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风俗源于迎春、迎新年、蜡祭、腊祭
以及驱傩逐疫、祭太乙神等一系列活动
摘要：我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春节的风俗源于古代的腊祭，这是人们通行的说法。但是，从民间传统的春节习俗反映出的内容来看，古代的腊祭难以包涵众多的春节风俗，它只是春节风俗中一个重要的习俗。本文运用大量的史料论证，认为春节的风俗主要源于古代冬季的迎春、迎新年、蜡祭、腊祭以及驱傩逐疫、祭太乙神等一系列活动。
关键词：春节习俗 古代祭祀 冬春祭祀
一、引 言
春节是我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有关春节习俗的起源，学人众说不一，王娟在《中国的春节》中提出：“从春节的一系列仪式活动来看，春节应该源于古代的巫术仪式，是古代人原始信仰形式之——巫术的表现。所谓巫术就是原始人相信，通过人本身的意志和力量，可以调整和控制自然事物的发展，春节期间的各种活动，例如：饮食、祭祀、装饰、娱乐、游艺，以及春节期间的种种禁忌，包括语言、行为、饮食等禁忌，都是围绕着避邪祈吉而展开的，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语言和表演等来驱赶或避开邪恶，并得到平安和幸福。”[1]段宝林在《中国古代的狂欢节——春节、蜡祭与傩》一文中指出：“春节是中国最大的节日，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一般认为其源为上古的蜡祭。”[2]也有人认为：“春节源于原始社会的腊祭。”[3]还有人提出“春节源于鬼节”[4]，在传承至今的春节习俗中，不仅蜡祭和腊祭的内容在节日活动中占主导作用，也有如立春、岁首等丰富多彩的民间节庆风俗。从民间欢度春节的整个过程来看，春节活动包括了年前岁后两个部分;即从进入腊月开始，腊八节、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的祭灶、大年三十的逐疫、送神、迎接祖先回家团圆和迎新年，以及岁后迎神、接灶、拜天地、礼百神、祀祖先至元宵节观灯活动结束;另外，还包括在年前或岁后的迎春活动。以春节活动所具有固定时段的特点，以及节日的活动内容为依据追根溯源，整个春节活动的民风习俗不是在近代较短的历史阶段中形成的，而是从先秦至近、现代，历代相沿、承袭、发展形成的节日习俗。春节活动的民风习俗，我们大都可在先秦时期的冬春祭祀、逐疫活动中找到端倪。
二、迎春与“过年”
春节，据史料记载，汉代时是指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一天，《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修不止，诚致早之征也。”它是立春之节，是迎春的节日。南北朝时，人们则将整个春季称为春节。但历代王朝大多将“立春”称为春节。所以，古代的春节并不是新年岁首。据史料记载，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商朝以农历十二月初一为岁首，周朝以农历十一月初一为岁首，秦朝以农历十月初一为岁首;自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始，又改为正月初一为新年岁首，此后历代相沿未改。由于在汉武帝颁行《太初历》之前，新年岁首是随着王朝的更替而在改变，所以古代的春节风俗与“过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太初历》颁行后，立春与岁首或前或后相差不过几天，处于同一个时段内，因此，人们在庆贺新年的同时喜迎新春，是古代农历新年正月初一前后特有的景象。
辛亥革命后，才将农历新年正月初一称为春节，春节才有了新年岁首的内涵。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沿袭古代改朝换代重新确立“皇历“的传统，随即宣布中国废除旧历采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阳历1月1日为“元旦”新年的开始;这样做也含有向封建王朝彻底决裂的意思。1913年(民国二年)7月，北京(民国)政府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但是，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从此之后，以往的夏历岁首“元旦”改称为“春节”。人们接受“春节”称谓，是因为它既区别了公历新年元旦，又因其在“立春”前后，“春节”表示春天的到来、新年的开始，与岁首之意相合，而且，中国人都重视民族传统的新年，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无论是曾经的“元旦”，还是现今的“春节”，正月初一过大年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
