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前半部分见昨天的头条号文章）
正当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逐渐被接受之时，弗洛伊德为首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却开始分裂。1911年，阿德勒因为与弗洛伊德的学术分歧产生争论，带着他的追随者（和阿德勒一样，都是社会主义者。阿德勒的妻子是俄国人，托洛茨基等人经常去她家里）分裂出去，另外成立了“自由精神分析协会”。弗洛伊德很器重荣格，将其视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荣格也因为和弗洛伊德学术观点分歧而关系破裂。
《20世纪思想史》显示，荣格虽然推崇弗洛伊德，但他修正了弗洛伊德的基本概念。在荣格看来，性欲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是童年的性本能，而是一种心理能量。这就动摇了弗洛伊德童年性欲思想的基础，以及恋母情结等关系。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荣格认为自己已经完全独立于弗洛伊德，自行发现了无意识的存在。他说，自己早在苏黎世布尔格霍茨利精神病院，就从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看到了性欲的“回归”，并治疗了一名女子，她杀死自己最喜欢的孩子。
弗洛伊德
1907年，荣格和弗洛伊德一起去了美国，他在那里意识到自己和弗洛伊德的意见分歧。弗洛伊德重视将性行为视为无意识的驱动力所在，而荣格认为性是宗教冲动的一个方面，但并非唯一侧面。他在东方宗教中发现，庙宇里供奉的神明被描述为非常色情的存在（注：本文作者疑为印度教和藏传佛教供奉的欢喜佛）。荣格认为，这种坦率的性倾向表现出“高级思想”的一个侧面，他由此开始对宗教和深化的检视，以此作为无意识“在其他文明和时代”中的表现。
1912年，荣格在《精神分析年检》发表了《转化的象征》第二部分，这是他首次公开宣扬“集体无意识”思想。荣格认为，深层次的无意识为每个人所共享，它是“种族记忆”的一部分。随着他对宗教、深化、和哲学探索的逐渐深入，他和弗洛伊德的隔阂也随之扩大，与科学态度和方法也就越来越背道而驰。
按照荣格的理论，人们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如果以地质学类比，意识对应于水面以上的陆地，个人无意识对应着水位线以下视线不可及的部分，集体无意识是再往下的深处，可以看做连接不同大陆的部分。荣格以三大“证据”支持其理论：1.不同文化的神话和传说，叙事和主体具有“惊人的一致性”；2.长期分析中反复出现特定的符号和神话、传说中的通用符号之间呈现出相似性；3.精神病患者讲述的妄想故事往往与神话故事相似。
不难看出，荣格的三大“证据”类似于民科的异想天开，没有任何一条证据经得住科学的检验。1913年，荣格《转化的象征》一书公开出版，他和弗洛伊德的分歧也被公之于众。第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1913年9月在慕尼黑举行，弗洛伊德阵营与荣格阵营的人分桌而坐。两人关系破裂固然让弗洛伊德揪心，但他更担心荣格的理论会威胁到精神分析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例如，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暗示获得性性状的可遗传性，但达尔文主义早已否定这一论断。罗纳德·克拉克如是论述两人的差别：“弗洛伊德的理论虽然很难验证，但至少存在某种程度的证据支持。而荣格则用一套完全无法验证的系统取而代之，而且与当今遗传学研究的成果背道而驰。”
荣格
1913年，弗洛伊德出版了《图腾与禁忌》一书，他对荣格的理论提出质疑，试图将精神分析植根于现代科学的沃土。荣格用神话的普遍性来解释集体（或种族）的无意识，而弗洛伊德则转向了人类学，他以《金枝》和达尔文对灵长类动物群体行为的描述，作为恋母情结的完整链条。弗洛伊德称，自己的理论可以验证，而荣格的理论虚无缥缈，他希望凭借此书“消灭荣格”。但是，弗洛伊德将进化视为单线过程，世界各地不同种族都处于向“白人文明社会”进化的不同阶段，这一观点早已被证明为迂腐而陈旧。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林诺夫斯基、玛格丽特·米德、鲁斯·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的研究证实，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并无科学价值。
《图腾与禁忌》宣告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彻底决裂，荣格的理论从此变得越来越形而上且趋向神秘。也正是从1913年之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两种精神分析并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大量的战斗神经官能症病例，这一背景让人们对精神病学肃然起敬。后来，弗洛伊德陆续出版的著作有：《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超越唯乐原则》《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现代灵魂自我拯救》等等。
《20世纪思想史》揭示，进入20世纪后半期之后，精神分析遭到质疑。1972年，英国诺贝尔奖彼得·梅达沃认为，精神分析是“20世纪思想史上最悲哀、最古怪的一件大事”。弗洛伊德的学说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实证支持，他关于无意识的系统观点，以及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心理三分法也变得牵强。而精神分析学的崩溃，让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等艺术在思想上大打折扣。1998年，心理学家朱蒂·里奇·哈里斯发表《教养的迷思》，认为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更重要。他提出了大量证据，颠覆了弗洛伊德一个世纪以来的胡言乱语。罗伯特·赖特在1994年出版的《道德动物：我们为什么会如此》中，强烈批判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为什么女孩子渴望拥有男性生殖器（阴茎嫉妒论），为什么男孩子想与母亲发生性关系并杀死父亲（俄狄浦斯情结）？如果你设想这类冲动的背后是特定基因在起作用，那么这些基因必然不会在狩猎猜忌部落中大面积扩散。”如今，连精神分析学家都普遍承认，弗洛伊德有关女性、原始狩猎菜鸡社会，以及“原罪”的观点都是令人难堪的异想天开。
而荣格同样遭到了激烈批评。哈佛大学科学历史学家理查德·诺尔1996年出版了《荣格崇拜》，1998年出版了《雅利安救世主》，诺尔在书中认为，荣格在早期研究中撒谎，在笔记中捏造日期，使得患者对诸如神话故事等事情的记忆属于“集体无意识”，而不是儿时所得。诺尔还证明了荣格的反犹主义。
因此，20世纪的心理学缺乏观察数据，神话般的理论古怪且异想天开，有时全然是欺骗。彼得·沃森认为，长期以来，心理学被弗洛伊德和荣格带入歧途，而弗洛伊德理论表面的合理性正是其最成问题的特征，现代科学研究花了一个世纪才走出其阴影。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谬误能够被推翻，与神经科学、遗传学、人类学等领域取得的进展有着密切关系。但不可否认，两人已经在20世纪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错误和及其巨大的恶劣影响，并造成了思想和知识的混乱。而他们的思想流毒，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全部肃清。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译林出版社） 厄内斯特·琼斯《弗洛伊德传》（中央编译出版社）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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