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自号罗山，时人称罗山先生）在咸丰、同治年间乃至晚清、民国受世人所推崇，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作为湘勇或湘军统领镇压地方土匪和太平天国人生最后的四年，认为他是秀才带兵然后功成名就的典范，叱咤风云于湖南、湖北、江西，建立赫赫战功，受到清政府的破格提拔，殒命后更是得到清廷的优渥恤典。殊不知造就他名垂青史的根源实际上是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忠君爱国的儒家传统文化，而且著述颇丰，非人云亦云，而是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他的弟子门人受他的影响，笃信程朱理学，践行经世致用的思想，大多成为名将甚至封疆大吏。《湘学略》说“湖南之盛，始于湘军；湘军之将，多事罗山。大儒平乱之效，湘中讲学之风，皆自罗山而大著”；曾国藩在《忠节公神道碑铭》说：“兵事起，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门人弟子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濬、蒋益澧、蒋泽云、刘腾鸿、李杏春、康景辉、潘鸿焘、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谢邦翰、朱宗程、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等。湘勇罗军及老湘营旧部那就更加多了，列入《清史稿》名人传的三十一位湘乡籍的将帅大都与罗泽南有关系或受其影响，可以说，罗泽南是湘军前期的精神领袖。所以，近现代学者都认为近代湖湘人才辈出之发端始于湘军之崛起，可谓影响深远。
古时，凡有名望的士绅，多是祖荫延续或考取功名而望于里党，如王船山、张正笏、曾国藩家族，而罗泽南居穷乡僻壤，家贫如洗，以一介穷书生，二十几年从事私塾或坐馆，教书育人，至道光十九年已三十三岁才考中秀才，能被当时的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贺长龄、长沙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理学大师太常寺卿唐鉴、曾国藩、郭嵩焘、刘蓉、吴敏树、朱尧阶、胡林翼、左宗棠、左宗植等等湖湘之翘楚人物所推崇，其辞世后一百余年还陆续有那么多人去研究和探讨他的学术和事功，必有可敬之处。道光三十年，帝薨，咸丰即位，湘乡县令朱孙诒举罗泽南为孝廉方正，亦证明其在湘乡县之名望。查同治《湘乡县志》老湘乡县由廪生或生员举孝廉方正者，雍正朝一人，乾隆朝二人，嘉庆和道光朝各二人，咸丰朝的罗泽南和同治朝的程以敬而已。孝廉方正指孝悌、廉洁等品行端正者，清代自雍正时起，新帝嗣位，特诏举行的制科，赐六品章服，备召用，待吏部考察后选县令或教谕用。不起眼的“孝廉方正”虽不是通过正式科班考取进士所得功名，其实比考取进士更难。所以湘中地区富家子弟从罗泽南游者不计其数，刘蓉说其“从游者数百人”不足为怪。
为了更直观地介绍曾国藩兄弟在家信中谈到罗泽南，还是先梳理一下罗泽南的学术起始和坐馆及著述经历：
道光五年（1825年）应童子试，不售，归而教私塾授徒。
道光六年肄业于涟滨书院，自道光七年起至道光十五年一直在家乡坐馆私塾授徒教书。
道光十六年（1836）起，连续三年在老家不远之桥亭流南塘陈权先生家坐馆教蒙学起始接触宋儒理学，后潜心钻研，著《常言》后改成《人极衍义》；
道光十八年在陈宅与刘蓉相识，探求《六经》、《四书》要义，考古圣先贤为学之要旨，大进，作《上达图》和《悔过铭》，名声始起，时人倾慕；
道光十九年，以郡试第一考取生员，即秀才，进长沙城南书院就读，这时的山长是贺熙龄，与左宗棠相交，此年上湘罗氏族谱续修成，作《墨谱序》；
道光二十年，罗泽南肄业于城南书院，与刘典、谢景乾相交，亦师亦友，著《周易朱子本义衍言》；
道光二十一、二年在洪山洲上望族朱啸山家坐馆；
道光二十三年在新泽李宅坐馆；
