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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鉴】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

  文/杜君立

  早在美国的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之前400年,自乌泥泾开始,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传至松江,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再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中国的“棉花革命”。但盖因缺乏推动原始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中国最终未能产生工业革命。

  从秦汉到唐宋的1500年间,中国古人可用的织物,主要是丝和麻。棉花出现之后,丝和麻的产量锐减。宋元时期,棉花开始逐步取代丝麻,成为人们缝制衣物和被褥的主要原料。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珍稀之物,但到了明清,棉布已经普遍,产量不多的丝绸反倒身价倍增。

  中国传统上所说的“布衣”,是指麻布衣;随着棉花的传播,布主要指棉布。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到明朝时,“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棉花种植所需劳动量比丝和麻少得多。与丝麻织物相比,棉布的保暖、结实、舒适、美观和性价比也都更胜一筹。明代王祯在《农书》中称赞道,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功,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又兼代毡毯之用,以补衣褐之费”。

  中国棉花的种植,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宋代之后,“关、陕、闽、广首得其利”,之后逐渐传入江南,从明清时期开始,形成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工业区”。江南地区自古是“稻花香里说丰年”,但明清时期“邑中种稻之田不能十一”,“其民独托命于木棉”。江南农民通过棉纺业获得的现金收入,远远超过非现金收入。

  “在180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在棉纺织品贸易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历史学家赵冈指出,直到英国工业革命,中国纺棉的技术水平都具备世界较高水平。

  纺织与机械

  据说最早的纺织工具就是中国的纺縳。早在棉纺织之前,中国已经具有悠久的麻纺和丝织历史,并创造了最古老的国际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从出土的汉砖画像上可见,当时的纺车已经很普遍,而纺车的效率是纺縳的15~20倍;当时的织机也都已普遍有脚踏板,这大大提高了效率。考古学家夏鼐指出:“这是全世界织机上出现脚踏板最早的例子。欧洲要到公元6世纪才开始采用,到13世纪才广泛流行。所以许多人相信织机上的脚踏板是中国人的发明,大概是和中国另一发明提花机一起输入西方。”

  在单锭纺车的基础上,中国还出现了3锭和5锭的纺车,效率大大提高。早在14世纪,有着32个纺锤的大纺车就已经被发明出来,它以水力为动力,活塞、曲拐、传动齿轮等机械部件组成一个完整的机器系统。实际上,中国水力纺车包含了英国著名“珍妮纺纱机”的许多基本特质,稍加改良,就可适应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纺纱机。以纺麻为例,一般纺车每天最多纺纱1.5公斤,而大纺车一昼夜可纺50多公斤。王祯诗曰:“车纺工多日百觔,更凭水力捷如神。世间麻欸乡中地,好就临流置此轮。”经济史学家伊懋可评论道:“法国纺织机与王祯所描述的机器惊人的相似,以至于让人想到,中国才是纺织机的发源地……如果这部织机所代表的发展势头能够延续,那么中国将会比西方早400年进入真正的纺织生产领域的工业革命。”

  明代徐一夔的《织工对》中,记载了一个小型纺织作坊,“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这十几个受雇的织工“衣食于主人”,每天工资200文,“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明代晚期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正德年间的学者何良俊甚至担心农业难以为继:“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谁复有种田之人哉。”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与贸易水平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时人唐甑记载道:“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顾炎武认为,“纺织之利”乃“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

  在清代经济史中,棉纺织业的地位几乎仅次于农业。康熙皇帝甚至说,木棉之为利,功不在五谷之下。乾隆年间,“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极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八口之家,种棉一畦,岁获百斤,无忧号寒”。在“男耕女织”的中国传统农业模式下,棉纺织几乎是手工业的代名词,“织机十室必有”。

  黄道婆与江宁织造

  棉花之所以迟迟未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原农耕地区形成气候,是因为在纺织技术上的瓶颈。宋元之际,中国在去籽、弹花和纺纱技术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棉花迅速取代了传统丝麻的主流地位,棉纺织品逐渐成为“寸土皆有”的主要衣料。

  早在美国的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之前400年,中国的黄道婆就已经使用搅车脱棉籽。“用此法,即去籽得棉,不致积滞。”后世的太仓式搅车利用辗轴、曲柄、杠杆、飞轮等原理,一人一日可出花15多公斤。“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自乌泥泾开始,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传至松江,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再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中国的“棉花革命”。当松江的家庭工场早已普遍使用四锭纺机时,欧洲的纺纱工人还只能同时纺两根纱。松江地区普遍使用加长的木弓和多锭的脚踏纺车,大大提高了弹花和纺纱效率;新式缎织机可牵引9000到 1.7万根经线;棉布的织造、染色和平整,分工越来越细。

