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墩遗址概况
双墩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北侧，一个原始台地的边缘。地处淮河北侧，南距淮河的直线距离3.5千米，东北距北淝河2.5千米，东距吴郢村约2千米，又吴郢村南约3千米处即小蚌埠镇。
蚌埠市地处黄淮海平原与江淮丘陵的过渡地带，江淮分水岭的末梢。境内以平原为主，南部散落丘陵；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斜，自然坡降约为万分之一。黄淮海平原主要分布在蚌埠淮河北部，淮河南岸沿河一带也有分布，系黄河南迁夺淮泛滥所形成。平原由现代冲积层组成，厚度在10米以上，地面高度为海拔17～18米。
这种地质结构和地形地貌对理解双墩遗址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江淮分水岭的末梢和北部大面积冲积而成的平原共同决定了淮河的流向和这里的地形地貌。以淮河力量为主时期可能较多形成西北东南向沟坎或河道地貌。以黄河力量为主时期则是冲积平原由北向南推进以及留下南北走向的河流。在这一带厚度在10米以上的现代冲积层应该就是在这种不断的交互作用下所形成。
双墩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为遗迹、器物和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遗迹包括少量灰坑、红烧土遗迹，器物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碎片，再就是存在于陶器上的大量刻划符号。
双墩遗址发现的文化遗迹不多，只有少数灰坑和地层中的红烧土等。双墩的5座灰坑均发现在第①层下，为圆形或椭圆形浅坑，坑壁多不明显。其次是在一些地层中包含大量的红烧土，似与房屋建筑有一定的关系。《报告》对于红烧土的判断与对遗址整个地形的判断错误有关，也与对遗址时代的生活状况的判断不准确有关。
双墩陶器，陶色以红褐色夹蚌末和外红衣内黑色夹炭陶为主，有一定数量夹云母末灰色陶和夹炭黑色陶，还有少量的内外红衣陶和泥质红褐陶、红色彩陶等。陶器以素面为主，约占92. 5%（包括红衣陶）。纹饰有戳刺纹、刺点纹、刻划纹、指甲纹、乳丁纹、附加堆纹、弦纹、镂空和彩绘等纹饰。这些纹饰均不是专门手制。在这里，本《报告》作者犯了中国考古界普遍犯下的错误。误把制陶时的“范”留下的印痕当作人为地留下的纹饰。
陶器制品中还有纺轮、锉、圆饼、网坠、投掷器等陶质工具。纺轮均为陶片改制，没有出现专门制作的纺轮。锉的通体饰麻点小凹坑，在其他遗址中也有发现。圆饼和投掷器在双墩遗址中发现较多，在其他遗址中还没有或很少发现。网坠数量多，多为小型，其形制与今相同，在其他遗址中有少量发现。
双墩陶质艺术品为人面头像和猪等动物泥塑品。其中一件纹面女童头面像令人印象深刻。
双墩的石器不发达，数量少，器形小，除少数磨制精品外多制作粗糙，还有一定数量的粗加工的打制石器和石料。器形简单，有斧、锛、砍砸器、研磨器、砺石、球、自然石块等，粗磨和打制石器占主导地位，磨制技术仅用于斧、锛类重要的石器上。见有钻孔石器。石圆饼是双墩石器中最精致的石器，在其他遗址中也没有发现过。
骨、角器多为小型的工具、用具和少量的饰件等。多采用切割后磨制技术，有锥、针、镞、标、鱼钩、鹿角钩形器、笄、匕、方形骨饰等。比较精细的是骨针的磨制和针孔的钻孔技术。鹿角钩形器在遗址中大量出现。
蚌器出土数量多，主要器形有刮削器、切割器、刀、锯、纺轮、匕等。
遗址中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和螺蚌壳等，其中哺乳动物骨骼12382块。地层中含有大量的螺蚌壳，据局部解剖统计，含螺蚌壳最多的地层中，每平方米含螺39707个，蚌934块，骨头28块，还有水生脊椎动物青鱼、草鱼、胡子鲶、龟、鳖、扬子鳄骨壳等。发现动物50种。其中牛类1种，鹿类8种，猪类2种，食肉类9种，爬行类3种，鸟类3种，鱼类3种，蚌类19种，螺类2种等。
二、双墩遗址形成的环境与机制