道光二十四、五年在长沙贺熙龄家坐馆，与郭嵩焘兄弟相识，往来问学，相得甚欢，曾国华、曾国荃从其游，著《姚江学辩》、《孟子解》，主修上湘湾洲罗氏宗祠思孝堂（十柱祠堂）；
道光二十六年再到洪山洲上朱啸山家坐馆；
道光二十七、八、九在湘乡左刺史辉春（即左枢）的芭蕉山馆坐馆，湘中名宦之家子弟从游者甚众，著《小学韵语》、《西铭讲义》；
道光三十年，馆汪家冲孔宅，湘乡县令朱孙诒举荐其为孝廉方正，著《皇舆要览》；
咸丰元年、二年坐馆长沙贺长龄家，与岳阳吴敏树相识，与曾国藩始有书信来往，并亲自做媒促成曾国藩儿子曾纪泽与贺长龄女儿的婚事，曾国荃、曾国葆在长沙从其游。二年七月，湘乡县令朱孙诒檄罗泽南率王錱等门人弟子和刘蓉等朋友一起练勇以防太平军；
咸丰三年正月，湖南巡抚张亮基檄罗泽南等带领湘勇赴长沙保省城，曾国藩奉命督办湖南团防，各军隶之，开启湖南团练，五月罗泽南奉命衡山、桂东等地剿匪，六月奉命出江西南昌援江忠源围剿太平军，开启湘军出省作战的序幕，直至咸丰六年三月初八阵亡，转战湖南、江西、湖北，大小百余战，克城二十，厥功至伟，名留青史。
罗泽南之弟子如王錱、李续宾，杨昌濬等关门弟子在其诗文都有对其老师的一些评价，人之常情，因崇拜老师，过誉之辞常有。而曾氏兄弟在来往家信里有关于对罗泽南的学术方面有比较多的评价，因是家信，是私房话，真实性、客观性不言而喻。且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在咸丰元年也就二十多岁，没有功名，不会像其大哥曾国藩那样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一心修身，以圣人自效，有意要立言于后世。所以对有所顾忌的文字记录都经审阅修正或吞吞吐吐，故为隐晦。而他们兄弟还没有资本打算将这些家信流传后世，最多是由曾氏后人世代珍藏。也确实如此，除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部分家信公之于世外，还有一部分连同其余兄弟姊妹及父亲、叔父、夫人及子侄辈的书信，家信及诗文等1949年从湘乡旧居（今属双峰）由曾约农、曾宝荪等曾氏后人运往香港，1951年迁往台北，1972年入藏台湾故宫博物院。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了曾国藩的家书、诗文、日记、笔记及部分密奏和曾纪泽的部分手书日记；曾国藩父辈、兄弟姊妹及子侄、孙辈的家书直至1975年才由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国内则是2002年由岳麓书社由王澧华等首次整理出版，曰《曾氏三代家书》。
他们的来往家信中很多湘乡土话及俚语，而且还有些不为外人道之隐语，确实滑稽可笑，也足可证明这就是些“不为外人传”的“私房话”。如茶堂（指厨房）、禾坪（指地坪）、服事（指陪侍、照顾）、换茶（做喜事的糕点零食）、果里糯里（这里那里）、打破（作梗、阻扰）、尚紧（赶紧）、脑壳（头、脑袋）、快迅（快速）、蒂起觉（踮起脚跟）、腰驼背孔（做事太累，驼背了），百步大王（指能力有限，也就百步内出名）、眼光脚健（指身体好，没有毛病）、密笑子积（眯起眼笑，开心的样子）、鼻筒大哩托住嘴（指官大或辈分高导致开不了口）、屈二麻子府上做三朝酒，堆起有一桌（桌少客多，吝啬的意思），“拔字子多，雅有味道”（调皮话，意思指写了许多别字，也蛮有味），也真是很有烟火味道。他们的家信里（尤其是曾国潢、曾国荃）这类土话、俚语、隐语和湘乡话的别字特别多，不懂老湘乡话的确实会不明就里。如不作诠释，会是云里雾里。
以下选录曾氏兄弟来往二十一通家书，是他们所谈到的罗泽南一些私房话及笔者所作的简要诠释。
