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茶论壶之四：紫砂茗壶的发展历史及名家代表时大彬、陈远鸣时期

第四章　紫砂茗壶的发展历史及名家名壶（上）  《紫砂茗壶考》

一　明中叶以前的创始期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紫砂陶大约是起源于北宋甚至更早一些，发端时的紫砂陶制品大率是些缸、坛、罐之类的日常用具，稍后出现了煮水用的形体、容积较大的砂壶，但其功效与今日之紫砂茶壶完全不同。

　　近年在宜兴羊角山出土的紫砂壶残片经复原后可以看出，当时的制作工艺还带有制作缸坛等日用器皿的手法，但除去近于缸、坛形状的圆形壶外，六角方形壶已经出现，而且已经采用了与后世的“镶身筒”极为相近的泥片镶接的成型方法，可见自明代万历年间盛行的砂壶的制作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最迟到了元代，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茶具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蔡司　《霁园丛话》中谈到：“余于白下获一砂罐，有‘且吃茶　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这里所谈到的“砂罐”实际上就是紫砂茶壶，盖当时称谓不同而已；而孙高士则是指元末名士孙道明，此公别号“清隐”，曾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且吃茶处”，这充分说明了，至少在元代已经较普遍地使用紫砂茶壶来泡茶，而且已经出现了文人雅士们向紫砂茶壶的作者们订制茶壶的情况，可见文人墨客们对紫砂茶壶的倾心至迟始于元末。

　　紫砂壶从煮水用的大壶转变成文玩小壶，从单纯的实用价值衍生出艺术和收藏价值，是紫砂茗壶在制作工艺、装饰手段，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珍玩性的发展的源动力。

　　紫砂茶壶从一般民间用具，发展为精致的，受到文化士人青睐的文玩案赏之物，便也就不再只局限于文人们诗文中的偶一吟咏和随笔方志上的寥寥数笔了，于是，关于紫砂茶壶和作者的记载开始较详尽地出现。

　　见于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壶艺家当属明朝弘治年间的宜兴金沙寺的“金沙寺僧”。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老和尚据说是当时一位技艺超群、名噪一时的壶艺大家。

　　金沙寺距宜兴二十公里，在今丁蜀镇以西。距金沙寺遗址一公里处，曾出土过大型古代龙窑群，并且发掘出少量的紫砂残器的碎片，显然这里曾经是制陶业较发达的地区。

　　金沙寺僧的制壶技艺很高，当时已负盛名，他的制壶手法据吴骞在《阳羡名陶录》中所说：“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不过吴骞的时代距金沙寺僧已有两百余年，所记未必确切，仅就他提到金沙寺僧制壶的“刳使中空”就足以值得商榷：早在北宋已经出现了镶接身筒的方法，那到了明朝中期，为何却倒退为掏空泥坨成形了呢？不过他提到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是可信的，这大约近于今日之“练泥”。
　　金沙寺僧的技艺和作品究竟如何，今天已无从考证，但他对后世的影响确是非同寻常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造就了一代“窃仿老僧心匠”的紫砂壶艺宗师──供春。

二　供春时代的确立期

　　紫砂茗壶最终成为一种为人们所推崇的造型艺术作品，虽然有其自问世后数百年的积淀，但最终使其辉煌于世的应该是供春了。供春和他制作的紫砂茶壶确立了紫砂茶壶的艺术化和与士人文化的结合的特点，可以说，供春时期是紫砂壶艺由稚嫩走向成熟，从敝陋走向高雅的转折时期。

 

　　供春，生卒年已无从考证，大约活动于明正德年间，据吴骞的《阳羡名陶录》记载：“供春，学宪吴颐山家童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搏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世。以其系龚姓，亦书为龚春。”，吴颐山的侄孙吴梅鼎在其《阳羡茗壶赋》中说：“余从祖拳石公（即指吴颐山）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
　　从以上两则记述可以窥见供春的身世及其进行紫砂茶壶的创作起源。吴骞和吴梅鼎在这里关于供春的师承的说法有所不同，一说供春是由金沙寺僧处偷学技艺，而另一说是学自“土人”，也就是当地的制陶者。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从今天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当时离金沙寺不远就是一处规模很大的陶瓷烧制中心，而供春在偷学老僧技艺的同时，也去向当地的陶瓷工匠们求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供春的制壶方法师承了金沙寺僧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的练泥方法，而成型方法已经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颇似今日之“手拉”的方法，而留在壶上的“指螺文”的痕迹，竟成了后人辨别真伪的标识了。

　　供春所制紫砂茶壶在其在世时已经名声雀起，为人们所渴求，“供春制茶壶，款式不一，虽属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原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价购之。”（吴骞　《阳羡名陶录》）。周澍在《台阳百咏》中说：“台湾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小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可见“供春壶”之贵重。

    供春壶在清代已近绝迹，现今国内仅存的一件“供春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形似一个古树的树瘿，壶身刻画出树瘿的疤结，是典型的“自然形”砂壶，把脚有篆书的“供春”二字。

　　说起这把壶还有一段故事：这把壶是近代宜兴名绅储南强先生于一九二七年购于苏州地摊上的，据其多方调查，知其原为山阴傅叔和所藏，傅叔和是得自费念慈，而费之前则为吴大澄所有，吴之前是沈钧和之物。这些有名的文人公卿的收藏，更坚定了储南强的信心──确认这把树瘿壶为供春的作品。这把壶的盖子原已失落，吴大澄收藏时，曾延请清末名壶艺家黄玉麟为其配制了一只壶盖，但不知为何，这位壶界高手竟然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他把树瘿壶的盖子做成一个北瓜瓜蒂的形状。储南强收藏后，著名画家黄宾虹评论说，壶为树瘿，盖子却是瓜蒂，绝不匹配。储南强认为黄宾虹的评价大有道理，于是，邀请当时制壶高手裴石民重新为这把壶配制了一只树瘿的盖子，黄宾虹应邀在子口圈壁上作铭，铭曰：“供春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百金易之而来，能重为制盖者裴石民，题记者稚君。”盖子烧制好以后，发现略大，只得加以打磨，黄宾虹镌刻在子口上的铭文被磨得模糊不清，终成憾事。

　　这把壶是目前公认的“供春壶”的仅存，但笔者却于此大有不同的看法，依据有四：

　　其一，供春所处时代之练制紫砂泥的工艺较今日必定相差甚远，而且据与供春之后的时大彬同时的明人许次纾所著《茶疏》所云：供春所制茶壶“盖皆以粗砂制之”，而这把“供春壶”砂质细腻，显然与当时紫砂茶壶之用料不符。

　　其二，在供春的时代，作者是否在砂壶上属上自己的款识尚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及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紫砂制作者们是不用篆书属款的。

　　其三，在供春的时代，还没有出现专门的烧制紫砂陶的窑，紫砂陶器是混于其它瓷器一同烧制的，又没有后世之防止釉泪而制的“匣钵”的保护，故表面难免沾有“缸坛釉泪”的痕迹，而这件“供春壶”上则一点也没有。

