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种新的“文学”样态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关注并思索这些变化带给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复杂的影响，以及中国人的阅读生活由此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整个“新时期”到“后新时期”，我们通常所指称的“文学”或者“文学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其边界和范围实际上是相当清晰的。我们可以对其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首先，它指称的是一个由“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建构的文学机制的总称，包括作家协会等作家的群众组织，按照地域和级别等不同规格建立的各种刊物和出版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作者、作品和读者的集合。这就是“新中国”所建构的文学生产和消费机制的基本形态。我们习惯上称为“文学”或“文学界”的主体部分就是由这些集合构成的。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由国家全面支持和管理的文学基本构成了文学的全部。今天，它仍然是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已经伴随着文学市场化的进程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功能也已经在“新时期”以来的30年间出现了重大调整。
应该指出，1980年代以来，与社会形态发生异常剧烈和复杂的转变一样，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文学运作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但其形态已经由原来整体性的“文学”所指称的内容，转变为今天经常以“纯文学”来指称的那部分文学。它是由一些“精英”式的作者为启蒙公众而进行的写作。这一部分“文学”经过了多年的变迁，已经演变为今天一个以具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人者和文学的固定的爱好者为核心的“小众”所构成的稳定但相对较小的市场。这个“小众”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一方面社会剧烈转型，经济发展导向的社会转型有将其推人市场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其适应大众市场的能力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质疑，它往往因被认为缺少公众的关注和过于封闭而受到争议。但同时它也由于被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和文学价值，而受到知识阶层的强烈肯定。
1980年代后期，中国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作家王蒙以“阳雨”的笔名发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一文，相当敏锐地提出了伴随着市场化的转型，整个社会对于“文学”的关注开始明显减弱的状况。他指出：“人们变得日益务实以后，一个社会日益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经济活动上而不是集中在政治动荡、政治变革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意识形态上的时候，对文学的热度就会降温。”[1]王蒙的表述有相当大的预言性，1990年代所持续进行的有关“人文精神”和“文学性”的讨论，就反映了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当时最重要的这部分“纯文学”所产生的焦灼和困扰。但进人新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的中等收人者开始崛起，其文学消费能力也已经稳定，同时国家财政和民间资本对于“纯文学”的支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及评奖等选拔机制的日益稳定，这部分文学其实早已走出了前些年的困境，运作相当成熟和有序，其需求已经相当固定。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一个“小众”的文学市场。这个“小众”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纯文学”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有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作家不超过10人。莫言、贾平凹、刘震云、王蒙等都是在这个“小众”市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这些“小众”文学的作家接近于西方的“小众”职业作家，在一年半到两年的周期中定期推出一部长篇小说，以适应市场运作的节奏。近年来不断引起关注高潮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它对公众阅读的影响力实际上就是作用于这个“小众”市场。茅盾文学奖所反映的正是当下特定的文学生态的一个方面。在中国，由于人口的基数巨大和人们的阅读能力的普遍化，这个“小众”市场其实也是相当大的。
这个“小众”市场也面临一些问题。除了一些有市场号召力的作家外，不少作家和作品缺少市场关注。传统秩序中的作家仍然处于“过剩”状态，难以得到市场和社会的充分回应。最近引发关注的各地作协的作家在网上发表自己作品的事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小众”市场的局限。一些写作多年，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几乎并不在这个“小众”文学市场中具有影响力。那些出版后虽然受到文学界积极评价的作品，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读者的注意。这也说明了这一市场所接受的只是我们上述的不到10名重要的作家，“小众”阅读空间实际上是有限度的。