一、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余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阳晓岑所推服，有杨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此信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现暂未有发现曾国藩四个弟弟道光二十八年之前的家信，在此信可知曾国华、曾国荃告知曾国藩，他们兄弟二人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并准备在罗山先生处附课。这一年，罗泽南在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家坐馆。曾国藩告诫弟弟们既然在罗山先生处附课，就必须专主，不要见异思迁。另在此信内可知曾国藩在此以前，与罗泽南没有深交，只听得刘蓉、欧阳晓岑很是推崇罗泽南，认为两个弟弟可得到罗泽南的教诲很好。亦可知罗泽南自道光十八年起醉心于宋儒理学，六年时间在湖湘已崭露头角。“附课”是古时一种非正式拜师的学习方式，依附某位老师旁听、游学和自己所作的诗文功课交他修改点拨，以求进步，而自己实际还是在其它学校就读，类似现代的临时家庭教师。
二、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六弟九弟在城南读书，得罗罗山为之师甚妙。然城南课似亦宜应，不应恐山长不以为然也。所作诗文及功课，望日内付来。四弟、季弟从觉庵师读自佳。......
从此信可知曾国华、曾国荃正式已是在罗山先生处附课，曾国藩认为“甚妙”，但要他们城南书院还是要去就读，不然山长会不高兴。四弟曾国潢及满弟曾国葆在家面前跟之前曾国藩的私塾先生汪觉庵处就读。
三、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曾国藩致温弟、沅弟
...... 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
曾国藩告知国华、国荃，他都钦仰罗山先生的学问，可惜不能面对面畅谈。也是要告知弟弟们好好跟罗山先生学习。
四、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今年从罗罗山游，不知罗山意见如何？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妙，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壹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
以前的私塾读书可以说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除了正常上课外，一年当中有几次外出游学，亲身去体验现实生活，不单单是写文作诗，还要掌握“乡党应酬”等包罗万象的社会应用文，中医，绘画，雕版，篆刻及节气农事等等都会要涉及。不是现在的细分专业之应试教育。游学所要的开支需要学生负担，而且要老师同意才可以从游。所以曾国藩问六弟九弟，因只是在罗山先生处附课，可否同意其两兄弟从其游。
五、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曾国藩禀父母
......六弟今年正月信欲从罗罗山处附课，男甚喜之。而来信绝不提及，不知何故？......
曾国华过继给了叔父曾骥云做儿子。是其兄弟之中最聪敏的（曾国藩语），但读书不走正路，自视甚高，嫖赌逍遥之事屡教不改，估计在罗山先生处附课也是挂个名。自己不敢告诉其大哥曾国藩在罗山附课的情况，所以曾国藩写信问父母亲。
六、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九弟前信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此意甚佳。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不知其言语容止、规模气象如何？若果言动有礼，威仪可则，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哉！然与之同居，亦须真能取益乃佳，无徒浮慕虚名。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人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去年温甫欲读书省城，吾以为离却家门局促之地而省城诸胜己者处，其长进当不可限量。乃两年以来看书亦不甚多，至于诗文，则绝无长进，是不得归咎于地方之局促也。去年余为择师丁君叙忠，后以丁君处太远，不能从，余意中遂无他师可从。今年弟自择罗罗山改文，而嗣后杳无信息，是又不得归咎于无良友也。日月逝矣，再过数年则满三十，不能不趋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
