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道德只是一种柔和的约束，法律才是一个国家的＂硬核＂底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韩非子为代表人物的法家思想。
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曾说，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从先秦的奴隶制五刑墨（刻字涂墨）、劓（割掉鼻子）、剕（砍脚）、宫（割掉生殖器）、大辟（处死），到隋唐时期成形的新五刑笞、杖、徒、流（流放）、死，对犯法之人进行惩戒，使用刑罚，一直贯穿华夏的历史。
古代中国的刑罚
中国封建时期关于犯人的惩罚条目众多，各个时代都不尽相同。秦始皇扫六合，结束了各地割据的局面之后，为了更好地实行统治政策，需要统一文字和思想。这时李斯站了出来，身为法学家的李斯崇尚用刑法来规范天下，而且往往对违法者施以重刑。极其讽刺的是，他为之主张的重刑最后也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历史上李斯的死法很惨，他被＂具五刑，诛三族＂，最后被腰斩于市。五刑的渊源要追溯到从奴隶社会，那时的的五刑，主要包括＂黥、劓、刖、宫、大辟＂，这里的每一样，都十分残忍，就不一一细细说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于犯人的刑罚一直在变化，各个时代都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主要有打、杀、流放三种。显而易见，打是这里面最轻的刑罚，打的花样很多，而无论怎么打，受罚的部位都是屁股。在我国封建时代，无论是普通平凡的小老百姓，还是高门显贵，从小就受＂非礼勿视＂的道德教育，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打刑，不仅仅是对人体的折磨，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害。而这里面最重的刑罚就是杀刑，杀的各种方式实在是过于残忍，又被称为＂极刑＂。
而流放属于二者之间，顾名思义就是将犯人向外流放。在现在看来，与杀这种残酷的刑罚相比，流放显得宽仁无比，然而在当时，对于受罚者来说，相比起极刑，流放是一种长时间的对犯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死了倒也罢了，但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慢慢消受，在崩溃绝望里永远困住，这对于受罚者来说比死还难受。苏武放羊的故事，小伙伴们应该从小就知道，这里的主人公苏武，就是被流放到今天的贝加尔湖地区，到最后弹尽粮绝，渴了吃雪，饿了吞羊毛，却仅仅把旄节握在手里。
流放者的悲哀
和其他刑罚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一样，流放之刑在不同朝代也不同。在宋朝，犯罪的官员大多会被流放到两广和海南地区，那时候的两广和海南地区，可不像今天一样富足美好，它完全是一片未开荒的土地。提起流放，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苏轼。苏轼最远就被流放到了海南，但是苏轼虽然一贬再贬，却始终保持着被流放者里不可多得的良好的心态，甚至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著名的诗篇。和宋朝向南流放不同，到了清朝，统治者在用流刑时，往往向北流放。所犯的罪行越重，流放就越向北。爱看清宫剧的小伙伴一定知道，在《甄嬛传》里，甄远道就是被流放到了宁古塔，在那时算是最偏远的地方了，大概位于我们今天的黑龙江。可能有小伙伴会想，有塔的地方大概不会十分荒芜吧，事实上，宁古塔根本没有塔，它只是满语的音译而已，在满语里，是＂六个＂的意思。宁古塔偏远荒凉，简直不是人能待的地方。衙役出差很积极
按理来说，押送处以流刑的犯人是一件极苦的差事，然而和想象的衙役们纷纷避之不及的态度不同，对押送流放的犯人这样的差事表现得兴致勃勃，个个争先恐后，尤其对于押送女囚。流放之地十分偏远，押送犯人衙役们不仅要去，还要回来，耗在这上面的时间那么多，为什么衙役们仍然争先恐后，表现得十分积极呢？下面让我来为大家揭开这个谜团吧。
首先，押运犯人可以离开衙门，无人管束。当时来说，衙役既是官又不是官，因为他们没有纳入官阶体制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没有编制。不仅没有被纳入官阶体系，他们的工作还十分辛苦，起早贪黑不说，有危险的事还要冲在第一线，就连官府提审犯人，他们也要站在一旁全程陪同，几乎没有时间休息。这样对比一下，押送被施以流刑的犯人能够远离官府的控制，自己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想什么时候歇脚就什么时候歇脚，全部都由着自己的习惯了，非常自由自在。
其次，押送犯人还能获得额外的钱财。犯人的家属知道流放路途遥远、十分辛苦，稍有不慎可能连命都没了，为了让衙役在路途上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这些家属会给些银两让衙役们照顾一下。上文说过，衙役没有被纳入官阶体系，因此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非常少，犯人家属送的钱财，正好给衙役们补贴家用，遇到一些家境殷实的，家属给的比他们一年薪酬还多。所以说，衙役们对这项差事往往非常热衷。
最后，押运犯人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艰辛。衙役押运犯人是属于公事出差，既然是公事，就没有花自己的钱的道理，途中的吃喝拉撒全部是官府出钱，衙役们也能够在途中好好享受一下生活。而且，这些被流放的犯人之前大多是达官显贵，从小娇生惯养，身娇体弱，家里稍微有钱的，为了减少犯人的痛苦，会提供车马甚至还有照顾的仆人，衙役们自然也能沾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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