身亡。可惜天不遂人愿，朱元璋容不得张士诚的磨磨唧唧，直接将其乱棍打成肉糜。
张士诚从占据当时最富庶的东南半壁，最后到死无全尸，除去众多客观因素之外，与他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密不可分的。
张士诚，元末泰州白驹场人，1353年率领盐丁起兵反元。后渡江南下，定都平江（今苏州），改平江府为隆平府，自称吴王。
张士诚所占地方粮食充裕，又有鱼盐桑麻之利，人口众多，是各政权中最为富庶的。然而，张士诚为人过于持重，优柔寡断，待人宽大，缺乏冒险精神，也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可谓性格决定命运，诚然若是。
张士诚的保守、懈怠，在朱元璋进攻陈友谅时就已经表露无遗。
当时的局势是这样的：陈友谅占据上游最有利的战略位置，张士诚占据最富饶的江南地区。朱元璋和刘基都认为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于是决定先集中兵力与陈友谅放手一搏。
果然，在朱元璋、陈友谅两军死拼之时，张士诚作壁上观，毫无反应。
当时张士诚不论倒向哪方，都会给另一方致命的打击，同时也能扩大自己的地盘，以维持相对的均势。而他却按兵不动，失去了分享战果的大好机会，眼睁睁看着对手变得强大，却没作出任何反应，可见张士诚并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铁崖道人杨维桢在给张士诚的信中指出他在用人上的致命缺陷：
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者，无禄养之法，有悻位之权矣。有假佞以为忠者，有托诈以为直者，有饰贪虐以为廉良者。阁下信佞为忠，则靳尚（按，战国时楚国迫害屈原的奸臣）用矣；信诈为直，则赵高（按，秦时指鹿为马的奸臣）用矣；信贪虐为廉良，则跖、蹻者进，随、夷者退矣。又有某绣使拜寇而乞生，某太守望敌而先退，阁下礼之为好人，养之为大老，则死节之人少，卖国之人众矣。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
……（《铁崖先生传》）
杨维桢有不少朋友在张士诚那里讨生活，以上这些批评都有事实根据，既可信又公道。张士诚手下的将领和谋士都是当年买卖私盐的江湖兄弟，刚作出点事业，多半沉溺在温柔乡中，不思进取。
张士诚面活心软，讲究有福同享，手下人做错事甚至打了大败仗，也不忍心责备，以致赏罚不分，是非不明。功臣勋旧们大建私宅，花天酒地，附庸风雅。大将出兵，也要邀青楼女子解闷；损兵失地，回来照样带兵做官。
比较能干的张士德（张士诚胞弟）被擒杀后，贪鄙无能的张士信（张士诚胞弟）做了宰相。他任人唯亲，弄权舞弊，东吴百姓作民谣说：“丞相作事业，专凭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明史纪事本末·国初事迹》）
与张士诚不同，朱元璋十分注重对部属的控制，一旦发现手下难于控御，下手绝不容情。邵荣、赵继祖本是朱元璋起兵时的老战友，也曾立下不少功劳，但因“渡江勋旧，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炳独握，未免为所欲为”（《国榷》卷一），为加强控制，朱元璋主动出击，设计擒杀二人。他命廖永忠安排酒宴，就在酒宴上将二人勒死。
张士诚缺了朱元璋这份狠绝，多了一份江湖义气和妇人之仁。在乱世争雄的年代，仁义往往不能帮助人建功立业，相反会让人顾忌重重，丧失良机。要说张士诚占据的地区是东南富庶之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张士诚的结局再次证明了这句古训。
仁义虽然没给张士诚带来江山社稷，却也给他留下很好的口碑。
他死后，朱元璋痛恨当地人民为他坚守城池，给东南加重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前后对比之下，江南人民都很怀念张士诚。
六百年来，苏州人每年七月三十烧九四香，托名为扫地藏香（九四是张士诚的小名，七月三十是他的生日）。李伯升本是张士诚的旧部，官为司徒，兵败后降敌。
平江之围，李伯升厚颜无耻，派人劝降张士诚；张士诚被俘后，又是李伯升将其亲自交给常遇春。苏州人鄙视其为人，将出卖朋友的人称为“李司徒”。
千万不要以为平江之围轻而易举。当时平江城有8个门，朱元璋将部下分成八个部分分别进行猛烈攻击，尽管如此，张士诚还是坚守了八个月，足以见此战的惨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