这一年，刘蓉亦于城南书院读书，曾国荃告诉大哥，想同刘蓉同居读书，曾国藩认为很好，但如果刘蓉言行举止都好的话，叫国荃直接拜他为师都是可以的。但教育他不要徒虚名，并举例曾国华在罗山处附课，连消息都没有，不要怪偏僻乡村或无良师益友，万事都还要靠自己努力。此信亦可知曾国藩和刘蓉自道光十三、四年相识以来，会面的时间不多，相互之间并不是很了解。罗泽南和刘蓉自道光十八年相识结为莫逆后，相互切磋砥砺，学问都大有长进。曾国荃亦很佩服刘蓉。
七、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家塾读书，余明知非诸弟所愿，然近处实无名师可从。省城如陈尧农、罗罗山皆可谓明师，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二年，诗文与字皆无大长进。如今我虽欲再言，堂上；大人亦必不肯听。不如安分耐烦，寂处里闾，无师无友，挺然自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则我之所期于诸弟者也。
曾国华、曾国荃兄弟在长沙读书没有长进，曾国藩认为他们不善求益于陈尧农、罗罗山这样的明师，自道光二十五年起，被遣回老家荷叶读私塾。直至咸丰元年再回长沙读书应考，求教于罗山先生和刘蓉。
八、咸丰元年三月初五 曾国潢致沅浦九弟
吾弟从罗山先生，可谓得师，深幸深幸。外间寻至弟馆者想必不多，特弟不可时常外出也。家中事，阅两信便可知。父大人寄来名片二纸：一交贺吉甫兄，道谢盛筵并烦扰多时。一寄罗山先生，求敦诲吾弟。......
这是在家管事的老二曾国潢致在长沙就读的弟弟曾国荃信，知道曾国荃在咸丰元年再从罗山先生游，曾国潢也认为罗山先生是位好老师。此时罗泽南坐馆前云贵总督贺长龄家，贺长龄已于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初六卒，先前已交代其死后要请罗山先生在他家坐馆，培养其后辈。曾父竹亭公亦有写信给罗泽南，求他敦敦教诲曾国荃。
九、咸丰元年七月十五日 曾国葆致伯兄（曾国藩）
......弟前在罗罗山兄处，见兄与其书，中言弟等恐流于傲，大凡稍有识解者，不免有此。兄之所防，固切中其弊也。弟秉性驽下，志气颓靡，自顾学问文章，全未入门，品行心术，负渐衾影，何敢傲人？近来与罗、霞二人谈论之间，两相契合。弟虽不学无识，彼亦乐引之为群。而彼二人者，弟不敢知其将来之见诸行者如何，而察其为学之精纯，与其所言者及其所励诸躬者，无不衷之于道，则弟之所以服而愿学者也。其所以与二人相契者，并非慕理学之名，而勉强入其中以剽窃浮名也，诚见人生斯世，无论智愚贤否，皆当安分守己，曲尽其当然之道，以完其本然之性，方为无愧。今世之人，枉道从人，角逐于纷纭利禄之场，其得之者，仅享庸福，学问功业，不能自立自建，品行心术，不是为人模范，而又不知进退存亡之道，不能自全。或以不避而获祸，或以避而亦获祸。虽其人不尽如此，而如此者固多也。其不得者，抑郁无聊，不自爱惜其精神，为有用之才，徒作无益之事。以自滔其身心，而辱及其亲。学问功业，无所自立。品行心术，何堪自问？见弃于友朋，受毁于乡人，并其庸福而不能享，唯溺溺以终也。惜哉!弟颇有见于此，将从前一切所行不端之事，不敢再犯，而从事于心身伦事之间，乃目力不疾，不能多看，心思不灵，不能会悟，惟自痛恨，而又不敢自弃。现在惟思将天地圣贤之道理，如《周易》之“乾”、“坤”二卦，《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章，与一切难解之书，详问罗、霞二人，以益其知。将来不敢自暇自逸，以渐求其贯通，又必随时随事以求践其实。至于文艺，则参而习之。总之，一切尽人事以待天。......