“双墩遗址的三次发掘均位于遗址的东南部，从发掘区的地层堆积情况看，这里是一条凹沟，沟内的文化层呈前后斜坡状堆积，堆积层坡度较大，不是人们活动直接形成的原始地层，而是人们向沟内倾倒废弃物形成的移动性堆积地层。这条凹沟由西北向东南延伸，东西宽度约40米，发掘区凹沟的深度在2.5 -3米以上。”P13、14这条凹沟内的文化层呈前后斜坡状堆积，是符合事实的判断。但是，说堆积层坡度较大，不是人们活动直接形成的原始地层，是人们向沟内倾倒废弃物形成的移动性堆积地层的说法就明显误读了遗址和遗址形成的机制。
这里地层堆积能够清楚区分出三十多个层出来说明地层形成过程中变化剧烈，不似大气降尘形成地层堆积的机制。大气降尘形成的地层特征是缓慢过程的体现，层间差异往往是由大时间跨度中的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植被变化所致。这里的凹沟地貌显示它应该是一条河，尽管报告也说没有对周边进行进一步钻探调查，不清楚其长度界线。但是，所有有关探方的地层分析都清楚地表明这里的第1层以下的所有地层堆积都是河相堆积。
河相堆积成因更复杂，很难说这里的一层形成的时间究竟是一年还是几年。也可能是每年都有洪水的季节河，那就每年形成一层堆积。也可能是一条间歇性河流，一般情况下只有每年本地降雨的积水，而数年一次较大的洪水洗礼。堆积的累层一般都是流量趋小，流速趋缓的状态下形成，超出历史流速和流量时，就有可能将曾经的沉积全部带走。现在看这30多层的堆积显然是一个水流量逐年减少的趋势，证明这一时期这里降水量逐年减少，上游来水也同样减少。环境日益干旱。但也不排除期间也有水量丰沛的年份，有时一次性地层堆积厚度局部可达2米以上，足以说明地表径流所带来的泥沙量之大。
从遗址的全部东壁地层剖面看，堆积由北向南发展，说明水流来自北方，泥沙也来自北方。各地层剖面所反映的地层堆积状态，并不支持《报告》有关“堆积层坡度较大”的判断，虽然在探方T910621范围内坡度显得较大，相比而言，坡度较小的比例更大。
对遗址方位的判断也不妥。在发掘者眼中，遗址处于台地之上，他们发掘的只是古人的垃圾场。台地才应该是古人活动的中心。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没有在台地上发现多少有价值的遗存，有价值的遗存却都出现在沟内。
如果这里是一条河，人们住在高处，生活垃圾向河道里倾倒，倒是符合一般的思维逻辑。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逻辑漏洞。生活在这里的人倾倒垃圾应该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总不该会也一层一层地倾倒，过一个时期才产生一次垃圾。也就是说，如果这里的地层是人们倾倒垃圾扩大活动区域的堆积，那堆积就不应该能分出层次。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人们几乎不产生生活垃圾，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个年代人们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由于垃圾的产生扩大了人们活动区域的结论完全产生于现代人的生活感知，与双墩古人毫不相干。
如果以台地为中心活动，地层可是由北向南堆积，也就是说，越是靠近台地，越是最后才断流的区域，难不成古人生活在南岸，却如何又在北岸产生垃圾？
各种迹象表明台地与北岸之间的这个低洼并不完全是一条河，如果是河，也是特点鲜明的季节河，很可能只是壕沟，在多雨的年份可能常年有不同程度的积水，但受来自北方的地表径流影响强烈。人们生活在北岸坡地上，但他们并不常年稳定定居，而是在沟底有水，周边食物较充足时，就会有数量不等的古人在此生活。所以，人们只会选择较平坦的地方活动。生存条件较好时会吸引更多的人在此生活，当然也与同时期周边环境有关。在有些地层堆积中陶片可达7000、8000片，说明曾经有相当多的人同时生活在同一地点。也有时仅有少量陶片存在，说明那时只有三二人在此短暂逗留。从30多层直到第3、4层，不同区域、不同层位、不同数量的文化遗存，说明人们当时并非稳定定居，而是逐食物而居，逐水而居，凡是有水、有食物的地方就会有人类活动，反之，人类将离去。
