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看过四娘大部分长篇的非四娘粉，我一直乐此不疲地与大家一起欢乐地吐槽他书中45度角仰望天空的那些明媚的忧伤，以及他的身高。
不过最近（尤其是从电影《小时代》的宣传开始）我发现对于四娘的批评重点从其高贵冷艳的语言转移到了他作品中出现的拜金主义倾向上。想到《小时代》里那些我听说过或没听说过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奢侈品名和狂霸炫酷拽的高富帅白富美主角们，我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样的批评确实是挺有道理的，而且显得更加深刻。
直到昨天在围脖上看到了四娘对周黎明的批评的反击。
从高一看第一本《折纸时代》到今年寒假看了大结局《刺金时代》，在那些跌宕纠结猎奇的情节在脑中已经支离破碎的情况下，我努力回忆了整部作品，然后不得不承认——四娘说的是对的。
这让我重新审视了这部作品。
由于我之前从没听说过“拜金主义文学”或类似的流派，所以我认为在讨论前我得先搞清楚什么样的文学可以被称为宣扬拜金主义，于是我在网上搜索相关的例子；但令我惊讶的是，除了几篇评论中批判了“有些文学作品宣扬拜金主义”以及网络文学外，我唯一找到的相对有名的例子是《基督山伯爵》，因为大仲马在书中表现出了“金钱万能论”的观点。所以说难道是四娘开创了“拜金主义文学”的先河？我觉得这有点太高估他了。
但周黎明的观点又可以说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那么《小时代》中究竟哪些因素使得评论者认为它在宣扬拜金主义？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人物及其情节；背景。
首先在《小时代》的背景设定之下，其中的大部分（虽非全部）人物都是一出场就拥有充足的财富以及显赫的家庭背景的（顾里顾源顾准简溪Neil宫洺崇光……）。当然这显然不能算是证据，如果出现几个正面富二代主角就算是拜金的话，那古今中外中枪的作家也忒多了点。
其次，他们对于财富及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态度也确实有点可疑，其中顾里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对于那些处于中产阶级/平民阶层的（我记得有“穿Zara的女贱人”和被骂哭的大叔；尤其是表现出浪漫主义情怀的，比如念诗的男文青）小龙套们她毫不吝惜地动用自己的毒舌技能，甚至是在作为她的朋友的几个主角中她也偶尔会就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话题开一些恶毒的小玩笑。
但是我认为，应该搞清“人物所持的价值观”和“整部作品表现的价值观”的区别。一个人物表现出的性格、际遇和价值观不是作者可以随心所欲捏造的，而是必须符合他在作品中所处的环境。我确实没有能力证明顾里的家庭背景与她这种性格之间的必然联系，说她是拜金女我绝对双手赞成，但是如果你看过《小时代》，你确定你能接受一个被塑造成关心穷人崇尚平等热心公益的理想主义女孩的顾里嘛……这就说明她的的这种形象与作品背景的契合度非常高。对于其他人物也是一样。按照书中给定的那种优渥的家庭条件和教育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简直不是故意要轻视穷人（以他们的标准），而是他们天生就处在互相隔绝的两个世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天生带着“何不食肉糜”的心态。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批判这种人的“拜金”，但在作品中这样的设定绝对是顺理成章的。
而少数几个平民出身的主角（林萧、南湘、唐宛如），她们努力奋斗追求的也是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关键是，“热爱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可能代表“虚荣”，但不等于“拜金”。你可以说她们没追求，但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
总结一下，我的意思是：任何从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拜金主义”都不能成为整部作品拜金的论据。
所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来了：郭敬明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背景展开这个故事？为什么要堆砌无数奢侈品的名字和匪夷所思的生活细节来营造这样一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急管繁弦的淫靡气象？
从创作自由的观点来说，只要作者自己愿意，选择什么故事背景别人都无权置喙；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探究一下这个特定的背景与作者意图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二部《虚铜时代》里的一段话：
“这就是上海。它可以在步行一百二十秒距离这样的弹丸之地内，密集地砸下恒隆I、恒隆II、金鹰广场、中信泰富，以及刚刚封顶的浦西新地标华敏帝豪六座摩天大楼；它也同样可以大笔一挥，在市中心最寸土寸金的位置，开辟出一个全开放式的十四万平方米的人民广场，那里有每天都需要二百八十个绿化员工来维持修剪的巨大草坪和绿化带，免费开放给上海的市民。无论你脚下踩着是水晶镂空的足以购买任何女人灵魂的Jimmy Choo高跟鞋，还是充满劳动情怀的绿色解放牌雨靴，你都能够在人民广场的公园中央，找到一张周围停满了鸽子的长椅，坐下来谈个恋爱，或喝杯酸奶。