在这通信里知道曾国葆也短暂求学于罗泽南和刘蓉，曾国葆生于1829年，是五兄弟中最年幼的，一直在家乡从汪觉庵先生读书，但府试要在省城长沙（那时湘乡属长沙府），一般要住上几个月来应付考试，曾国葆自三月来长沙应四月二十一日府考，住曾子庙，直至是年八月十八才回。很多人都只看到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家书，认为曾氏兄弟只有曾国华、曾国荃游学于罗泽南，殊不知曾国葆亦于长沙短暂问学于罗泽南和刘蓉。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罗泽南和曾国藩从这一年起才有书信往来（曾国藩道光十四年与刘蓉认识，刘蓉在道光十八年与罗泽南相交，估计曾罗应在道光十九年前应认识，暂没有资料显示曾罗何时有见过面），因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离开长沙后没有回过家，罗泽南只能和他书信往来。主要事情有如下几端：一是罗泽南为贺曾两家说媒；一是要曾帮忙在京活动，为贺长龄入乡贤祠；一是湖湘士子争读曾国藩恐触圣怒之《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罗在此疏达圣听前就有写信给曾国藩，和曾之政见如出一辙而“万里神交”（见附件曾国藩咸丰元年复罗泽南信）。这一年，曾国葆二十一岁，在长沙问道于罗泽南和刘蓉后，聆听到他们对宋儒理学及《周易》、圣贤经典所缊藏的大道理精辟见解。他告诉大哥：他不知道罗山和刘蓉二人将来如何付之于“行”，但见他们为学之精纯，及所发表的言论和勉励其学生，无不是衷于“道”，弟弟是从心底佩服而且愿意跟他们学习。事实上他们的知行合一之经学致用理学在建功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教授的学生也是靠这“有用之学”而大有成就。
十、咸丰元年七月望日 曾国荃致伯兄（曾国藩）
......现今刘孟容同住庙内，朝夕相亲，快聆议论。罗罗翁亦不时顾问，兄弟三人，颇有乐趣。......
曾国荃及曾国华、曾国葆和刘蓉亦师亦友同住曾子庙内应府考，日夜切磋，罗山先生教学之余时常过问他们的学业。是年，罗泽南馆贺长龄家。
十一、咸丰二年正月初十日 曾国荃致伯兄（曾国藩）
......弟今年读书，不能晋省城，即在利见斋，否则与季弟为邻也。省城读书，有刘孟容、罗罗山两君切磋，其益未免不多，但用费大，半年竟未易办耳。离家太近，杂务难免相扰。今年既系科场，不能不习举业。总之，须得一静处更合意。......
咸丰二年，曾国荃还是想去省城读书。也说到了在省城和罗泽南及刘蓉读书，还是很有益处，但从游之费用太高。但此年有乡试，他想找一静处继续他的举业，需要大哥支持。
十二、咸丰二年二月初五日 曾国荃致伯兄（曾国藩）
......罗君罗山，自与孟容交后，彼此相观而摩，正无一事殆懈。其规模识量虽不若孟容，然要亦吾乡伟人也。......罗山仍馆贺家。甲三（曾纪泽排行名）姻事准于月之二十一日下定。男媒罗山，女家之媒则丁伊甫师也。....顷罗山欲求大兄大人书格言八字联一付见赐，公车上寄回。弟意以应允，派甲三贤侄买纸一张，敬交令尊大人，书就寄归，以为谢媒之礼，当无不可。写毕，不觉呵呵大笑。