　　其四，供春作品上有“指螺文”，而这件作品上踪迹全无。

　　综上所述，这件“供春壶”应该可以肯定不是供春的原作，而只是一件时代较早的供春款式的仿制品。

　　供春壶的款式显然不会是只有树瘿一种，海外现存一把底款为“大彬仿供春式”的龙带壶，也是供春当年的款式，至于后来流传的其它供春款式的真伪现在已较难判断，但可以肯定，其中一定有当年供春创制的款式。

　　真正的供春壶已经难以见到，对于紫砂爱好者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给紫砂茶壶的历史研究也带来了很大困难，所幸的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多少填补了一些这一时期的制壶情况的空白。

    １９６６年南京郊外发掘出明嘉靖年间（１５３３年）司礼太监吴径墓，墓中出土了一把提梁紫砂圆壶，此壶高１７. ７厘米，直径１６厘米，口径７.７厘米，底径７厘米。此壶砂质较粗，且表面有“缸坛釉泪”，与供春时代的砂壶特征完全吻和，从中可以想见“供春壶”之一斑。

　　供春使紫砂茗壶终于走出了日用陶瓷的规范，而发展为一种极具珍玩价值的造型艺术。供春之后紫砂茗壶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第一个高峰。明人周高起在《阳羡名壶系》中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

　　供春之后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出现著名的壶艺家，而到了明万历年间，壶艺的发展中又涌现出四位堪称大师的人物，他们就是并称为“茗壶四大家”的董翰、赵梁、时朋、元畅。

　　“董翰，号后溪，始造菱花式，已殚工巧。

　　赵梁多提梁式。

　　元畅。

　　时朋，作鹏，亦作朋。朋，大彬之父，与董、找、元是为四名家，并万历间人，乃供春之后劲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吴骞　《阳羡名陶录》）。

　　董翰制作的菱花壶是参照唐宋时的铜镜的花纹，开后世“筋纹形”砂壶之先河，在四家中，他的作品最纤巧。

　　时朋制壶大约是以“几何形”为主，目前香港茶具文物馆所藏的一把六方形小壶传为时朋之作，目前真伪尚无权威的定论。

　　可以说，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四位名家的作品了。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位名家李茂林，他生活的年代稍晚于“茗壶四大家”。

　　李茂林，字养心，吴骞在《阳羡名陶录》中说他“制小圆式，妍在朴致中，允属名玩。”。他在当时也是名噪一时的大家，因为排行为四，又擅制小圆壶，故有“小圆壶四老官”之称。李茂林对紫砂茶壶的最大贡献恐怕要数他把紫砂茶壶的坯胎“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此杜绝了“缸坛釉泪”。李茂林还是有记载的第一个在自己的作品上标明自己的标识的作者，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说：“……若李茂林朱书记号而已。”

　　供春和他的后继者茗壶四大家以及李茂林对壶艺的贡献还在于他们把传统的大砂壶改良为可供文人案尚珍玩的小型壶，这为以后的文人参与砂壶的制作和诗文书画的与紫砂茶壶艺术的结合打下了基础。

    经过了宋、元两代，进入明代后，特别是供春之后，紫砂茶壶的发展终于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三　时大彬时代的成熟期

　　紫砂茗壶的制造在经历了供春时代之后，终于在瓷器主宰了千年之后，在众多种类的茶具中跃居主导地位。李渔在其《闲情偶记》中说：“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从万历后期开始，紫砂茶壶的地位得到了最终的确定，紫砂茶壶的制造技艺也走向了成熟。

　　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壶艺家和制壶匠人，仅有作品传世的就不下数十位，在这些壶艺高手中最杰出的要推时大彬和他的两个弟子──李仲芳和徐友泉。

　　时大彬，号少山，万历年间人，其父乃是供春之后最具盛名的“茗壶四大家”之一的时朋（一说时大彬为时朋之父，但据两人的活动年代来看，大彬应为时朋之子）。

　　时大彬的主要创作活动集中在万历中后期，他把紫砂壶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使紫砂茗壶深入人心，特别是成为文人墨客必不可少的日常使用和欣赏相结合的案头珍玩。他技艺非常，紫砂茶壶造型中的“自然形”、“筋纹形”和“几何形”器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涉猎，并且都显现出极高的艺术成就，紫砂茶壶作为一门造型艺术，可以说是到了时大彬的时代才真正完善起来。

　　时大彬活动的年代，紫砂匠人们已经开始注重人工调和砂料，早先单一的泥料已经开始为各色的泥料和在细砂中混入粗砂的“调砂”所代替，时大彬的作品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采用“调砂”所制成的。吴骞在谈到时大彬制壶时说他“或陶土，或杂砂缸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具足。”（《阳羡名陶录》）可见，时大彬对于泥料的使用是很广泛，又很讲究的。

　　在砂壶的款式上，时大彬承袭供春及其父时朋之外，又大大地丰富了紫砂茶壶的式样，有很多后世流传的砂壶款式均是首创于时大彬。

　　时大彬的制壶技艺超群，他年轻时喜做大壶，而后经过名士陈继儒（号眉公）等人的点拨，多做小壶。《阳羡名陶录》说他制壶“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对他的壶艺和作品极其推崇。

　　时大彬传世之壶中的代表作：

    １　题“天香阁”的调砂提梁壶──这把壶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壶用泥料为调砂，直径１６厘米，壶身浑圆，壶嘴呈六棱形，上小下大，颜色暗栗，盖内刻有“天香阁”，显然是为人订制的，盖内具“大彬”款。此壶古朴端庄，厚重大方，维壶体较大，显然是时大彬早期的作品。

　　２　凤首袱印壶──此壶为已故著名画家唐云先生所收藏。壶呈紫黑色，泥用调砂，正和“银砂闪点……珠粒隐隐，更自夺目”之形容。壶身为一包印的包袱，壶流弯曲作凤首状，把为龙首，壶身、壶流、壶把，生动异常，大见制作者超凡的功力和想象力，是自然形器的杰作。

　　３　扁壶──这把高仅６. ３厘米，直径１４. １厘米的扁形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壶呈深紫色，调砂，题款为“源远堂”。这把壶胎壁极薄，造型和谐，线条流畅，很见功力。

    ４　僧帽壶──此壶仿明宣德窑所出之宝石红僧帽壶之样式，但在形式上又有所发展创新。此壶为已故著名画家唐云先生所藏。壶身呈六角形，壶盖周围为五瓣莲花，状如僧帽，第六瓣莲花的位置为壶之流，颜色暗栗，有古铁之色。

    ５　三足圆壶──１９８７年出土于江苏无锡甘露乡，现藏于无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此壶呈暗红色，砂质较细，造型古朴，颇有古青铜祭器之风。壶把下端之壶身上有“大彬”二字的楷书款识，字迹工整遒劲。该幕主为华师伊，是南京翰林学士华察之孙，系名门公卿之家，可见时大彬的作品在当时确是文人雅士之爱物。

　　６　线豆壶──此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造型细腻精巧，可以看出作者把握成型工艺的谙熟，泥色温润，砂质细腻，壶高６. ４厘米，直径仅为１０. ３厘米，显然是在受到陈眉公等人的影响而改变风格后的作品。