其次，它指的是自“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与市场化紧密相关的、面向市场写作的文学。这也就是我们往往称为“通俗文学”的部分。这部分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主要是“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阅读市场的完善而发展起来的。它包括一部分面对市场的作家，也有一部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运作的国有出版机构和1980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民营出版业。王朔和海岩的写作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就是1980年代以来新市场中的现象。这部分写作和阅读是1980年代从传统的“文学界”中分离出去的，它的运作方式是极为市场化的。本文以王朔和海岩的写作为个案，对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稍作分析。
王朔和海岩都是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自己的文学写作。在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中国文学还仅仅是一个“统一”的文学界，还没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而且这时候正是文学作为社会的中心，受到极大关注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中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化，市场化刚刚开始初露踪迹，大众文化也在悄然崛起。而另一方面是中国开始了开放的进程，和西方建立新的关系。王朔和海岩投人文学领域，当然可能是受到当时文学中心位置的吸引，但他们却正好在风云际会的时代，通过自己的写作打开了文学的新天地。他们都突破了既有文学写作的框架，将文学和当时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打通”，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当年王朔的《
海岩的作品则以《便衣警察》为类型小说创作打开了空间。在他之前，虽然也有类型小说的形态，但由于文学界并未分化，作家还没有这样的文类自觉。海岩可以说是第一个自觉开创了类型小说的作家。《更衣警察》改编成电视剧的巨大成功开创了海岩小说的流行。而海岩以感情和犯罪作为自己小说的两大支柱，创造了中国小说的一种独特的新类型。这种类型是以电视剧的流行为基础的。这种新的类型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代的社会形态的投射。人们剧烈变化的感情生活当然是社会变化的中心，而和经济生活的复杂化相联系的犯罪也是引起关注的重点，海岩的小说投射了社会变动的轨迹。到了1990年代，王朔也突入了大众文化领域，《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打开了大众文化的新空间，也为1990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源。王朔始终受到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因为他可以说是从正统的文学界突人到大众文化的代表人物，并激发了巨大的争议和持续的讨论。海岩则有些不同，文学界始终缺乏对他的作品的关注，他是依靠作品的流行而受到读者和电视剧观众的关注。此后他们的写作一直持续下来，直到今天。王朔和海岩等人的创作其实开发了一个重要的“大众”市场，这个市场在“文学”从“新时期”到“后新时期”的发展中的影响力不可低估，但这个“大众”的市场却在成年作家的写作中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王朔本人也已经通过近年极度个人化的写作回归到“小众”的文学中。
正是这两部分文学构成了从“新时期”到“后新时期”的“文学”或者“文学界”的概念。在我们提及“文学”或者“文学界”的时候，所指的正是这两方面的总和。
二
从上述角度来观察新世纪文学，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的文学转型实际上是新的增量的产生，也是新的文学可能性的产生。这种新的文学格局的变化反映在两个最为重要的领域。
首先，网络文学的崛起使得文学面临着网络文学和纸面文学“双峰并峙”的新状态。网络文学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新奇的点缀，也并不是许多人想像中的小众的新风格实验的策源地，它已经非常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阅读生活，同时也在迅速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从这个角度上看，网络文学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任何人都不应该对网络文学的发展抱轻蔑和无视的态度。因为网络文学正在改变整个文学的格局，也提供了新的文化的形态。实际上，现在网络文学和传统的纸面文学双峰并峙的状态已经逐渐清晰，网络文学的生命力已经显现了出来。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网络文学其实不过是一些对于传统文学存有复杂情感的青年人的写作，这些文学青年一方面倾慕传统写作方式，渴望进入文学话语秩序之中；另一方面，他们由于受到各种阻力未能进入文坛，而对传统的文学形态有所不满。网络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让他们发现了网络没有纸面出版的限制和门槛。当时的网络文学有些是传统的纸面文学的延伸，有些是新实验的尝试，有些则是传统的作品暂时找不到出版者，不得不在网上寻求自己的读者。当时的网络文学虽然已经显示了相当大的活力，但还难以具有改变出版业格局的能力，网络文学还仅仅是处于为传统的纸面出版业提供文学资源的次要位置。