《报告》也确认在土台的高地上文化层很薄，但把原因归咎为冲刷和人为的扰动的结果。但是，真相未必如此。当时，人们可能本来主要就不住在台地之上，只是短时间在台地上活动，因为台地在一般情况下离开水源地较远，不便于日常取水。只有洪水来临，在沟里无法继续生活的情况下才到台地上活动。当洪水走后，沟里的植物重又恢复生机，各种动物、禽鸟重又来到沟里觅食，人们自然也会把活动重心转移到沟里。他们在这里捕鱼、狩猎、采集水生植物的根茎和果实，烹饪也在近水的地方，居住、休息应该也是在这附近。一段时间以后洪水重又来到，把他们生活留下的踪迹全部淹没，一部分比重较轻的物品被冲走，固定建筑物被摧毁，其遗迹和遗物又被淤泥所覆盖，变成了文化层的堆积。这才是本遗址合乎逻辑的堆积机制。所以，这里的文化层全部在沟里，除了大量陶器碎片、少量石器、骨角器外就只有一些红烧土堆积层，几个灰坑都在第1层下，其它几十个地层中不见灰坑，没有栖息地。事实上，这个遗址的没落和消失，正是缘于这个凹沟的消失，缘于他们赖于生存的鱼介、动物、禽鸟和水生植物随着凹沟的消失而不再出现，使他们失去了基本食物和水源的缘故。
另外，对于仅有的几个灰坑所处层位的描述，看似准确，实则大谬。在探方91T0719出现H3和H4确实为第1层所压，但其真正准确的位置位于第11层。第11层是其出现的准确时间，所以被第1层所压是因为它处于第11层斜坡的最高端。在91T0719和0819东剖面上，从第11层直到第18层的最高端都直接被第1层所压，所以，仅说被第1层所压不能准确表达其出现的时间和位置。
三、双墩遗址的经济形态
《报告》认为，“双墩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和渔猎为主，采集和饲养猪为辅的多种经济生活形态。”P413渔猎和采集都没有问题，确实是当时人们赖于生存的生业。但是，“水稻农业经济”和“饲养猪”的结论下得太过唐突。
《报告》善于水稻农业经济的结论出自以下几个理由。“在淮河流域上游的贾湖遗址和下游的龙虬庄遗址分别发现了炭化的稻谷，而位于中游的双墩、侯家寨、红墩寺等遗址已发现农业经济的确切证据—种植水稻。”“双墩遗址发现了12个稻壳的印痕”。“遗址中出土的石斧、石铲、蚌刀、蚌切割器等多为农业方面的生产工具。还有石圆饼、石棒或杵等似为谷物的加工工具。”所以，“双墩遗址时期水稻农业经济已占有重要的地位。”P413
位于双墩遗址上游和下游的一些地方都已经发现了炭化的稻谷，在逻辑上并不能证明双墩就必须出现水稻种植。作者根本就没有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的基本面貌。在人口还非常稀少，人口流动还极其缓慢，而人口的流动也未必带来农业技术的传播，即便有传播的可能，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然而，这一切前提还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径直将它作为产生了稻作农业的根据是不合理的。
虽然贾湖发现过水稻生长的迹象，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是栽培稻。实际上贾湖时代距人工栽培水稻的时代还相当遥远。而下游的龙虬庄遗址发现炭化的稻谷与双墩更扯不上半点关系，因为龙虬庄的时代比双墩遗址要晚好几百年，甚至近千年。对于遗迹现象的研究应该以直接证据的确凿与否为原则，更不能以别处的证据去证明不同地点、不同时代的遗迹现象。
即使在遗址中或者周边发现了“水稻”，也绝不能因此而推断稻作农业已经存在。我们的考古学家们可能都在犯着同一个错误，把所谓的“栽培稻”的出现认定为稻作农业出现的证据。那些在性状上具有“栽培稻”表现的水稻并不是经过人工栽培驯化的水稻，它只是野生稻的一个品种，或者说是野生稻中表现奇异的一些植株。人们只不过因为考古的缘故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它，并因为它的生长性状比大多数野生稻更接近我们今天的栽培稻，所以就非常幸运地被认定为人工栽培稻。然后，再以此为根据推而广之，凡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类似水稻，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引伸到这里已经发生了稻作农业。