　　７　鼎足盖圆壶──此壶于１９８７年出土于福建漳浦明万历年间工、户部侍郎卢维桢之墓，有墓志为证。壶色较浅，盖仿古鼎之底，顶三足，壶底有楷书“时大彬制”四字款识，有古风，流、把搭配周正，整只壶端庄稳重。

   ８　玉兰花壶──此壶是自然形的代表作，整把壶呈一朵倒扣的玉兰花形，色呈紫红，砂质较细，等分的花瓣和花蒂分别构成壶身和壶底。

 

   9、紫砂胎红雕漆执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该壶以紫砂为胎。采用漆器制作工艺，可谓别具一格。

    除去以上这些作品，时大彬的传世之作尚有六方壶、开光方壶、菱花壶等。

　　紫砂陶艺从时大彬的手中最终走向成熟。

 

    时大彬对紫砂壶艺的贡献还有很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他发现和培养了两个成就超凡、名扬后世的学生──李仲芳和徐友泉。

　　李仲芳是制壶名家李茂林之子，他是时大彬众多的门徒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与他的师傅时大彬、师弟徐友泉为时人合称为壶艺界的“妙手三大”。

　　李仲芳的制壶技艺和艺术造诣可以说并不亚于其师，以至于时大彬经常把他的作品署上自己的款识，做为自己的作品上市，《阳羡名陶录》中说：“今世所传大彬壶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见赏而自署款识者。时人语曰：‘李大瓶，时大名’。”可见其制壶成就已不亚乃师。

　　李仲芳的作品以筋纹形居多，精致典雅，不似时大彬之淳朴，偏于纤巧，工艺更加细密，“文巧相竞”。李仲芳的作品传世没有时大彬多，或许是时大彬的署款过多的占有了李仲芳的作品的缘故吧！在这里我们只能就目前可考的资料做一点介绍了。

    １　梨皮泥小圆壶──《茗壶图录》中介绍了一把为日本人内田寒泉所收藏的梨皮泥的小壶，文字说明：“通盖高一寸七分二厘，口径二寸，腹径三寸五厘，深一寸四分五厘；重三拾五钱；容一合一杓强。流徐起而弯，　环而的应之，腹圆，底着，口内设堰圈而受盖。……底镌真书十八字，曰：‘万历戊午秋日九月望日为叶龛先生制　仲芳’刀法遒劲，但日字重复为恨耳。……”这种小圆壶颇有其父李茂林所制小圆壶的影子。

　　２　瓜棱壶──此壶现藏于美国弗里尔艺术馆，壶上有李仲芳以及“泰昌元年”（１６２０年）的刻款，可惜流落他乡，真伪无从考证，如果是真品，该是他晚年的作品。

　　时大彬另一位成就卓著的门徒是“三大”中的徐友泉。

　　徐友泉，名士衡，友泉是他的字。在明代及以后的年代中，紫砂匠人们多是子承父业，世代以家族为脉落相传，而徐友泉却是一个例外，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因为受到喜爱紫砂茶壶的父亲的影响，自幼酷爱紫砂艺术，关于他的“弃文从艺”其中还有一段趣事，《阳羡名陶录》中记载：“其父好时大彬壶，延致家塾。一日，强大彬作泥牛为戏，不即从，友泉夺其壶土出门而去，适见树下眠牛将起，尚屈一足，注视捏塑，曲尽厥形状。携以示大彬，一见，惊叹曰：‘如子智能，异日必出吾上。’因学为壶。”可见，徐友泉在紫砂艺术上是颇有天赋的。

　　徐友泉较之出身于民间的制壶匠人们有着更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造诣，他更善于广泛地吸收古代的造型艺术中的精华，尤其是对古代的铜祭器的借鉴，使他的作品在自成一家的同时，大大丰富了紫砂茶壶的造型种类。《阳羡名陶录》记载的他所作的款式有：汉方、扁觯、小云雷、提梁　、蕉叶、连方、鹅蛋、分裆索耳、美人、睡莲、大顶莲、一回角、六子诸款。在丰富款式的同时，他还注重了泥料的色彩的变化，配制了很多种泥料，如朱砂紫、海棠红、沉香、定窑白、冷金黄、水碧、葵黄、闪色、梨皮、澹墨、榴皮等。可以说是款款动人，色色新奇。

　　徐友泉在制壶工艺上也是超群的，他的作品精巧细密，尤其是壶盖和壶口的结合处可以做到密不透风，严丝合缝。他的传世作品有长瓜兽壶、　形壶、扁觯壶以及异兽印泥合等。

　　１　盉形壶──现藏于美国弗里尔艺术馆，是一件仿照古代酒具　而制的筋纹形作品，底款用真书刻友泉款识。

    ２　仿古虎壶──也是一件仿照古代铜制酒具而制的筋纹类的作品。

　　徐友泉之子后亦承袭父业，和其父并称为“大小徐”，只可惜没有确切的名字记载，《宜兴县志》认为是明末壶艺家徐令音，无确切考证。

　　从明万历年后期至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紫砂茶壶的制作名家众多，有作品传世者也不在少数，除去“妙手三大”外，还有：

　　欧正春　据说也是时大彬弟子。他的作品以花卉、果品等自然形为主。

　　邵文金　与其弟邵文银俱为时大彬弟子。邵文金善仿时大彬所制的汉方壶。

　　蒋伯夸　名时英，字之敷，伯夸为后改之字。他也是时大彬的弟子，其作品“坚致不俗”。收藏家项墨林曾向他订制署款为“天籁阁”的壶。传世有署款为“万历癸丑”的英雄美人壶。

　　陈用卿　他和蒋伯夸同时，但技艺略逊于蒋，所以心中经常愧忿不已。他的作品以自然形见长，很注重作品的装饰。

　　陈信卿　作品多仿时大彬和李仲芳的款式，传世有底款为“翠竹轩　信卿”的开光方壶。

　　闵鲁生　名贤规，作品多仿前辈名家的款式。

　　陈光甫　他是一位只有一只眼睛的残疾作者，由于眼睛的影响，他的作品的口和的子有细微的偏斜。

    陈仲美　他是个宜兴的“外来户”，本来在江西景德镇制瓷，因为景德镇制瓷之人太多，竞争激烈，所以转到宜兴制陶。他把瓷雕艺术和制壶技术结合起来，多用重镂叠刻的技法，对紫砂陶器的制造技艺的发展创新起了一定作用。有款为“万历癸丑　陈仲美”的束竹紫砂圆壶、款为“天启甲子　仲美”，并有“陈仲美制”篆书印章的名款的异兽六方壶传世。天启甲子年是公元１６２４年，陈仲美的这方印章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用于壶款的印章，他也成为目前可知的用印章为款识的最早的作者。陈仲美另善制各种紫砂工艺摆件，如佛像、香盒、花杯、辟邪、镇纸等，精巧非常，有“类鬼工”之称。