最近以来，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写作的商业模式开始日趋成熟。现在网络文学不再仅仅是文学爱好者的自发行为了，它业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出版业，代表着一种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方向。当年在网络文学方兴未艾的时候，人们往往期望网络文学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样态，一种通过链接引发许多人参与的新的文学。但其实这种新的文学并未如期待的那样有长足的发展。网络这种大众化的文化媒介当然也给精英式的文学实验留下了空间，但网络文学的主流并不是这种形态。网络所具有的公众参与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大众媒介。随着网民数字不断爆炸性的增长，网络文学的空间急速扩大，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几乎从开始阅读时就依赖网络生存。像盛大文学这样的网络文学出版供应商也应运而生，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要推手和支撑力量。而年轻白领和青少年读者新阅读习惯的生成则是它的发展前提和条件。
在这里，网络写作为中国正在方兴未艾的“类型”化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园地，网络中诸如玄幻、穿越、盗墓等“架空”类型的小说提供给许多青少年读者新的想象力展现的可能，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忠实的读者。与此同时，表现年轻读者在人生中所遇到的个人问题和挑战的小说如感情一、职场小说也受到了欢迎。这些小说“类型”在现代中国由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而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在传统的文学评价系统中地位也不高，处于边缘位置。在这些或者“架空”想象或者回到个体所遇到的具体现实问题的小说类型中，中国文学所特有的“感时忧国”的特点往往并不明显。网络的崛起其实正是和中国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步，这就为这些小说类型在传统的纸面出版业尚未意识到其新的趋势的空间中有了重要的作为。网络文学和青少年读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未来文学的发展形态产生重要影响力。网络文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其长度完全超出了纸面文学的限度，动辄以几百万字的篇幅出现，故事本身也有相当浩瀚的规模。
网络文学的发展其实也为传统的纸面出版提供了资源。一方面，许多成功的网络文学作品被纸面出版业吸纳而变成了纸面出版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网络文学起到了沟通已经分化为“大众”和“小众”文学的作用，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如过去我们所习惯的“纯文学”产能相对过剩，一些传统作家的作品出版后难有反响，也有的甚至难以出版，但如今这些作家却可以在网络上一显身手，而一些流行作家也尝试通过网络连载小说创造新的阅读模式等，这些都是积极的尝试。网络文学和传统的纸面出版“双峰并峙”的状态已经形成。网络一方面是文学新的潮流和走向的最集中的展示空间，另一方面也是文学的各种形态包容汇集的空间。当然，网络文学如何像传统纸面文学那样有相当便捷的盈利和运作模式，同时如何更加有力地吸引成熟的读者仍然是它面临的挑战。但网络文学的未来显然是乐观的。
其次，“青春文学”开始成为“大众”纸面文学的重要潮流。从1990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在传统纸面出版业市场中已经显示出重要的影响力，“青春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的重要力量，也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当重要的力量。如第一届“The 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就是由在传统出版业界享有声誉的长江出版集团的北京图书中心和以郭敬明为中心的柯艾公司共同组织的。[2]这种传统的出版机构和“青春文学”团队的深度合作无疑显示了“80后”市场的影响力。
一是过去多数作家的成长模式，往往是先依赖文学期刊的支持，从中短篇小说起步，然后慢慢过渡到写长篇小说。而文学期刊多数都是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各行各业的作者成为作家的过程，也是他们和作家协会产生联系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庞大的“文学青年”群体，大多数是靠这样的方式成长的。因此，作家协会对于青年作家的培养和支持一直是作家获得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过去也有过像刘绍棠那样一举成名的少年作家，但他的成长和作家协会及种种期刊的支持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的“80后”作家的生存和成长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所依靠的是一个几乎与文学期刊完全脱钩的新兴的畅销书市场和一个活跃而芜杂的网络空间，依赖的是和他们年龄相近的读者的支持。
二是这些“80后”作家的写作风格和题材与过去的作家有很大不同。我们今天已成名的作家几乎都是写20世纪中国的深刻历史记忆。他们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关于20世纪中国“大历史”的进程对个人命运影响的书写，其作品往往有极为深沉的“感时忧国”的色彩。但“80后”作家的青春期却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度过的，他们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活跃的时期。社会生活的发展让他们更有条件去表现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出发而致的“普遍性”的人类体验的可能。20世纪中国特有的经验现在逐渐被这些年轻人所关切的人类普遍性的问题所充实和转换。