“这就是上海，它这样微妙地维持着所有人的白日梦，它在浩瀚辽阔的天空上悬浮着一架巨大的天平，让这座城市维持着一种永不倾斜、永远公平的，不公平。”
（记着这段话的笔记本不在身边，这是从网上复制来的，跟原文应该基本不差）
看完全部三本书后那些郭氏风格强烈的语言早已不能在我脑中留下任何印记（除了顾里的毒舌外），但这段话却让我记忆犹新。它为故事的背景做了极佳的注解，又在去掉那些炫目的商标后在层次上与全书格格不入。它更像是独立于故事之外的一段旁白，一个有着全知视角的旁观者对这个故事的一段既冷酷又悲悯的总结。我认为这并非偶然，它可以说明很多事情：
一、在小说中的这座城市里，在生活（或说命运）的安排面前，富人和穷人是被一视同仁的。但看起来富人所拥有的的确比穷人更多，所以？
这就是更重要的：二、即使是在这样让大部分人不可及的“上流社会”，即使他们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已拥有这样的财富、这样的地位，但们的生活中仍然一样充满了变幻无常的意外、充满了因各种繁复纠缠的情感而生出的种种喜怒哀乐、充满了痛苦血腥的伤疤；而且更令人绝望的是，这些居然都不是能够用他们超于常人的金钱来解决的，只能靠他们亲身去体验，并在体验的过程中遭遇更多的问题，不是吗？
也就是说这部作品的描写对象不是人物的生活环境，而是他们的生活本身——友情、爱情、亲情，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戏剧性的冲突。我想这也是它的读者们觉得能够产生共鸣的地方（尽管谁能真正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么浮夸的剧情呢……），因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富有，但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情感，也会因为情感而欢乐或痛苦，并在心里凝结成秘密。
从这种角度来说，我认为郭敬明的本意可能只是通过鲜明的对比来营造一种鲜明的幻灭感（甚至是反拜金主义；但我也觉得这里有点过度解读）——当然，即便这样他也没必要极尽奢侈之能事，这反而淡化了作品本身的意图——我一直觉得《小时代》其实可以看做《梦里花落知多少》的Expanded Version，假如姑且不论抄袭的话；但达到的效果未必更好。所以我认为他是失败的。不过这大概也是吸引读者的一种方式——毕竟在书成之前它的受众就已然确定，因此加入一些能抓住他们眼球的元素并不是一件难事，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事。
但即使写到这个地步，我仍然不是四娘粉……对于他的那种近乎矫情的语言表达和造作的故事情节，我想我大概是一生黑了；而且我也不否认这部作品的主题有问题。我认为郭敬明塑造的这个空中楼阁式的世界绝对会对读者群中许多“无知少女”产生误导、让她们沉湎于看似美好但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从而在生活中产生许多矛盾……但这些与价值观无关。
所以，我乐于看到并完全赞成任何关于这本书的表达方式和以及情节设定的吐槽，但对那些有关价值观的则不能苟同。
我向来拒绝承认文学具有教化社会——或至少是避免“毒害”社会——的责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认为文学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任何文学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文学对社会所起的任何影响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对自身的反馈。
文学的唯一且终极目标是为读者提供欣赏“美”的平台，这个“美”是多层次的，既包括日常生活语境中的“美”，也包括艺术审美语境中的“美”。不同水平的作品能表达出的“美”的层次不同，不同水平的读者能够欣赏到的“美”的层次也不同。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能让尽可能多的读者感受到尽可能多层次的“美”；而批评一部文学作品时，可以在主题层面说它浅薄无聊，也可以在技巧层面说它庸俗拙劣，但批评其价值观则是不合理的：因为对作品价值观的评判是建立在它对社会产生的预期影响的实用主义基础上，而这既不是文学的初衷也不是文学的功能。
此外，作者意图与读者的感受常常不一致，这是由于后者取决于读者本人的经历。也就是说，读者看到的其实是他自己生活和思想的投射，这就是鲁迅先生针对《红楼梦》所说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这些，早已不是作者的掌握范围。
说得再严重一点，那些指责这部作品在“宣扬拜金主义”的言论，与上世纪六十年代把许多文艺作品定性为“大毒草”的行为，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只是因为后者是出于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而前者则是为了培养青少年的正确价值观世界观？这样的答案说服不了我。如果想抵制某种价值观，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弘扬另一种能与之匹敌的价值观，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和扼杀前一种。我们反对单一价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的多元化，而不是为了从一极走向另一极，不是吗？正如知乎上潘佳禾所说的：“他（郭敬明）能成功绝不是悲哀，他的一枝独秀才是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