曾国荃为应考再去长沙，罗泽南为曾贺两家说媒成功，二月二十一日为定，曾父竹亭公去贺家，受贺氏母子邀请曾国荃也有一段时间住在贺家，也得以从罗山先生学习。但认为所学不如刘蓉广阔，但也是同乡之“伟人”，及代罗山先生求曾国藩书格言八字联一付（已要侄儿 买纸交曾国藩书写）。
十三、咸丰二年二月十三日 曾国荃致伯兄（曾国藩）
......日来与罗山先生晨夕叙论，颇知自立，比岁当弃吾俗学而从正道，迨略有着力处耳，行相告也。
因与罗山先生早晚论道，开始“弃俗学而从正道”，即知道发力点是经学之经典。
十四、咸丰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曾国荃致伯兄（曾国藩）
......罗罗翁、丁伊甫老师两人执柯，兄须作书道谢。罗翁未及写信道喜，嘱笔致意。弟与罗翁住已十余日，扣其学问，正大笃实，经术湛深，著述日富，现著有《皇舆要览》，系考本朝水利、海国图志、山川要害，总集各家考据之有凭而最当者，成为一书（六卷），每省冠以总论。又著《西铭直解》（七、八万字），申明理气分明之旨。又有《上达图说》，言理欲消长之机，间不容发。又有《姚江学辩》三卷，又有《人极衍义》（万余言），发明天道人道之理。又有《小学韵语》二卷，系集《小学》、《曲礼》、《少仪》及明吕新吾各儒先语，极为易知易由，将来益于童蒙甚巨。弟考其用功之艰苦，则自道光十二、三年起，学问之得力，则系十八、九年也。《五经》皆实致其功，而《易经》一书尤用功再深，故其言《易》皆平易教人之道，启发后学，亦极殷勤，令人钦仰无既。老兄素好善如渴，是以详告耳。.......《理学正宗》一书，南中无板，公车回时，望寄一部与弟为祷。......
在此信道出了罗泽南和曾国藩的书信来往应不是很多，曾未有写信向罗为其儿子纪泽做媒而道谢。罗求曾书八字格言联是要国荃代笔，而自己帮曾纪泽做媒亦没有亲自写信给曾国藩道喜，也仅是要国荃代他向曾国藩致意，对于同乡的一个省部级官员他也没有去趋炎附势，其个中缘由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曾国荃与罗泽南才住十多日就发现罗泽南实际上是一位大儒，“学问笃实，经术湛深，著述日富”，并详细介绍了罗泽南所著的书籍给其大哥。其中《皇舆要览》在《罗山遗集》里没有刊行，存湖南省图书馆。《小学韵语》正如曾国荃预计“将来益于童蒙甚巨”一样，自刊行后直至民国都是和“三、百、千”齐名的童蒙读物，一时洛阳纸贵。在韶山毛主席故居的书桌上也还摆着一本罗泽南的《小学韵语》。
十五、咸丰二年三月初八日下午 曾国荃致伯兄（曾国藩）
......弟因吉甫母子坚留在此住，是以未住书院，而日侍罗罗山先生雅诲，适符平生素愿。......罗罗山先生现著《皇图要览》将成矣，而缺少数图。去年曹敬初来京时，曾嘱曹向老兄代购，渠不审曹已到宅内商量否，特命弟写一催单，望老兄呼敬初来，或树堂兄亦可，代为买就寄回为祷。单列后：西藏地图；青海地图；西域地图；科希多地图；唐努乌梁海地图；外蒙古喀尔喀回部地图；黑龙江地图。以上七图，如老兄处自有，则望寄与其，渠只借观而已；若无，望命友人买就寄回为感。此系罗山先生之言，弟特代书，伏祈照察。......