古代，原本称为“春节”的立春之日，这天举行迎接春天到来的迎春礼俗。冬去春来，万象更新，俗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对春天的到来格外重视，迎春礼俗是重要的农业礼仪，在中国曾经延续了近两千年，有着丰富的相关民间习俗，现今却鲜为人知。迎春礼俗中有一个突出的民俗事象是鞭打土牛，所以民间称迎春的礼俗活动为“鞭春牛”或“打春牛”，或简称为“打春”。“鞭春牛”就是将土做的或纸做的春牛打碎，这个民俗事象其渊源是延续了先秦民间冬末逐寒气迎阳气将土牛打碎“旁磔土牛”的迎春习俗。
东汉的迎春礼仪是在立春清晨“夜漏未尽五刻”举行施土牛、耕人的礼仪。宋代的迎春礼仪，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云：“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迟至清代，据陕西《汉南续修府志》记载，城固县迎春礼俗，“立春日，有司祀芒神，鞭土牛毕，民争取土块，归置牲圈，取畜养息意也。”甘肃《重修灵台县志》载：“候至立春时刻一到，各官复行礼如仪，遂发祝文，刻率众人用纸制就五色小鞭共打纸造大牛，谓之‘打春'，其时，乡民纷集争夺牛纸，以为吉利”。又如：浙江境内迎春牛，先用黄泥做一只牛，如肥猪般大，身上披红挂绿，头上插金花，由四人抬着先行，后面跟着春官，春官都由乞丐扮演，头戴乌纱帽，身穿朝服，脚登朝靴，手持牛鞭赶牛。将春牛抬至城郊指定地点，再按品级高低，依次向春牛磕头，拜毕，百姓一拥而上，将春牛弄碎，抢春牛回家，撒牛栏内。
另外，据陕西《米脂县志》载：“立春前一日迎春，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日‘唱秧歌’)。小儿女华服于春牛腹下钻过(日‘钻春牛')谓可稀痘。”《同官县志》也载：“立春前一日，有司迎句芒神于东郊，城内及三山居民争扮杂技，观春士女以麻豆撒土牛，谓之‘散疹'。立春日，人争裂土牛以涂槽，日祛蚍蜉，祈牲畜肥也。又以线贯豆挂牛角，用禳儿疹。”在西宁的社火表演中，也有类似的习俗，有些人抱着小孩从“牛”头下钻过，或有的人向“牛”投掷豆子之类的东西，企求保佑小孩不得疾病，不得天花等。
西宁地区的民众，他们也把“鞭春牛”的巫术扩大转移到“狮子”、“龙”身上，在当地的社火中民众“旁磔土牛”表现在拔“牦牛舞”道具的“牛毛”，而且，他们不但拔“牛毛”，更多的人喜爱拔“狮子”的毛、“龙”的须毛，把拔下的“狮子”毛、“龙”须毛带回家，缝在衣服上辟邪。人们也喜爱在“狮子”的头下面，或“龙”身下钻过，乞求本人和全家平安、健康、吉祥。
古代因为医疗条件的局限，人们对疾病缺乏科学的认识和防疫，但是先民们发现天花这种难以医治、并且致人性命的疾病，却能以牛身上的“牛痘”预防而感到神奇，“牛痘”的“痘”与食物中的“豆”发音相同，在牛身上撒豆子，取散“牛痘”的寓意，因此，民间形成上述防病、治病、乞求安康的习俗，民众以上述方式乞求保佑自己和家人，在新的一年之中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三、“燕祭”祭祀祖先的腊祭仪礼
“蒸”，《礼记·王制》载：“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袷,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周代时，在立冬后的第一个月，即孟冬之月要进行“大饮烝”。“烝”是先秦时，冬季里天子、诸侯在宗庙祭祀祖先的腊祭仪礼，主要以所猎获的禽兽作为祭祀用品，时间在腊日。“大饮烝”，郑玄注释曰：“十月农功毕，天子、诸侯与其群臣饮酒於太学，以正齿位，谓之大饮。“这个饮酒宴会其实是在“烝”祭仪礼之后，在《诗经·小雅北山》‘楚茨六章章十二句’中有“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祖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徹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译文为“祭祀仪式都完备，钟鼓敲响近尾声，主祭走向堂下位，太祝报告祭礼成：‘神灵都已醉醺醺。'大尸告辞立起身，乐队敲钟送尸神，祖先神灵上归程，烧菜厨师和主妇，撤去祭品不留停，伯叔兄弟都聚齐，閣家宴饮叙天伦。”楚茨是一首周王祭祀祖先的诗歌。诗中描绘了周王准备祭品，迎来扮作祖先享受祭拜的“尸”，请他们进入宗庙安坐在神位上，并献上酒食请尸吃喝。《仪礼·士虞礼》“祝迎尸”。郑玄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充当尸的人，在先秦的礼仪中有严格的规定。《公羊传宣八年》载：“犹绛，万入去蓄”。汉何休注曰：“祭必有尸者，节神也，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由此可知，当时的礼仪中对天子、诸侯祭祀祖先时扮作“尸”的人有特殊规定之外，充当尸的人，必须是孙辈，这是因为祖与孙其昭穆相同，《礼记·曾子问》：“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又《礼记·祭统》：“孙为王父尸，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在孙辈中选尸，由占卜决定，叫“筮尸”。尸有男尸女尸，男尸由孙子充当，代表祖父之鬼受祭;女尸由孙女充当，代表祖母之鬼受祭。后来，尸逐渐为神主(祖先牌位)画像所取代。诗经的“楚茨”还告诉我们在钟鼓之乐中尸享受了祭品之后，乐队还要送尸神，使祖宗神灵回到自己的归宿，祭祀的仪礼结束后，亲属要进行私宴共叙天伦之乐，即所谓的“大饮”。
