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读了朱白兄的《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人傻》（原标题是《暑期档华语电影的暴力反弹意味着什么？》）。虽然在许多方面，我与朱白兄都所见略同，但是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是不认同的——“正是我们的观众具备了百折不挠、吃一百颗豆不嫌腥、可以从简单白开水中获取看似莫大实则轻浮的精神抚慰、看见芝麻认作西瓜等等优良品质，才可以培育出我们包括执着专注的电影人和正常观众无比痛恨的圈钱、挣快钱的环境。别忘了，‘此处人傻、钱多，速来’的成立条件是‘人傻、钱多’，让投机者速速前来捞上一笔的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首先，他“简单粗暴”地用了全称性批评，这并不恰当。即使《捉妖记》票房过了十亿，那也不过是2000多万的观影人群而已。
就像把河南人和骗子粗暴地划等号，或者但见有人批评中国，就骂他“滚出中国”，这种语式的逻辑都是同构，在批评的同时坐上情绪的顺风车，却是逻辑上的“懒汉”。除了宣泄情绪，或者表达审美优越感之外，并无实际建设意义。
其次，朱白兄混淆了高票房与好电影的标准这两个概念。我很奇怪的是，在出版界，为什么没有人以《追忆似水年华》的标准来要求一本叫《你若安好我便是晴天》之类的畅销书，怎么到了电影，这个风气就变了呢？就个人品味而言，我高度尊重朱白兄的审美。而且，各花入各眼，吴莫愁不可能是所有人的菜。
但是，在我个人眼里，对于电影工业来说，《捉妖记》《煎饼侠》《大圣归来》这样的电影就是好电影。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这些电影有着端正工作态度，特别是能尊重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慢”。
《捉妖记》七年死扛，《大圣归来》八年抗战，其中有大量特技和技术的原因。这种“慢”和审慎恢复了电影工业的本质要求，磨剧本、磕演员、等拍摄、磨后期、磨特效、磨音效、磨混录……好的电影产生，需要经过一次次的反复等待。工艺流程的复杂度，决定了那些“多快好省”拍出来的电影在质量往往不尽如人意，但是质量不好不代表票房不好，有时，票房的成功会让某些人误以为从快从简才最重要，或者把营销作为电影票房的关键因素。
营销当然重要，但是它永远不能越俎代庖超越内容。今天，热钱汹涌，IP火爆，电影制作周期正在逐步被压缩到一个无法接受的程度。某些投资人甚至幻想电影就是一台神奇的绞肉机而已，左手输入热门IP，右手就能源源不断滚出票房，至于电影拍成什么样，根本没人关心。
在大方向没错的前提之下，单位时间投入往往和成片质量成正比，这是一种工匠态度。
把快字诀留给互联网小米们吧，只有通过市场让电影人明白，一部好电影必须投入足够高的时间成本，距离电影回到内容本位才会越来越近。
第二个原因，这三部电影，都向观众表明了电影谱系的师承关系。
——《捉妖记》主创都有明显的香港印记：和剧本死磕的编剧袁锦麟是香港人，导演许诚毅是好莱坞背景香港人，投资人江志强也是香港人……
——《煎饼侠》在喜剧风格上大量借鉴了黄百鸣和周星驰，结尾处，古惑仔的出场更是亮点，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大圣归来》口碑评价则是“最像好莱坞的国产动画”。
《捉妖记》也好，《煎饼侠》也好，都证明了香港电影人与内陆的更密切融合。从最早的外景地、发行市场、资本的融合，跨越到现在精神气质和内容上的融合。你说它们是港片借尸还魂也好，说它们是国产片换血突围也罢，这两个“混血儿”，已经在市场上得到了巨大的正面回馈。
这些通过学习而非抄袭成功的原创电影案例，无论看品相还是看完成度上，都比那些所谓“自主研发”的青春片要更好，槽点也更少。
中国电影工业要想在短期内迅速提升质量，除了学习之外别无他途。向国外成熟的工业体系学习，即使因为话语权不对等被人家当做倾销市场或外景地，也在所不惜。中国汽车工业的成功，早就证明了这种“以市场换时间”的路完全行得通。
当然，我此处提及的电影工业，指的是可批量复制的类型片，那些具有强烈个人气质的作者电影并不在此列。
而更尊重电影类型，正是我认为这三部新片是好电影的原因之三。
一个成熟电影工业体系的重要特征，就是类型化——歌舞片有歌舞片的标准，爱情片歌颂的永远都是真爱至上，武侠片必须宣扬正义……这些都是标准。就像我们去商场买一台冰箱绝不是为了当凳子一样，冰箱的制冷也是标准。标准电影也是为情境服务的，比如到了情人节，你带着精心化妆的女朋友去看《建党伟业》，显然不合适。
《捉妖记》的类型是喜剧奇幻，《大圣归来》的类型是动画超级英雄动作，《煎饼侠》的类型是喜剧励志，基本都是两个互相交叉可以覆盖不同人群的强消费性的商业元素，在营销过程中将各自的产品特征充分表露出来，《捉妖记》覆盖全人群，《大圣归来》吸引儿童及家长，《煎饼侠》则是网民为基础的青年人群。
让人高兴的是，这三部电影的导演清一色都是年轻人，年纪最大的也不过是1963年出生的许诚毅，这意味着他们还有很大的晋升空间。对年轻导演我们还是应该宽容一些，何况《煎饼侠》《大圣归来》甚至都是处女作。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观众真傻吗？
关于观众品位的问题，我倒是一点都不担心，但凡资本流经之地，质量水准提高之快这是有目共睹，当然，中国电影依然有许多资本依然无法解决的痼疾。但是，当这个行业通过资本方式吸引来了最顶尖的人才，那么其他应该发生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的。
从时代大背景下，大众电影审美提高服膺与城镇化过程同步的曲线。在国产保护月的大政策下，以上三部电影都可以说是做得很优秀。
这种批评本身的错位：“让春晚的归春晚，让帕瓦罗蒂的归帕瓦罗蒂”，朱白兄文章里暗含着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姿态和立场。这种“降维”式批评略显空洞。这三部电影就是大众电影。在春节晚会和新闻联播为最主要传播方式的国度，咱就不装外宾了。
自《英雄》开始，电影已经逐步走向大众消费产品，2013年赵薇也把“导演”去光环了（如果有的话）。拍摄电影又是非常耗时，《大圣归来》据说是八年磨一剑，《捉妖记》起起落落最早是在2010年开拍的，换言之，在批评同构的时空里的片子最快也要到明年才能上映。
但是朱白兄有一点难能可贵，在万众盛嚣尘上地追捧《捉妖记》《大圣归来》的时候，他提出了质疑，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距离优秀的工业化标准还是相当远。在文化精英们被当作社会审美警惕的时候，这种防范机制是有效的，他们给小众审美树立标准，同时试图防止大众审美进一步坠落。
精英论的一大问题是只提出问题，不提出方案。胡适当年败走的背景，恰是主义与问题之争。而当下中国电影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建构，而不是解构。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将有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电影作品上映，他们的创作者都非常年轻，足以让人满怀期待。
今后有机会，再细聊一下关于商业电影和文艺片之间几十年来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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