　　沈君用　（？－１５８４）名士良，万历年间人，他在作品风格上承袭陈仲美，善长于自然形器，“自幼知名，人呼之曰：‘沈多梳’。”（吴骞　《阳羡名陶录》），可惜也是英年早夭，死于甲申年四月（１５８４年）。

　　邵  盖　万历年间人。

　　周后溪　万历年间人。

　　邵二孙　万历年间人。

　　陈俊卿　据说也是时大彬弟子，活动于明天启、崇祯年间。

　　周季山　天启、崇祯年间人。

　　陈和之　天启、崇祯年间人，善仿前辈名家款式。《茗壶图录》中刊有日本人奥兰田所藏的一件紫砂小圆壶，款极雅古可爱。

　　陈挺生　天启、崇祯年间人。

    承云从　天启、崇祯年间人。

　　沈君盛　天启、崇祯年间人，善仿徐友泉和沈君用的作品。

    陈  辰　字共之，他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明朝末年，他的制壶水平未见得多高，但刻款题铭却是无与伦比，当时许多制壶匠人都延请他给自己的作品题刻，故有“陶之中书君”的美称。有底款为“芳气满间轩　共之”的“扁壶”和“提梁合欢壶”传世。

　　徐令音　明末人，宜兴县志说他就是被称为“小徐”的徐友泉之子。

　　项不损　名真，明末隽李（今浙江嘉兴一代）人，精于书法，为国子监监生。他是文人由把玩收藏而“下海”亲自参与制壶的典型。

　　沈子澈　崇祯年间人，他也不是宜兴人，乃是浙江桐乡人氏，客居宜兴。有葵花棱壶传世。

　　葭  轩　明朝末年人。

　　陈子畦　明末清初人，善仿徐友泉的款式，是清代制壶大师陈鸣远的父亲。

　　徐次京　明朝末年人。

　　惠孟臣　生卒年不详，就不同的史料和传世的作品来看，他大约生活在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这一段时期内。他是在制壶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惠孟臣制壶在当时已很有名气，他创作的梨形小壶深受欢迎，甚至传到欧洲，对那里的制壶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到了清代，他的作品乃至后人的仿制品都极为流行，清朝人施鸿保在《闽杂记》中说：“漳泉各属，俗尚工夫茶，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孟公’杯，……”这里所说的“孟公”就是惠孟臣。《厦门志》（１８３２年）中也有记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

    惠孟臣的斋号“文杏馆”，作品署“文杏馆　孟臣制”或“寸心千古秀”，“云入西津一片明”等诗句。目前所能见到的属款为孟臣的作品多是赝品，如署款年代最早的是明“天启丁卯（１６２７）”年，而最晚的是清“雍正二年甲辰（１７２４）”年，之间近百年，显然荒谬。惠孟臣所制小壶最精，这种小圆壶近似于后世的水平壶，是品茶，尤其是工夫茶出现后的品茶活动中的上品。

    惠孟臣与稍晚于他的清初制壶名家惠逸公被后世之人并称“二惠”。

　　郑宁侯　明朝末年人。

　　明代也有不少士人文人参与紫砂壶的创作，或是给紫砂匠人们以必要的艺术教诲，使紫砂艺术得益非浅，他们是：

　　潘允端，明嘉靖进士，上海豫园主人。

　　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书画家、收藏家，因藏有稀世之珍“天籁琴”，故斋名“天籁阁”，蒋伯夸为其制壶钤有“天籁阁”印记。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自命隐士，文学家、书画家、收藏家。他一生嗜茶如命，与紫砂艺人多有交往，茶艺理论对包括时大彬在内的一大批紫砂艺人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紫砂陶制造的辉煌时期给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技法和实物，为以后的紫砂茶壶艺术铺平了道路，然而，朝代的变换，政权的更迭，使紫砂壶制造业在明清之交受到了摧残，一时日月无光，名家名壶寥若晨星，不稳定的时期，往往也是和艺术的萧条相伴生的，一个新的辉煌时期的到来经常是要经过惨烈的压抑之后的。

 

四　陈鸣远时代的光大期

　　经过明朝末年的连年战乱，至清朝初年，满人出于治国的需要和对汉族文化的仰慕，注重对文化艺术的发展的扶持，宫廷内外、士绅官商，对紫砂陶器的重视和喜爱大大超过前朝。

　　清代康熙年间已经出现了为宫廷御制的瓷砂茶壶，而其后更是不断地为宫廷制造“贡局”款紫砂茶壶，据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记载：雍正四年十月二十日“持出宜兴壶大小六把，奉旨……照此款式打造银壶几把，珐琅壶几把。”乾隆廿三年十月五日“苏州织造……送到……宜兴壶四件”，紫砂茶壶第一次登上了皇家的大雅之堂。

　　台湾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两把加珐琅花卉装饰，底款为“康熙御制”的紫砂茶壶，北京故宫博物院则藏有乾隆御用的紫砂茶叶罐一件。

　　紫砂茶壶的艺术性和紫砂茶壶的装饰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初至乾隆朝的一百多年中，由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宜兴的制陶业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龙窑遗址就达五十余处，宜兴已经成为一座以陶瓷业为基础产业的准工业化城市。

　　这一时期壶艺大家群星争辉，宜兴制陶业从业者众多，而最有成就，对后世紫砂艺术最具影响和贡献的当推陈鸣远。紫砂茶壶在明代万历年间已经具备了几何形、筋纹形和自然形三种基本造型，但当时还是以几何形和筋纹形为主，自然形砂壶的比例较小，陈鸣远大大发展了自然形砂壶的种类，使自然形紫砂茶壶在他和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砂壶的创作中占了主导地位。

　　陈鸣远名远，号鹤峰、石霞山人、壶隐，具体生卒年不详，大约生于明末或南明时期，主要创作活动集中在康熙年间。据史料记载，明末制壶名家陈子畦是他的父亲，可谓宜兴陶业家庭中子承父业的典型。

　　陈鸣远自幼受家庭的熏陶，耳濡目染，加上天赋过人，且自身文化修养较高，不同于一般陶艺匠人，故尔他的成就大大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作者，可以说，就壶艺方面的造诣而言，他丝毫也不亚于时大彬，而在自然形器的创作上，更是无出其右。

　　陈鸣远在紫砂陶器的创作上，技艺精湛，雕镂兼长，善翻新样，勇于创新，细腻与粗犷相结合，或装饰非常，或朴素敦厚，他的作品涉猎广泛，形式多样，不仅限于茶壶，还擅长于各种自然形案头摆件的制作，充分利用泥料的天然本色，使作品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汪文柏曾有诗赞曰：“古来技巧能几人，陈生陈生今绝伦。”（《陶器行赠陈鸣远》）。他长于陶塑，所作砚屏、笔架、水盂及瓜果小品无一不精。