这种论证方法也是反论。假设人类早期种植的各种作物都是经由人类驯化而来，比如水稻，说8、9千年前的贾湖时代就出现了，那人类是什么时候就开始了驯化才能演化到栽培稻的水平？我确信所谓的栽培稻也只是野生水稻中一些表现奇异的植株，即便没有遗址的地方，只要适合水稻的生长，可能都会找到那个从未曾与人类谋面的“人工栽培稻”。“人工栽培稻”的出现不能证明它是由于经过人工栽培驯化的缘故，更不能证明农业的出现。农业的发生要比水稻的人工栽培复杂得多，不仅需要环境中有水稻生长，需要人们积累水稻的相关知识，更需要较成熟、稳固的社会组织机制，还需要强大的来自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强大的推动力。在论证农业的产生与发展时，舍弃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把遗址中出土的石斧、石铲、蚌刀、蚌切割器等解释为农业方面的生产工具，把石圆饼、石棒或杵等解释为谷物的加工工具，只能更强烈地显示出只是为了证明稻作农业的存在，象那个石圆饼，《报告》正文中说是“不知道用途的物件”P105、P411，另在讨论陶器时说，“这种石制或陶制的圆饼可能与制陶有关。从石圆饼的现存情况看，其通体磨光，一面为直边，另一面为弧边，而且弧边的一面因使用而显得更加光滑，也可能跟研磨有关。”P49在《报告》最后的结论中却又成了“加工谷物的工具”。这种轻率地解释也只能被看作是努力为已经作出的结论找证据。
与栽培稻和稻作农业的判断错误相类似的还有家畜的饲养。《报告》认为，双墩时期人们通过狩猎获取的动物约占70%。饲养动物主要是猪，约占30%。但是，只是看到简单叙述和结论，没有看到具体的研究。就连所谓家猪和野猪也没有深入研究，说完家猪多，就忽略了野猪的存在。而对家犬也只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推测。
就象人工栽培水稻一样，在判断猪和犬的家养问题上，也是采取了只要生物学性状更接近现代就会被认定为曾经经过人工驯化的思维逻辑和判断方法。早期人们采用此类方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已经显现出明显的逻辑漏洞，时间已经提前到8000年以前，仍然作出已经被人类驯化的结论还合乎逻辑吗？达到距今8000年时的驯化状态还需要经过多少年的驯化？那人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驯化这些动植物的呢？这个逻辑显然不通！这些动植物所以出现经过“人工驯养”的痕迹并不是真正曾经经过人工驯养，而是它们的天生秉赋。人们只是利用了它们的天生秉赋。水稻到今天所以成为人工栽培稻，是因为它天生就适合人工栽培。人们饲养家猪而不饲养野猪正是因为家猪天生温顺的性情和更优秀的肉质、更高的产肉率。人们养犬也是因为犬有天生的适人性。在动植物生长过程中过多的人工干预因素会造成其性状的变化，但把这些动植物不同于其它野生状态下的全部差异都归于人工干预不符合事实。所以，考古学家，还有哲学家可能都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尤其是水稻的人工栽培和家畜的饲养。
总之，双墩人的生业只能是采集和渔猎，除此之外的更深入的解读都是误读，不符合历史事实。
四、陶器的制作工艺与纹饰
双墩陶器的陶色，以红褐色为主，其次是外红内黑色，有一定数量的黑色陶和少量的灰色陶等。红褐色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外均为红褐色；一种是外红褐色而内为黑色。外红内黑色陶，外表施红色陶衣烧成，内表不施陶衣，其胎和内表都是黑色，也有少量内外施红色陶衣的。陶质以夹蚌末为主，次为夹炭，少量夹云母末，还有极少一部分为泥质陶。双墩人烧制陶器的泥料经过选择的可能性不大，更多的可能是随机的。在泥料中根据器类和制作工艺的不同掺和蚌末、碎稻壳、云母末等可能也是随机的。在制作时应该是取什么便利就加什么。但是决定加与不加是器类和工艺的需要，还有很重要的是传统习惯。仅就陶类、陶色而言就有这么多种，足以证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不是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共同传统拥有者。无论如何，双墩人能做出口径50～60厘米的物件还是需要积累许多经验才能成功的。另一方面，如此大规模人群又分别来自不同地方，说明那时人类之间并无明显的族群界线，大家可以相互接纳，可以共同生活。