在生产力低下、生活物质相对匮乏的先秦时期，民众在一年四季不同时间段于宗庙祭祀祖先的仪礼活动中，只能在冬季举行的宗庙腊祭祖先的烝祭活动才会有“大饮”的景象。因为从古人对四季中的宗庙祭祀称谓就可分辩出其中的区别。《礼记·王制》载：“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袷,夏曰禘,秋曰尝，冬日烝”。元陈浩疏曰：“袷，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鲜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时物虽未成，宜依时次第而祭之。尝者，新谷熟而尝也。蒸者，众也。冬时物成者众也”。冬季时，许多的农作物都被人们颗粒归仓贮藏起来，还能猎获大量的禽兽，人们以丰富的物产作为祭祀的物品敬请祖先享用，以及众亲属们相聚一起进行宴饮，共叙天伦之乐，才会有“大饮”的景象了。
四、祭祀百神的蜡祭仪礼
《礼记·月令》载：“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郑玄注：“此周礼所谓蜡祭也”。蔡邕发现蜡、腊是两个不同的祭祀。他说：“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汉曰腊。一说，《月令》孟冬腊先祖五祀，自昔有之，非自汉始也，又郑玄《月令注》：“腊，即《周礼》所谓蜡，不知腊祭先祖蜡百神，二祭有别，郑合为一，非也。”(《正字通》引)。唐代的孔颖达对前文疏曰：“此等之祭，总谓之蜡。若细别言之，天宗、公社、门间请之蜡，其祭则皮弁、素服、葛带、榛杖。其腊先祖五祀，谓之息民之祭，其祭则黄衣黄裳。“蔡邕、孔颖达等人都认为《礼记·月令》中的“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这段文字表明了两个不同的祭祀。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将蜡、腊两个不同的祭祀在此句的文字中分别开来。从前文中我们已知“烝”祭是天子祭祀祖先的腊祭仪礼。“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间，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郑玄注：“此周礼所谓蜡祭也”。此说对“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是恰当的;他将腊祭先祖的“大饮烝”排除于蜡祭之外也是正确的。可是，他却把王公贵族诸侯们“腊先祖五祀”仪礼，不加区分地列入周天子举行的蜡祭仪礼中，可能是他注释该句文字时的疏忽。唐代的孔颖达在注疏这段文字时说：“天宗、公社、门闾谓之蜡，其祭则皮弁、素服、葛带、榛杖。”它是天子的蜡祭仪礼;而“腊先祖五祀”，应该是诸侯等级的祭祀，汉班固《白虎通》卷一云：“五祀者，何谓也?门、户、井、灶、中霤也，”其中“腊先祖”和“五祀”分别是诸侯们进行的腊祭、蜡祭仪礼：它们与前者的祭祀内容、形式有着等级上的区别。周天子在进行蜡祭仪式时，参加者是诸侯贵族、王公大臣，因此是“皮弁、素服、葛带、榛杖”等一整套颇为考究的服饰用具，但是王公贵族诸侯们在自己家中进行同样的祭礼时，因为有许多的宗族族人、农户参加，他们之中身着草服的人很多，“黄衣黄裳”成为了祭祀队伍的形象特征，民众在参加祭祀时可以得到暂短的休息。因此“谓之息民之祭”。笔者认为，“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与前句“孟冬之月，……是月也，大饮烝。”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但是，从《礼记·郊特牲》的记载来看，先秦时蜡祭主要是对万物之神和八位农神的祭祀。据《礼记·郊特牲》载：“天子大蜡八”。郑玄注：“蜡祭有八农神，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而《礼记·郊特牲》中对蜡祭八神解释为：“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祊与水庸，事也”。此解释与郑玄的注释相对照，八神中没有昆虫，猫、虎各算一神。无论是《礼记·郊特牲》的记载，还是郑玄对腊祭八神的注释;蜡祭的八神皆与农业有关。孔颖达疏证，先啬是始造田者，此处指的是神农，在腊祭之首。司啬，指的是农神后稷，周人先祖。农，古之田畯：邮表畷，是田畯督约百姓在田间的所舍之处;水庸，指受水、泄水之沟。猫、虎因其食田鼠和田豕，保护农作物而受祭。