　　陈鸣远在创作上的成就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得益于他的文化素质和与士人儒生的交往，文化氛围的浓厚，使得他的作品带有极强的诗画情结。陈鸣远与当时诸多文化名人均有交往，《阳羡名陶录》中说他“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与他交往的有浙江海盐的张氏昆仲、桐乡的宫东城兵马司正指著名画家汪珂廷、海宁学士曹廉让、海宁收藏家马思赞、康熙进士杨忠讷等，这些人把他请到家中制壶，同时又在诗、书、画等方面对他产生影响，促进了他的创作。陈鸣远的书法在当时就有盛名，他的书法飘逸洒脱，大有晋唐之风，他的作品的题款大多自为，也成为他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陈鸣远作品的款识中铭刻、署款、用印的都有，他还是目前可考的在砂壶盖内加盖小印的第一位作者。

　　陈鸣远在壶艺上的成就使他在当时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和认同，《宜兴县志》中说：“陈鸣远工制壶、杯、瓶、盒，手法在徐（友泉）沈（君用）之间，而所制款识书法雅健，胜于徐、沈，故其年未老而特为表之。”我国传统上是不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的，而陈鸣远以其超凡的成就，竟然使官方的史料编篡者为他打破了“生不立传”的几千年来的惯例，可谓前无古人。

 

    陈鸣远的作品传世较多，但其中也夹杂着大量的赝品，今天有明确定论的真品有：

    １　南瓜壶──此壶是陈鸣远自然形器的代表作之一，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壶高１０. ７厘米，直径１１. ８厘米，口径３. ３厘米，壶身铭刻着“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鸽　鸣远”十二个字，旁有陈鸣远小印一方，典出自汉代召平故事。陈鸣远以前的瓜棱壶还属较抽象的筋纹形，而这把南瓜壶仿照南瓜维妙维肖，是自然形的代表。该壶做工巧夺天工，生动逼真，选形机智，分割合理，实属珍品。

　　２　中六方壶──此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壶高８厘米，直径１１. ８厘米，口沿、盖沿呈方形，壶身、嘴、把均呈六边形，敦厚沉稳，极具大家风范。

　　３　南瓜水滴──这件作品与南瓜壶如出一辙，效仿自然之物，生动逼真，构思灵巧，身筒上铭刻着“瓜　绵绵，于万斯年”八个字，并有“陈”、“鸣远”两方小印。此物为已故著名画家唐云先生所藏。

    ４　束柴三友壶──这是陈鸣远作品中最具匠心的一件。此壶制于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年），当是陈鸣远创作盛年的作品，故更体现出他在自然形器上的创作技法的精湛。

    ５　梅桩壶──此壶师法自然，苍劲有力，孤傲不俗，是清代陶塑艺术发展的印证，制壶、陶塑、浮雕，多种技法融为一体，使人叹为观止。可惜此壶早年流失海外，现为美国西雅图艺术馆所收藏。

    ６　包袱壶──此壶做于１７０８年，壶为青色，呈一只包袱形状，做工细腻，甚至连包袱的布料的纺织的纹路也做得维妙维肖，别无二致。壶高９. ７厘米，底款为“两腋习习清风生　鸣远”九个字，典出自唐代卢仝。



７　果品──这是陈鸣远的摆件小品，天然泥色的配置使作品生动非常，几可以假乱真，自然形作品的特点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８　朱泥圆壶──此壶为日本人通口超古所藏，底款刻有“丁未杏月　鸣远仿古”八个字，旁有小印两方，圆形的一枚作“鸣”，方形作“远”。

陈鸣远的作品传世不在少数，目前已经确认为真品的还有“藏六居士壶”、“松段壶”、“莲形银配壶”、“无垢壶”等等。



　　１９９０年福建彰浦出土了一件紫砂茶壶，墓主葬于乾隆二十三年，即公元１７５８年，该壶底款刻“丙午（１７２６年）仲夏　鸣远仿古”八字，字为直排双列楷书，旁有两方小印，上为椭圆形“鸣”字印，下为方形“远”字印，两印均为篆字阳文。刻款中鸣远两字写法也很有特点：鸣字的“口”以草书的两点代替，鸟的上半部分写作“舟”，下半部分的四点写作一笔。笔者于１９９６年春节后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上曾见一件梨皮圆壶，造型端庄沉稳，做工细致生动，底款刻“鸣远”二字，并有与福建彰浦出土之壶相同的小印两方于一旁，遂认为是陈鸣远真品，可惜该壶盖子已佚，实是美中不足，当其时，囊中之资不敷，而卖家亦不肯以它物抵押，其时天又将晚，待第二日携款而至，壶已于前日傍晚为一韩国人购走，又一件紫砂瑰宝或许就将从此流失海外，惜哉，惜哉！

　　陈鸣远之后，壶人们渐渐不再用署款和题刻的方式标明自己的姓名和称号了，而多用印章代替，这大约也是砂壶越来越商品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清中叶出现的模具化生产造成的吧。

 

    陈鸣远和他的作品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名家名品，也为紫砂陶艺增色不少。

　　陈汉文　活动于清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他的作品多仿明人款式，有一把刻有乾隆皇帝题款的六角壶传世，另有朱砂万寿壶一把传世，壶底有“大清乾隆年制”的印章。

　　陈隐龙　活动于康熙、雍正两朝的制壶名家，有十六圆条壶传世，此壶现藏于美国坎萨斯纳尔逊艺术馆。

    徐飞龙　清初壶艺家，有汉方壶，壶底有印款，印文为“荆溪徐飞龙制”。

　　许晋候　清初壶艺家，传世作品有“水仙菱花壶”，现藏于美国旧金山博物馆，壶底有圆形篆书阳文印款“许晋候制”。

    华凤翔　清代康熙年间壶艺家。

　　蔡乾元　清初壶艺家，有漆饰紫砂胎茶壶传世，底款为“荆溪蔡乾元制”印章。

　　锦  春　清初壶艺家。

　　邵元祥　清初壶艺家。

　　彭君实　清初壶艺家。

　　蒋志雯　清初壶艺家。

    惠逸公　据说是明末制壶名家惠孟臣的后人，故与惠孟臣并称为“二惠”，他是雍、乾时的著名紫砂工匠，作品在当时很受推崇，与其祖上一样，他的作品被后人大量仿冒。

    项圣思　生卒年不详，大约是清初之人，南京博物院现藏有他的一件桃杯，显示了他在紫砂陶塑上不同凡响的功力，可惜他的其它作品没有流传下来。

　　史万全　清代康熙年间壶艺家。

　　史继长　清初壶艺家。

　　邵兰荪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壶艺家。

　　周候详　清初制壶工匠。

　　杨友兰　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名家，曾为宫廷制紫砂贡品，作品多以釉彩装饰。

　　杨季初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工匠。

　　张怀仁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工匠。

    元  茂　清雍正、乾隆年间壶艺家，传世作品有“束腰孟臣式”小壶，壶盖内有“元茂”二字楷书无边印，底款为“雍正二年甲辰”楷书款，并有“惠”、“孟臣”两枚小印。

　　杨继元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名家，为宫廷制壶，作品多施釉彩。

　　王南林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名家，曾为宫廷制贡品壶，作品多以釉彩装饰。

　　邵德馨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名家，曾为宫廷制贡品壶，作品多以釉彩装饰。

　　邵基祖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名家，曾为宫廷制贡品壶，作品多施釉彩。

　　邵玉亭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名家，曾为宫廷制壶，作品多以釉彩装饰。

　　邵德泌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工匠。

　　陈文居　清雍正、乾隆年间壶艺家，工于茗壶、花盆，日本现藏有他的作品。

　　陈文柏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工匠。

    葛子厚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壶工匠。

　　范章恩　清乾隆、嘉庆年间制壶工匠。

　　潘大和　清乾隆、嘉庆年间制壶工匠。

    邵旭茂　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制壶家，有提梁壶传世，此壶较大，通高２３厘米，口径１２. ３厘米，造型简捷，气势辉宏，壶底有印两方，一是“荆溪”，一是“邵旭茂制”，是这一时期少见的几何形器的精品，现为宜兴紫砂工艺厂所藏。