双墩陶器均为手制，小件器物为整体捏制，大件器物采用泥片拼接法或分制拼按法的判断都是事实，但是并不准确。没有发现可以确认的轮制所留下的轮旋纹及其他确证痕迹，只能证明制陶没有使用转轮，而不能证明它没有使用“范儿”。虽然器表都清楚的留有手工制作的指痕，但是那些大中型陶器直接用泥片拼接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分制拼接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当时大中型陶器的制作工艺都需要有“范儿”，制陶要先制“范儿”。“范儿”都是用各种藤条编织成型，然后做出泥片一片一片地贴到“范儿”上。一件陶器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制作，晾至半干后再将二者拼接起来。拼接的接缝痕迹需要进行整平，所以一般在中间腰部会留下刮削痕。器物上的鋬、耳系、圈足以及突出的附加堆纹都是先做成形，然后再贴接上去。正是因为“范儿”的使用，才在陶器表面留下刻划纹、戳刺纹、指切纹、刺点纹（蓖点纹）、乳丁纹和附加堆纹等名目繁多的纹饰。准确地说，这些所谓的纹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纹饰，只是“陶范”留下的印痕。是现代人把它们理解为“纹饰”。古人只是在制陶过程中无意识留下的痕迹，是今人的艺术眼光把它看作古人为了美观而特别以纹进行装饰的结果。考古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这些纹饰是专门制作的，完全不是事实。凡有使用藤条编织器具经验的，应该一看就能明确判断那些纹饰都是出自藤条编织的“范儿”的印痕，而不是人们专门再用特殊的工具一划一划地作出来。其实，从许多纹饰繁复的程度看，无论是可行性还是可能性，另行专门制作也是不可想象的。
陶器表面颜色都比较一致，胎表结合得已较紧密，没有生烧、烧不透或受火不均的现象，露天堆烧不可能成就如此质量的陶器，推测应该使用了密闭条件比较好的陶窑，遗址中出现的成片的整层红烧土的地层堆积，很可能就是陶窑的所在。由于遗址本来就位于斜坡上，可能会利用地形构筑相对密闭的陶窑。陶窑的窖址很快会受洪水的冲刷而被抺平。另外，也说明遗址附近植被发育极好，作为高燃值燃料的乔木资源应该相当丰富。以草本植物为燃料的制陶，不可能烧制出如此优质的陶器。
所以，对双墩陶器纹饰的艺术评价需要重新作出。刻划纹、戳刺纹、指切纹、刺点纹（蓖点纹）、乳丁纹和附加堆纹等，无论是“看起来显得粗犷而简单”，还是“实际上是很讲究装饰效果的”，抑或是“有的还运用了凹凸相结合的手法，更显艺术魅力”P32，全部都是今人的艺术眼光，与古人搭不上半点关系。这些纹饰不是双墩人的艺术创造，而是无意识留下的痕迹，只是今人看上去好象有些艺术性而已。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无意识留下的痕迹也确实会在许多年后成为后世艺术创作的源泉。
五、刻划符的实质
1986年至1992年三次发掘出土有刻划符的陶片多达600余件，出土数量之多，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绝无仅有。双墩刻划符号数量多，内容丰富，是双墩遗址出土器物中有特殊价值的文化遗存。
刻划符号均出现在陶器上，其中绝大多数符号出现在碗的外底部圈足内，仅有少数符号刻划在豆圈足内或其他平底器的底部等不同部位。部分符号的刻划技法显得比较娴熟、流畅。符号多为刻划或压划的阴文，也有一些似用剔刻或拍印或模印方法形成的阳文符号。符号的形状多样，有象形的如猪、鱼、鹿、花、茧、丝等，也有几何形的圆圈、三角、方框、半框、十字、弧线、直线等。这些刻有符号的陶器就出土在文化堆积层中，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废弃物堆积在一起。