他们的作品虽然还留有青少年的稚嫩，但其实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世界和人类的意识，也表现出注重个体生命的意义，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等新的主题。这些和我们当年的创作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这些变化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也不成熟和有力，但却是新兴的文化思潮的萌芽，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我们可以以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来观察“青春文学”的一些特点。这是一部直接面对成长的残酷故事。四个男女主人公所遇到的困境和危机正是成长中的难度所在，也是生命从白纸般的单纯过渡到五彩般的丰富的过程中的挑战和危机。这些危机和困境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没有多少外在的“大历史”的冲击，而仅仅是个人不可承受的命运的挑战。这其实已经和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大叙事划开了界限。我们过去看到的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总是和“大历史”有摆脱不开的关系。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深重的民族悲情使得个人的生活在根本上难以有一种独特的发展。个人命运的沉浮总是在历史的拨弄下展开，个人其实是大历史命运下的浮萍，被历史的风吹向难以预计的方向。但在这里，成长已经没有了外在“大历史”的强烈冲击，青少年的命运其实是一种个体和家庭的空间中的事务，是被自身的选择和生活的小环境所支配的。这似乎是今天“后现代”社会状况的一种必然的投射。个体生命的高度敏感和情绪的起伏一直是“80后”作家作品的关键。“大叙事”的历史被“小叙事”的命运所取代，一种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被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命运的感受所替代。这似乎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和文化潮流真正的兴起。这里的变化其实是紧紧地联系着当下中国大变化的。正是由于中国今天的发展使得我们有了告别民族悲情、也告别个体的命运被“大历史”所席卷而没有自身意义的历史时期。于是，这样的文学想象才有可能存在。像《悲伤逆流成河》中的四个少男少女的命运其实都是小世界中的悲欢。这些经验其实也是人类生活史上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一个“点”而已，和其他人的体验相比，也并没有多少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对于今天的青少年而言却是难以跨越的困境和危机，以致需要用生命作代价来应对。在成年人看来，这些问题和痛苦可能是“过度”的，但对于青春来说，这是它的残酷性的展现。正是由于这里的生命没有承受过痛苦，痛苦的意义可能被放大了，但这却也透露了这一代人个体生命的敏感和脆弱中的复杂和丰富的意义。郭敬明对于这种青春痛苦的强度有着异常真切的感觉，一种对于身体痛苦的敏感，一种对于无可名状的焦虑的体验都被他传达得异常逼真。某种真切的“物质性”也在小说的内心流动的心理表现中有了真真切切的展现。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并不指向一种社会冲突和矛盾，而是指向一种感觉和生命的表现。这些都体现了与计划经济时代成长的作家完全不同的走向。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青春文学的普遍性的特色——对于自我高度的关切和呵护，对于自我生命敏感性的发现和感知。
当然，目前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简单，“青春文学”的崛起并不是以传统文学的萎缩和消逝为前提和代价的，两者不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传统的文学写作仍然在延续和发展，传统文学界仍然相当活跃。“青春文学”是一个新的文学市场和文学空间的发现，它和传统的文学界其实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它是文学的总量的增多，而不是文学的萎缩。“青春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是青少年写、青少年读的文学。它的写作者和读者是同龄人，这些作品切合年轻人的需要，对于他们的生活和感情有较为深人的体察和了解，因此能够适应他们现实的需求。虽然其文学性见仁见智，但其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而青少年的文化消费能力很强，他们对于阅读的需求一旦被释放出来，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实际上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空间。其次，这种“青春文学”产业化的趋势也已经逐渐成熟，它一方面和网络文化相联系，让纸面出版和网络等新媒体有多样的互动，如“青春文学”的不少作者是网络里有影响力的博客作者。另一面也连接着动漫、网游等产业，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这种发展其实会给文学带来新的机会和可能。