    潘虔荣　清代中期壶艺家，字菊轩。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藏有他的一把底款为“岁在辛卯仲春虔荣制　时年七十有六并书”的作品，辛卯年即道光十一年，公元１８３１年。

　　于  廷　清代中期壶艺家。

　　陈滋伟　清代中期壶艺家。

　　陈殷尚　清代中期制壶工匠。

　　邵裕亭　清代乾隆年间壶艺家。

    邵友兰　清嘉庆、道光年间壶艺家。

    邵友廷　清嘉庆、道光年间壶艺家，其养子为近代壶艺大家程寿珍。

　　潘缄雄　清嘉庆、道光年间制壶名家。

　　陈绶馥　清代中期壶艺家。

　　华贞祥　清代中期制壶工匠。

　　华君德　清代中期制壶工匠。

　　这一时期在紫砂壶的装饰手法上出现了珐琅、釉彩和描金，并且被用于贡品壶的装饰上，这时有一些工匠专为宫廷烧制加彩釉的紫砂茶壶，其中较著名的有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馨、邵玉亭等。

    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把壶底钤有“乾隆年制”篆文方印的紫砂方壶，是宫廷督造的贡品，壶高９. ２厘米，以金粉装饰，壶身两面一面画的是《湖山雁归图》，另一面用金粉书写《山居即景》：“径穿玲珑石，檐挂峥嵘泉，水许亦自洼，昨来龙井边。”这把壶集陶艺、书画为一体，堪称精品。

    清初至乾隆末年的一百五十余年，可以说是紫砂茶壶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五　陈鸿寿时代的士人参与期

　　饮茶作为一种时尚是最先开始于文人墨客之间的，大约是茶的提神醒脑的功效能够促进他们的文思，帮助他们的创作吧，而最先对饮茶器具加以整理和规范的也是文人，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茶文化没有文人的参与和陶冶是无法形成的，而茶文化中的重要的物质载体──茶具的艺术化也是和文人的参与密不可分的。

　　紫砂茶壶最迟在元代就已经成为文人墨客们的爱物，而到了明清两代，更是深受文人学士们的喜爱，一把名家所制小壶之价格已经超过与其自身重量相等的黄金的价格。文人们的喜爱更加强了紫砂茶壶的文玩案赏的艺术价值，而其本身的实用价值此时已经退居次席了，尤其是对那些名家之作而言。紫砂艺术发展到这种状况，再单纯地依靠那些虽然技艺超群，但毕竟由于文化素仰的欠缺而在创作上带有很大局限性的紫砂匠人们已经是不行的了，于是，文人们终于忍俊不住，由重视进而发展到参与，终于从幕后的鉴赏者走到台前，成为实际上的参与者，而这种文人的参与最终使得紫砂艺术得以升华，成为一种典雅的书画与造型艺术的结合体。
　　明代项不损的作品或许还是文人们偶一为之的即兴之作，而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一位文化艺术造诣超群的书画大家陈鸿寿的参与，则真正给紫砂艺术的发展注入了蓬勃的生机，而他也创造了紫砂茶壶中的又一经典之作──曼生壶。

　　陈鸿寿，生于一七六八年，卒于一八二二年，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人，嘉庆六年拔贡，官至淮安同知，主要活动在清嘉庆、道光两朝。陈鸿寿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画家和诗人，还精于竹刻艺术，他是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书画方面有《古柯兰石图》、《龙池纪游图》等，还著有《种榆山馆诗集》等作品，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家。

　　陈鸿寿象当时许多文人一样热衷于紫砂茶壶，他收集了不少前人的紫砂作品，时时把玩揣摩，而在一八一二年－－一八一五年他出任与宜兴毗邻的江苏溧阳县知县，近水楼台地了解了紫砂行业，同时结识了不少紫砂艺人，他对紫砂浓厚的兴趣就急剧地转化为强烈地创作冲动，终于在紫砂茶壶的创作上大书了一笔，可以说，陈鸿寿最终使紫砂茗壶和诗、书、画完美地结合成一个新兴的艺术门类。

　　陈鸿寿以其卓越的艺术想象，自行设计了许多紫砂茶壶的款式，旧说有“曼生十八式”，其实他所作的款式远不止此，仅就大石斋所藏《朱石梅摹茗壶二十品》就保留了二十种款式，这之外挂漏的还有很多，据近年的发现和考证，不下三十余种。陈鸿寿不但自己设计，还亲自选择制壶的泥料，从色泽到砂质，都极考究。他并不是一个工匠，所以，制壶还要请人，待壶制好之后，他和他的幕僚清客们便在壶坯将干未干之际，以竹刀雕刻上铭文，他的幕僚、好友诸如郭频伽、江听香、高爽泉、查梅史等人都参与了这种创作活动，如一把井栏壶上铭有：“注以丹泉　饮之延年　老曼铭　频伽书”。

　　陈鸿寿所设计的砂壶新的款式要落实为真正的紫砂茗壶还离不开紫砂工匠们的合作，当时宜兴的紫砂工匠杨彭年、杨宝年、杨凤年兄妹，以及吴月亭、邵二泉等就成为“曼生壶”的制造者。

　　杨彭年，字二泉，嘉庆年间壶艺名家，他的主要成就就在于与陈鸿寿的合作制造“曼生壶”。陈鸿寿为其居室题名“阿曼陀室”，并为其刻制用于制壶时题款的印章。

　　杨宝年，又作葆年，杨彭年之弟，亦为当时名手，随兄参与“曼生壶”的制作。

　　杨凤年，杨彭年之妹，她是宜兴最负盛名的女制壶家，章款多用“杨氏”，大量参与“曼生壶”的制作。

　　吴月亭，为杨彭年挚友，也曾应杨彭年之邀，参与“曼生壶”的制作。

　　邵二泉，他是杨彭年的徒弟，也随乃师制作“曼生壶”。

　　陈鸿寿的“曼生壶”由于有这些制壶家的参与制作，数量很多，香港茶具文物馆所藏的一把“曼生壶”刻有“茗壶第一千三百七十九”，上海博物馆现藏的一把紫砂“曼生壶”上更是刻了“曼公督造茗壶第四千六百十四　为庠泉清玩”，可见数量之多，当然，这些壶并非都是陈鸿寿亲为，有很多是在他离开宜兴之后，甚至是在他去世之后，杨彭年等人依款而做的。