就符号的刻划与压印两种形成方式而言，压印纹只能证明陶器的制作环境和状态，与刻划纹完全不同，它不是人们有意而为，而是无意之中留下的痕迹。它不应该成为在此讨论符号时的研究对象。真正有意义的是人们专门、目的明确地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600多件内容、形式和风格都不同的符号（压印纹只占其中极少数）首先证明了一点，它的作者不是少数几个人，同时也证明了这些碗和豆的制作者不是少数几个人，它还证明了象碗和豆这些个人用品的制作没有进行专业分工，而是由使用者个人制作的。因为我们前面曾经分析双墩人的日常生活可能已经有所分工，可能由女性烹饪并制陶。那是因为在性意识开始觉醒的状态下女性会得到少许的“照顾”，较多的被留守、从事烹饪、制陶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碗也由集体烧制。双墩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别于真正的氏族聚落的重要证据之一。
制陶时留下与直接目的无关的印记说明作者制陶的同时大脑还在活跃地联想制陶以外的事情。他可能想到了围捕野猪，也可能想到用这只碗吃鱼等等。这些刻划符还向我们证明他的思维能力已经可以高度抽象日常事物，而且可以以最简单的方式重现。人们对野猪和鱼无论是以具象还是抽象的方式再现都是人们思维的反映，它可以证明人类有了这方面的思维，有了这种思维能力，他思维的结果以及记录。但是，它们都远不是文字，现在就把这些刻划符直接与文字联系起来根本上就是逻辑混乱。
绝大多数符号都出现在碗的外底部圈足内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最早的刻划符施画者可能是在陶碗成坯之后，在自我欣赏自己的作品时浮想联翩，在一个构图定格之后，想到无论刻在碗内还是碗外好象都不太合适，在光滑、平整的器表施以刻痕都是对作品的破坏，于是把目光落在了碗底，那里既可留下记忆，又不影响使用和美观。但是，后来的许多模仿者中可能有一部分也只是把刻划符作为自己可以识别属于自己的碗的记号了。其中隐含着潜在的现象，由于许多人共同生活，可能出现了有人使用原本不属于他的东西的现象。在此之前，个人独立生活、或者小规模人群时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现在似乎出现了区分器物所属的需要。
六、双墩的社会形态
《报告》认为双墩遗址的绝对年代在距今7300～7100年左右。在此暂不对时代提出异议，距今7000多年前应该基本合理。但是，该文化的存续期约200年似乎偏长。本遗址的累年河相沉积地层看上去好像很多，但它对时间变迁的记录相对精细、准确，其中被隐匿掉的时间和事实不多。所以仅从30多层的地层堆积看，最多可能也就100年的时间。
遗址的陶器组合，早中期釜多，后期鼎多，证明这里的人口构成不单一，而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最早来到这里的可能是江淮之间上游与淮河附近的原始族群游离出来者，他们携釜而来。后期来到这里的人以淮河北岸北部上游原始族群中游离出来者，他们是鼎的传统使用者。鼎逐步取代釜占据主导地位并不一定是后来者越来越多，也有可能是他们在共同生活中感到鼎比釜更便利、更实用，使原釜的使用者放弃了釜而改用鼎。《报告》专门对遗址出土的石器来源进行了详细研究，也证明双墩人主要来自这两个方向。
人们游离出自己出生的原始族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也是大多数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原始族群的原因还是食物匮乏。食物的逐步缺乏会导致原始族群的或缓慢、或急速解体。食物的迅速短缺的结果可能导致原始族群的整体迁徙。在迁徙中如果不能迅速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结果将是族群的迅速解体。此外，在正常的情况下，即便没有发生食物短缺，也会出现游离出原始族群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更多的是当事人各种意识的觉醒。它可以是任何一种意识，如族群外有更吸引其关注的事情，或者是无意识地迷路走到了新的地方。