从目前的状况看，“青春文学”的主流是相当积极的。一方面它激活了青少年阅读文字的愿望，在图像文化冲击下让青少年通过自己的感受接触文字，从而让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这对于他们接受经典的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界的写作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它也让写作在年轻人中间形成了一种新的风尚，让不少年轻人在通过写作发展自己爱好的同时也找到了新的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如郭敬明，虽然人们对于他的写作和一些过去的问题存有争议，但客观地说，从目前看他可以说是青春文学重要的领军人物，在自己创作之外还能够拉动不少青少年作者共同投人写作之中，以产业方式运作，和传统出版商合作运行的杂志和小说出版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仅仅就产业而言，郭敬明在“青春文学”领域中的角色已经类似赵本山在“二人转”领域中的角色。当然他们在艺术和人生等方面完全没有可比性，但单就一个人拉动一个产业的发展方面而言，他们其实是有极大的相似性。从文化创意的角度看，这些具有创意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的青春作家，对于新的市场增长点的拉动意义不可低估。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理解模式。这样变化带给精神发展的意义是异常清晰的。我们可以通过对于“现代性”的历史发展和新的“全球化”之下的文化的转变来把握这一精神轨迹。按照学者约翰·哈特利的概括：“消费者和公民这两者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起成长。事实上，他们是现代性的一对连体引擎，离开这一个就不能理解另一个。这两个引擎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舒适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表现在公民身份之中，这是政府管辖的领域。”“对舒适生活的向往—不单是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而是全体人口都能获得丰富的物质，使人们免于厦乏—这一梦想推动了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这是商业管辖领域。”“自由和舒适的历史，是两个连体引擎间分化和融合的过程。”“这两个领域都可以形成自我。我们个体的身份认同是由公共和私人因素共同决定的。”[3]而二者之间的划分构成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哈特利所指的是西方社会“现代性”的状况。但“现代性”的这种基本构造对于现代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主权的不完整造成“民族国家”并未完全实现，这使得“公民”身份得不到完全实现，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所造成的“贫”也使得“消费者”的身份得不到实现。而“中国梦”就是这两个领域持续的梦想，也就是超越“弱”进人“强”，超越“贫”而进人“富”，使得个人的消费愿望得以满足。在20世纪上半叶，残酷的民族危亡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使得公民身份的建构目标更加重要，而“消费者”的身份的实现也是一个持续的梦想。但显然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公民”身份的实现，比“消费者”身份的实现更为重要，因此，在现代中国，“消费者”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就退居到幕后，或者被认为是未来的必然的结果而受到了“延后”。可以说，在现代中国，“消费者”和“公民”具有某种并不兼容的特性，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性。
但随着中国在新世纪以来的高速成长，情况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在当下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语境之下，一个相对丰裕、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开始出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当下世界格局的重要方面。中国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新的状态已经形成。公民身份有了现实的展开，而消费者的身份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现实化。因此，传统“文学”和“文学界”的精英化写作和阅读状态就被打破了，这就出现了哈特利所论述的“自助公民权”式的文化创造。哈特利认为伴随着丰裕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今天的文化越来越呈现出某种自助性，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甚至不可区分。他指出：“他们创造自己的身份，既是作为个人，又是作为各种团体的一员，在创造自己的身份的过程中，他们还吸收了从高雅文化到青少年亚文化的一切养分。利用交互媒体技术，他们把私人身份因素和公共身份因素结合在一起，再把这些和消费品和各种服务结合在一起。”“这些‘自我’表达社会、文化和创意价值观—一些价值观把他们与一些团体相联系，并以共同性和自愿性而非领土相邻或血缘关系同其他人区分开来。这种共同性可以是生活在同一社区、城市或地区为基础的，但是，很多却是全球性社区或虚拟社区，它们只在媒体报导和因媒体而形成的交际过程中得以相互联系在一起。”[4]今天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发展的新格局，一方面是新的消费意识的觉醒和新的公民意识的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受众和作者基于自助文化紧密合作的结果。这当然更是“公民消费者”相结合所带来的新的精神生活样态。它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空间，也为文学在“新世纪文化”历史条件下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张学正编.王蒙代表作(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64—565.
[2]赵李红.青春文学边选秀边卖书.北京晚报，2009.7.15.
[3]约翰·哈特利.创意产业读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8.
[4]约翰·哈特利.公民消费者.媒体拟想4：数位媒体与科技文化.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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