　　“曼生壶”的种类很多，但基本上是以几何形器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几何形器有较大的平面可供书画的题刻之用。“曼生壶”的制作者们，如杨彭年，在制壶工艺上并未达到顶尖水平，而“曼生壶”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鸿寿等人的诗文雅意、书画兼绝，这正好印证了当代壶艺大师顾景舟先生提出的“壶随字贵，字依壶传”的观点。“曼生壶”的题刻多在壶肩和壶身，不似前人刻在壶底，内容也不同于前人的名款和纪年，而是以诗文为主，意境高远的诗文，俊逸潇洒的书法，还有由竹刻演化而来的挺拔的刀法，使每件“曼生壶”都成为一件造型艺术与诗书艺术的结晶体，超凡脱俗，卓而不群。

　　“曼生壶”的底款最常见的是“阿曼陀室”、“曼生”、“彭年”，也有印款为“桑连理馆”、“杨氏”、“竹溪”的，这些印章大多由陈鸿寿亲自刻制，不同凡响。“桑连理馆”是陈鸿寿的住所之名，为其有一株连理的桑树而得名，他曾与钱叔美、江小过合作过一幅《桑连理馆主客图》，以兹纪念；“杨氏”则为杨凤年；“竹溪”是吴月亭的别号。

　　“曼生壶”流传至今已经成为珍品，而大量的仿制品已大失原作之风，我们这里仅能将几件确认的真品介绍给读者。

　　１　合欢壶──此壶为已故著名画家唐云先生所藏，此壶造型端庄秀丽，壶肩上铭文：“试阳羡茶　煮合江水坡仙之徒　皆大欢喜　曼生铭”，底款为“阿曼陀室”。

　　２　云蝠方壶──此壶现藏于苏州文物商店，是陈鸿寿自己设计、铭刻和制作的。壶盖上装饰有蝙蝠、祥云的图案，壶身一面雕饰山水画，另一面有“外方内清明　吾与尔偕享　曼生”的铭文。

    ３　石瓢壶──此壶从石瓢提梁壶演化而来，更显周正，此壶也是唐云先生“八壶精舍”中的一把。壶身有陈鸿寿刻铭文：“不肥而坚　是以永年”，底款为“阿曼陀室”方印。

    ４　瓦当壶──此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壶身为深紫色，一面为瓦当篆书阳文“延年”，另一面为“不求其全　乃能延年　饮之甘泉　春萝清玩　曼生铭第二千六百十一壶”的刻铭，底款为“阿曼陀室”，壶把有“彭年”小印。

　　５　半瓢壶──此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壶高７. ２厘米，口径６. ６厘米，壶身铭“曼公督造茗壶第四千六百十四”，把脚有“彭年”小印一枚，底款为“阿曼陀室”。

    ６　井栏壶──此壶为调砂，壶身铭“吸井匪深　吉瓶匪小　式饮庶几　永以为好　曼生铭”，底款为“阿曼陀室”。此壶为唐云先生所藏。

    7　乳钉壶――此壶为调砂制成。

    8　合盘壶――此壶典雅高古，做工考究，铭刻隽永。

    9　石瓢提梁壶――此壶为曼生壶中精品，形制大气，壶身上陈鸿寿的刻铭气度恢弘。

    10　竹节壶――此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壶身上以小篆刻诗。

    11　匏瓜壶――此壶形状若“匏瓜”，壶身上刻有铭文“饮之吉　匏瓜无匹”。

    12　笠式壶――此壶形似斗笠，壶身上刻有“笠荫喝　茶去渴　是一是二　我佛无说”。

　　“曼生壶”的种类还有很多，仅已故著名国画大师唐云先生生前就藏有八把“曼生壶”，为此唐先生特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八壶精舍”以兹纪念。

 