双墩人就是大约在距今7000多年前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先后来到这个食物资源充足的凹沟的。从文化遗存看，他们相处和谐，共同生活，不分彼此。由早期的釜占多数到中晚期的鼎的比例较大，说明他们在共同生活中取长补短，鼎的优势得到自然发挥。另一方面，釜和鼎的尺寸，根据复原器物，一般口径都在40CM左右，最大达到50多甚至60CM以上。这说明最多的时候可能多达几十人同在一个锅里吃饭。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几十个人非常亲密地共同生活，当然其前提也是他们共同劳作。这种生活方式是需要有组织者存在。组织者至少要进行最低限度的分工，比如，有的去捕鱼，有的去打猎，有的去采集果实或根茎，也必须有人主要从事烹饪。制陶也是需要有一定专长的人担任，如口径达50～60CM的大器绝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
在双墩，没有明确的证据存在有意识的男女分工。但是还是可以推测可能存在自然分工。即女性可能更多地会从事烹饪、制陶或采集。而男性一般从事狩猎、捕鱼等相对需要更多体力的劳作。这种分工的形成，一般都是早期处于小群体状态时萌发，获得后来者的认可并得到维持的结果。对于后来者，如果他不认可这种分工，他可以离去，不加入这个群。加入就意味着认可。同样，接收新来者与否也是要看既有群对新人作用与贡献是否认可。这种机制对双方都是平等的、公平的。所以只有大家都认为是共同利益所在时才会成为唯一合理结果。否则不会产生共同生活群体。
不同性别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会有性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就没有性。现代人当然知道正是成熟男女的交媾才是人类得以繁衍不息的本源。双墩人之前可能大部分人甚至还没有性别意识，更不要说性意识了。双墩遗址出土大量的巨大男性阳具造型的陶釜支脚，证明他们的性意识已经开始萌发。制造这些阳具造型支脚的十有八九是女性，因为在男女共同生活的群体中从事制陶工作的一般都是女性，再则，如果一个人的性意识得到了激发，那一定是由于异性。这位制陶女性在制作陶釜支脚时放弃了传统造型而改作男根造型时，一定是在她的脑海里呈现出了给她带来强烈冲击和快感的那根阳具，并在期待重复获得同样快感的同时完成她的作品。她下意识地制作的阳具支脚，向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她们性意识开始觉醒的证据。
七、双墩遗址文化的特点与意义
双墩遗址文化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文化层堆积的特殊方式和机制。其实，双墩文化与同时期文化没有大的内在差异，而区别主要在于地理位置上它位于淮河中游，同时可能也受黄河以及中原地区其它地表径流的影响，地貌又是平原地带的洼陷。在发展阶段上，处于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前过渡期。该时期在广阔的豫南、豫东、淮北平原几乎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古文化遗存，有价值的古文化遗存都出现在豫西、陕南的黄土沟壑的小台地上。所以双墩遗址的堆积面貌完全不同于豫西、陕南，表现为洼地斜坡上层层累加，但从地表发掘的角度看，又像平铺的地层堆积又被卷了起来的错觉，缘于其它遗址从没有出现过这种遗迹现象。根据地层堆积的层次和厚度推测，此遗址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存续期间的记录非常清晰，而且全过程几乎可以动态重现。
双墩的历史年代正值中国大部分地区持续强降雨，中原广大地区基本都不适合人类活动，原本在此活动的人，一部分跨过了地表径流横溢区来到河南平原与丘陵接壤区，进而进入河南山区，后来再迁徙到陕南、豫西、晋北。另一部分则向南北两个方向迁徙，向北的进入山东南部山区，成了日后的大汶口文化的一部分。向南的一部又分成两个方向，一部分继续向东南，寻找宜居之地。其余的留在安徽中部的，一部分成了淮夷的祖先，还有一部分沿大别山一线向西，或者穿越大别山来到扬子江一线。总之，除了向西进入河南和向北进入鲁南的以外，其它几个方向包括安徽中部的人群，都因为处于多水的隔离环境，影响了人类的迁徙和交流，人口增长一直非常缓慢。因此，也大大地限制了该区域原始文化的发展。