总之，“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郑玄在注释《礼记·郊特牲》中的“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求索飨之也”时，说：“岁十二月周之正数，谓建亥之月也。飨者祭其神也。万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为之也，祭之必报焉，造者配之也”。孔颖达疏曰：“万物非所飨，但飨其万物之神，所以飨其神者;万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为之，故云：‘祭之必报焉’。云：‘造者配之也'者，……谓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先秦时，古人在祭祀万物之神时，创造了蜡祭这个仪礼，并配以八个农神来祭祀，“不忘恩而报之是仁，有功必报之是义”，蜡祭是人们对万物之神和八农神报恩、报功最完全充分的意思表达，所谓“仁之至义之尽也”。对于万物神灵，以及对农业的发明和管理有功，保护和发展有恩而配祭的八个农神，人们是以“迎其神也”而祭之。
当时祭祀的祝辞为：“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人们希望土地不要被冲毁，河水流淌在沟渠中不要泛滥，昆虫不要危害庄稼，杂草都生长在湖泊沼泽，不要生于良田。
又据《礼记·郊特牲》记载：“八蜡以记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也，故既蜡，君子不兴功”。古人蜡祭八农神及万物之神，要看当年各地的粮食收成是歉收还是丰收，如果这年该地的粮食歉收，认为是八农神及万物之神没有接受蜡祭，也就不进行蜡祭活动，目的是让民众知道不要侈奢浪费财物。但是这年粮食丰收的地方，就可以进行蜡祭活动。因为八农神和万物之神接受了人们祈福报功的蜡祭仪礼，可以用较多丰盛的祭祀用品供奉神灵，进行宴饮庆祝丰收。贵族统治者就不再进行农事活动，让民众暂短休息。参与逐疫驱傩、祭灶、祭户、祭祀祖先，辞旧岁、迎新年的一系列活动。
五、腊八节
先秦时，祭祀八农神和万物之神的蜡祭以及祭祀祖先的腊祭二个祭祀活动都是在岁终举行，在西汉武帝以前，举行蜡祭、腊祭的日子起初并不固定。虽然都是在年末举行蜡祭、腊祭活动，但是周代是以农历十一月初一为岁首，农历十月为岁末;秦代以农历十月为岁首，农历九月为岁末;西汉武帝时改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腊”行于农历十二月。蜡祭、腊祭的时间随王朝的更替而变更。由于蜡祭、腊祭二个祭祀活动都是在岁终举行，时间相近，东汉时，人们已经把蜡祭、腊祭合为一祭。汉代“腊”行于农历十二月，故后世以农历十二月为腊月，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梁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云：“十二月八日为腊日”。南北朝时形成了十二月初八为腊日。
腊日被确定在十二月初八日，与我国盛行的巫术思想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易经·系辞上》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周易正义》云：“此言天地阴阳，自然奇偶之数。”人们赋数字以灵性，以奇数作为阳数，象征天、君、父、男;以偶数为阴数，象征地、母、女等;“八”为最高的单偶数，象征地数;古人认为地承载着世间万物，地中生长的各类物品使人能够享用，这种巫术思想掺揉在人们的祭祀活动中，在古人“报本反始”思想的支配下，非常重视蜡祭仪礼中的祭社活动。因此，确定十二月初八日为腊日。
据《礼记·月令》云：“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冰以人。”季冬，冰已冻的很坚硬了，此时人们取冰储藏，等待仲春时候用它，取冰储藏也表明了“阴事之终也”。处在季冬时段的腊日，青海东部农业区农民有献冰的民俗。腊八这天各家在天亮前到河边凿洞取冰，献在粪堆、地头、槽头、棚圈、果树枝权上，以兆示来年雨水丰润。故青海农谚中有“来年测丰收，先看腊八冰”的说法，人们对着太阳观察冰层中心圆形、条形气泡多少，预测来年麦子、豆类是否丰收;当地人把这种活动叫做“打冰马”，并且迄今仍然留存在青海省大通县桥头镇门滩村的腊八民俗中。在甘肃东南部，尤其是天水市也有这样的习俗，每年腊八清晨，各家青年男女都要去河边、泉头、山间小溪等结冰的地方，将那些带有各种图案、花纹的大冰块打成小块背回家中，放置在供桌、钱柜、粮囤等各种盛物器具下面，有的还要放到寺庙、田地里，当地人也把这种活动叫做“打冰马”。腊八日取冰，佐证了古人赋予该日“阴事之终”的巫术思想。
以腊月初八进行腊祭活动，自南北朝以来相沿成习，每年民众按时日进行腊祭仪礼，因此腊日又称之为“腊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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