陈鸿寿以其卓越的艺术家的造诣影响了紫砂茗壶的发展，使紫砂茗壶进一步艺术化，把紫砂艺术与诗画、书法、篆刻等艺术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块闪烁的艺术结晶。“曼生壶”在造型上、用料上、落款及铭刻上多对后世的紫砂茗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人们仍在大量地采用当年“曼生壶”的造型，甚至铭文。这里笔者把所搜集到的“曼生壶”的铭文摘录下来，以食读者： 　　试阳羡茶　煮合江水　坡仙之徒　皆大欢喜 　　八饼头纲　为鸾为凰　得此者昌 　　有扁斯石　砭我之渴 　　不肥而坚　是以永年 　　饮之吉　匏瓜无匹 　　煮白石　泛绿云　一瓢细酌邀桐君 　　笠荫喝　茶去渴　是一是二　我佛无说 　　吸井匪深　吉瓶匪小　式饮庶几　永以为好 　　中有智珠　使人不枯　列仙之儒 　　铫之制　搏之工　自我作　非周童 　　注以舟泉　饮之吉　勿相望 　　竹里半炉火活 　　不求其全　乃能延年　饮之甘泉 　　梅雪枝头活火煎　山中人兮仙乎仙 　　为惠施　为张苍　取满腹　无江湖 　　与陈鸿寿同时及稍后，还有许多制壶名家，他们的作品各有特色，有些人在紫砂制作上的技艺要比杨彭年等人高超得多，但终于没能达到“曼生壶”的成就，大约是因为没有得到陈鸿寿的艺术熏陶和指点吧。而在陈鸿寿之后，文人参与紫砂茗壶的设计、铭刻，乃至亲手制作者越来越多，终于使紫砂艺术由俚俗完全变成了文人学士化的造型艺术了。       朱石梅，名坚，浙江山阴人，嘉庆、道光年间书画大家，他是继陈鸿寿之后又一位倾心壶艺的文人。他首创包锡铭壶，由杨彭年、申锡等人制壶，壶成后再通体包上锡片，而后再在锡片上以铁笔刻画，诗书、绘画无所不有。此后又发展为包铜，甚至包银、包金，这种形式的紫砂茶壶在清代后期风行一时，今日虽仍有效仿者，但以为人们所冷落。这种包锡壶掩盖了紫砂自身的媚力，大有“蛇足”之感。现有杨彭年制壶，朱石梅刻铭的圆角方础壶传世。     瞿应绍（１７８０－－１８４９），字子冶，又字升春，号月壶，后改号瞿甫，又号老冶，室名“毓秀堂”，上海人，清道光年间贡生，官至玉环同知。他工诗词、尺牍，擅长书画、篆刻，也是著名的古玩鉴赏家，他尤其喜画梅竹题材，又酷爱紫砂，所以他督造的紫砂茗壶上所作的画，大多是梅、竹之类。他也仿效朱石梅做包锡壶，也与杨彭年、申锡等人合作，底款常用“壶公冶父”四字方印。他所订制的紫砂茶壶大多请好友邓奎代为前往宜兴，故而邓奎也借机亲自参与刻画、作铭，现也有邓氏之壶传世。瞿应绍亲刻自己所画所书的茶壶，在当时颇受收藏者的青睐，称为“三绝壶”，赞其诗书画无一不精。现有杨彭年制壶，瞿应绍刻铭画的石瓢壶传世。 　　其他较著名的文人士绅的紫砂茗壶制作的参与者还有： 　　吴大澄（１８３５－－１９０２），字清卿，号恒轩，江苏吴县人同治进士，官至湖南巡抚，是著名的书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和鉴赏家。 　　陆恢（１８５１－－１９２０），字廉夫，吴江人，后定居苏州，著名画家。 　　吴昌硕（１８４４－－１９２７），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苦铁，七十岁后以字行，浙江安吉人，工书画、篆刻，曾创立西泠印社。 　　梅调鼎（１８３９－－１９０６），字友竹，号赧翁，浙江慈溪人，诗人、书法家、收藏家，他与紫砂艺人合作，在壶上刻铭，今有所铭“汉铎壶”传世，铭文为：“汉铎　以汉之铎为今之壶　土即代金　茶当呼荼　赧翁”，其铭画之壶后世称为“赧翁壶”。 　　朱石梅、瞿应绍等人的参与制壶，可以说是紫砂茶壶自陈鸿寿之后文人化的又一表现。　　 　　这一时期其他壶艺名家还有： 邵大亨　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壶艺大家，他是晚清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他技艺高超，善于各种款式的茗壶的制作，他的代表作是鱼化龙壶，该壶以云片水文装饰壶身，壶身有一龙头隐现于云间,壶盖内还有一可活动的龙头,甚至连龙头口内的舌头也可伸缩，技巧堪称一绝。邵大亨创作严谨，作品精益求精，从不广出滥作，加之英年早世，故传世作品不多。     陈荫千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陈滋伟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陈觐候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邵恒昌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钱弘文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徐温庭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蒋良玉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杨履曾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陈绶馥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陈寿福　清道光年间壶艺家。 　　蒋德休　字万泉，清中晚期壶艺家。 　　何心舟　清道光年间壶艺家，有“直壁三足扁圆壶”传世。 　　吴阿昆　清道光年间壶艺名家，当时颇享盛名，据《宜兴县志》记载：“兹壶声价今谁重？名手更推吴阿昆。”。 　　周永福　清咸丰年间制壶名家，擅制鹅蛋壶。 　　于子良　清咸丰年间壶艺名家，山东文登人，传世有印款为“咸丰文登于子良造”的砂壶。     邵景南　清末壶艺名家，苏州人，号留佩主人，有“太极鼓形壶”、“紫泥小圆壶”等传世。     申  锡　晚清制壶名家，曾与朱石梅、瞿应绍、梅调鼎等人合作制壶。     韵  石　清末壶艺家，曾与梅调鼎合作制“赧翁壶”传世有“博浪锤壶”、“柱础壶”。 　　史维高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魏孟民　清代制壶工匠。 　　王元美　清代制壶工匠。 　　吴芷来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黄玉麟　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制壶名家，擅长几何形器的制作，又擅长做紫砂花盆。他的作品造型生动、做工精致、用泥讲究，曾和不少名人合作，如为吴大澄所做的“凇斋”印款的砂壶。他的作品多喜在盖内钤一枚椭圆形“玉麟”二字阳文楷书小印。他曾仿供春“树瘿壶”。 　　余  生　清末壶艺名家，也曾为吴大澄制壶。 　　陈用乡　清晚期制壶工匠。 　　胡耀庭　清晚期制壶工匠。 　　陈文叙　清末制壶工匠。 　　邵柏原　清代制壶工匠。 　　冯彩霞　清咸丰年间著名的女壶艺家，擅制孟臣式小壶，作品为时人喜爱，曾被南海伍元华请去制壶。 　　赵松亭　清光绪年间制壶工匠。 　　吴阿根　清末制壶名家，光绪年间曾被日本常滑市请去传授制陶工艺。 　　金士恒　清末壶艺名家，光绪年间和吴阿根一道被日本常滑市请去传授陶艺。 　　陈光明　字匡庐，南京人，清末壶艺名家，以提梁壶著称于世，有“莲子扁提梁壶”、“圆腹提梁壶”传世。     俞国良　清末民初制壶名家，江苏无锡人，１９１９年，其作品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曾为吴大澄制壶。 　　陈懋生　清末制壶工匠。 　　潘志茂　清末制壶工匠。 　　蒋裕泰　清末制壶工匠。     程寿珍　号冰心道人，清末民初壶艺大家，邵友廷养子。他的作品曾于１９１９年获得过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所以他晚年刻制一枚异形印章用作壶盖内款，印文是“　十二老人作此茗壶巴拿马和国货物品展览会曾得优奖”，缺字似应为“八”。他擅长制作掇球、仿古、汉扁三种壶，犹以掇球著名。 　　芝  亭　清末壶艺家，有“平盖圆壶”传世。     华祯祥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华君德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张君德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邵赦大　名权衡，清末壶艺名家。 　　邵正来　清末制壶工匠。 　　许升侯　清末制壶工匠。 　　潘沂宝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潘仕成　清中晚期制壶工匠。 　　王东石　清代制壶工匠。 　　王胜长　清代制壶工匠。     邵俊银　清末制壶工匠。 　　邵湘甫　清末制壶工匠。 　　邵云甫　清末制壶工匠。 　　陈伯亭　清末壶艺名家，长于镌刻，其子陈少亭为民国时紫砂铭刻大家。 　　沈瑞田　清末制壶工匠。 　　陈研卿　清末制壶工匠。 　　王玉林　清末制壶工匠。 　　杨莲生　清末制壶名家，有“折腰扁圆壶”传世。 　　范大生　清末制壶名家，有“六瓣合菱壶”、“柿形壶”等作品传世。 　　荣  卿　清末制壶名家，有“竹节提梁壶”。 　　邵维新　清末制壶工匠。 　　蒋万丰　清末民初制壶工匠。 　　邵云如　清末刻陶艺人。     韩  泰　清末刻陶艺人。 　　汪宝州　清末民初制壶工匠。 　　范鼎甫　清末民初制壶名家，其作品紫砂雕塑“鹰”曾获得过伦敦国际博览会金奖。     江案卿　清末民初壶艺大家，有仿供春式“树瘿壶”、“狮球壶”传世。 　　蒋燕亭　清末民初壶艺名家，当代制壶大师蒋蓉女士的伯父。 　　光  裕　清末民初壶艺名家，有“折肩灯碗壶”传世。 　　李保珍　清末民初制壶工匠。 　　卢兰芳　清末民初刻陶艺人。 　　吴虎根　清末民初制壶工匠。 　　陈鸿寿和他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紫砂茗壶的造型是以几何形器为主的，这与陈鸿寿倡导的砂壶的铭刻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虽然壶款增多，但相对来说，在基本造型上有单一化的表现。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紫砂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群星争辉，名家名品层出不穷，紫砂茗壶不仅深入我国士农官商各个阶层，同时也大规模地向海外拓展，不仅有商品壶出口，还向邻国，如日本、朝鲜输出制壶技术，甚至对欧美的制壶业也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