从双墩遗址的地层堆积以及相应的文化遗址状态看，当时主要河流均未归槽，地表径流都处于横溢状态。遗址所处的洼地产生于更早的更大的来自西南部的洪水。遗址期间更多的是来自北方的地表径流，直到北方来的泥沙填平了这个洼地，该遗址的寿命宣告结束。
双墩遗址形成期间，北部只有两种状态，雨季是一片汪洋，水退以后赤地连绵。只有这个洼地在非雨季时有水、有植物和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水源和食物。有的堆积层没有任何文化遗存，说明地表水较长时间淹没了洼地。有时文化遗存埋藏较深，说明那是个干旱的年份，所剩的水不多了，人们都在沟底行动。像那几个所谓发现在第1层下的灰坑，是因为沟里水位比较高，他们都在沟口活动的缘故。
频繁的洪水决定了双墩人并非稳定定居于此的单一族群，而是由遗址周边四面八方来寻觅食物者所构成。因为遗址地貌和环境变化太过剧烈。有的层位只有很少的文化遗存，而有的层位文化遗存却非常丰富，说明他们强烈地受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或者是一个时期周边整体人口数量下降，或者是有一段持续环境优良，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结果。但是，双墩遗址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相关信息。众多异性共同生活必然增加人口生产的速度，可能是双墩环境的剧烈变化抺除了所有的证据。
这里的社会形态特殊除了上述环境因素外，还因为它既不同于相对早期的原始聚落，也不同于同时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聚落。原始聚落是人类的个人意识尚未觉醒之前，人们只是无意识相互模仿而共同生活的群体。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聚落，是原始聚落解体之后由于特殊的环境而形成的以血缘内共同生活的形式构成的聚落。类似双墩这种特殊社会形态的聚落在江汉、江淮一带可能还有很多存在，因为这些地方为这种类型聚落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因此，深入研究双墩遗址文化，对全面、准确理解中华史前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原始聚落解体并不必然导致单一血缘为基础的聚落制度的产生，也可能产生象双墩这样的多血缘自由结合聚落。其产生的前提是有多血缘来源，周边人口要能达到一定的密度。周边这些聚落虽有不同，但不存在太大的差异，他们并不携带前制度性印记，所以容易相互认同、相互接受。环境条件不太恶劣，没有严寒。食物资源相对丰富，有时出现短缺，但重新觅得适宜的栖息地并不困难。
这种聚落建立的基础原本就脆弱，所以其存续机能也是脆弱的。它受人口密度的影响，也受自然资源的影响，很容易就消失，形不成固定不变的遗址，也很难形成源远流长、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
双墩的多血缘自由结合聚落不能算一个族群，也不能算是一种典型文化，是一种没有自身明显特点的文化现象。但它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也必须予以其相应历史地位的文化形式。它从原始群解体就一直存在，甚至一直保留到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向人们提供了单一血缘氏族以外的另一种选择的机会，也容纳了大量作出这种选择的人。在这些人中，亲情意识的体验和积累不如单一血缘氏族，但他们却避免了严重损害人类种质的环节的出现，他们倒是有更多的机会收获友情和利于友情意识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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