  黄道婆创造的中国纺织机械,为江南纺织工业提供了一台强力“发动机”,促进了江南城市手工业与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乌泥泾原是“民食不给”的地区,依靠棉纺业实现富足。江南地区的工业产值占总体经济的七成以上,甚至是农业产值的数倍。明末时期,徐光启就发现,松江府“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所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徭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不仅松江府,苏州、杭州、常州、镇江、嘉兴、湖州也都如此,“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清朝中期,仅南京市区就拥有织机3万多台,男女工人5万左右,依靠丝织业为生的居民达20多万人,年产值达白银1200万两。清廷在江宁(南京)、苏州和杭州特别设立三个织造衙门,江宁织造的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

  早在上海建市之前,在朱家角、罗店、娄塘等地,纱锭店、织机店、布店和布商就已经林立云集。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中国棉纺业已经从家庭作坊转向大型手工工场,甚至有多达上千张织机者,仅广州一地的棉纺织工场就有2500多家,纺织工人有5万余名。清政府曾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后经江宁织造曹寅奏免,“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这类纺织手工场雇佣大量工人,在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进行生产;“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如当时江宁著名的机户李扁担、陈草包、李东阳、焦洪兴等,“咸各四五百张”织机。

  在原料和技术统一的情况下,这些棉布品种往往具有产地特色,上海三林塘、乌泥泾的细棉布“紧细若绸”;无锡棉布“坚致耐久”。质地坚实的“南京布”一直是国际市场的名品。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南京布”的外销量达37.202万匹;乾隆六十年(1795 年),出口增加到100.5万匹。在19世纪的前30年间,每年从广州出口的土布就在100万匹以上,1819年甚至达330多万匹。

  江南的棉花革命与英国的棉花革命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是棉纺织品的大量输出,另一方面是棉花和粮食的大量输入。中国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但从明清起,这里就已经成为最大的粮食输入地。18世纪初的嘉庆年间,每年通过长江水路运往东南沿海的粮食就在2000多万石,清朝末期更是达到三四千万石,几乎翻一番。

  手工与机器

  按照经济史学家的统计,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商品值近1亿两白银,其中超过半数是作为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总产量是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6倍。但有一点,这些棉布绝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完成的,如此庞大的交易量也是乡村对乡村的交易,并没有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在近代相当长的历史中,中国棉布一直是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商品,极受英国商人和美国商人的欢迎。即使在英国发生纺织机器革命的初期,中国手工土布仍然在性价比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黄仁宇说:“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中国为止。”但是,中国传统纺织业始终停留于木器时代,纺织机多以竹木和牛筋麻绳捆扎而成,人力是唯一动力。

  棉纺织业的繁荣推动了对棉花的需求。到晚明,中国3/4的地区能制造棉布衣服。缺乏土地种植棉花的农民从城市牙行那里购买原材料。到18世纪末,中国从印度进口的棉花比英国从美洲进口还多。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后,从事印度、中国和英国的三角贸易,将印度的棉花运到中国,将中国的茶叶运到英国,每年有2700万磅原棉从加尔各答运往广东的纺织厂。东印度公司最初从南京附近采购的“紫花布”只有2万匹,很快就增加到20万匹。这些精美结实的“中国土布”被出口到日本、东南亚、欧洲和美洲等地。中国虽然具有远洋航行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但却缺乏开拓海外市场和推动原始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就清政府而言,对商业和贸易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对于前工业时代中国对外丝货贸易之昌盛,著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全汉昇先生曾说:“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从1719年到1833年的一个多世纪中,广州接纳的外国商船吨位增长了13倍,但在这个世界贸易从大陆转向海洋的重要时期,中国却采取闭关锁国的退缩政策,与西方背道而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近代手工业起步甚至要早于欧洲,同样也是由棉纺织业开局,但在机械化程度和动力方面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尽管棉纺织业如此广泛,但是并未获得技术上的进步。中国没有成功地发明萨克森羊毛纺车或飞梭,或许是因为生产资料有限,而劳动力富余,这意味着缺乏为节约劳动力而提高织布技术的动力。”(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同时,重工业的缺失,也是中国未能产生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1831年,中国棉纺织品贸易由出超转变为入超,手工终于败给了机器。10年之后,现代以鸦片和战争的方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责任编辑: 马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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