曾国荃在贺宅与罗山先生同住已有一月有余。此信又道出了罗山先生去年（咸丰元年）年初托同乡曹敬初带信去京城交曾国藩，因编撰《皇舆要览》要曾国藩帮忙找缺少的七幅地图，一年时间还不见有回音，故此要其学生曾国荃代催。到最后曾国藩是否有帮忙寄回这七幅地图不得而知，至同治二年郭嵩焘编的《罗山遗集》在长沙刊行时都未有将《皇舆要览》列入，只是说明《皇舆要览》六卷藏于家。现藏于湖南图书馆的《皇舆要览》是否有此七幅地图，笔者未曾见览。
十六、咸丰二年三月十五日夜三更 曾国荃致伯兄（曾国藩）
......父大人意愿，兄供职，不必归省。信中言之详矣，其道理甚大。罗罗翁云：“有老人写信如此，莫大之福也，何患不为纯臣哉。然见此信，既可见令兄品格之高，亦足征尊人识见之大。近来仕宦之家，父兄之为教，子弟之为学，孰不以富贵利达固结于心而不可解哉。一门之中，有一通籍者，则全家官样。谋多藏之计，广田宅，厚妻子，为将来席丰履厚之图，不复知有廉耻之行。若乃公可忌私，国可忌家，遂已为广陵散矣。噫！予不见夫谁家甲第朱门，立于大道之边乎？若辈又乌知夫余与子俯仰慨叹也乎？”其议论如此，令负债者闻之，俗虑为之一空。罗翁读书甚多，每有谈吐，粹然儒者之言，足令顽廉懦立。其视弟也如同怀，引而近之，多方启迪。聆听训言，不敢荡检逾闲。......
曾国荃从罗山先生越久，越发现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而且当他是同胞兄弟一样引导启迪，“儒者”之称谓冠之于先生，出自于曾国荃之口乃肺腑之言。在此可看出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学子对罗山先生趋之若鹜，以及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为什么大多能出人头地，建勋立功，他的学术思想为什么还影响到后世近一百年，那都是有原因的。
此封信里讲到曾国藩之父亲竹亭公对“曾国藩想请假回家探亲”表示反对，罗泽南知道后所发表对家国的议论，确实为“足令顽廉懦立”的“儒者之言”，国之士子多如罗山先生之胸襟，国家何尝不会强盛。
十七、咸丰二年四月初一日早 曾国荃致伯兄（曾国藩）
......弟前恳兄书格言对送罗罗翁先生，望于公车上寄回为祷。罗翁刻苦励学，二十年年来如一日，有本有源，有体有用，真吾乡之典型也。前年朱石翁举渠孝廉方正，惜当道者视此为具文，不甚留心。若有推荐之者，举而用之，自足以惠及一方。朱石翁在吾邑中所为之善政，固罗翁之所优为者也。渠所著《姚江学辩》，唐镜丈曾嘉赏不置，其余所著之书，弟前两信已详告之矣，谅兄必喜邑多君子焉。其引诱后进之心极为勤恳，令人且爱且敬，诚不可及也。......贤侄经书读完后，当读《性理》、《近思录》及《朱子》、古文等书。《小学》想已读矣，如未，亦需补读为妙。弟看做官要事，除立身事君、事亲外，唯教子为最要工夫，而教子又以秉礼守义、亲正人、务正学，不使之即于骄奢淫逸为第一要着。祈高明采择为幸。......
曾国荃再次催大哥曾国藩书八字格言对联给罗山先生，在家书、书信和日记内出现过，其后不久曾罗都是在戎马一生，也未知曾国藩最后有否书写给罗泽南。并向其大哥极力推荐罗泽南，搬出湘乡县令朱孙诒和湖湘理学大家、朝廷大员、曾国藩之理学领路先生唐鉴如何赞赏罗泽南。而且要曾国藩督促曾纪泽多读理学方面的书，使之“守礼义、亲正人、务正学”，可见其受罗泽南的影响何其大也，并认为罗泽南是“君子”，“令人且敬且爱”，达到了“不可及”之高度。
十八、咸丰六年四月初一 曾国华致沅浦弟
......罗罗翁自义宁后，人颇议其骄，至好如李迪翁、胡咏翁亦稍稍心非之。兄细察之，亦诚不无可訾。然声名自在天壤，身后恤典，尤属非常，照例巡抚，父封头品，子荫举人，可谓优矣，皇恩亦渥矣哉！......
这是曾国华致曾国荃之信，其从道光二十四年断断续续从罗泽南学，人聪明，但自视过高，实际上没有正正经经虚心求学过，后上京城三年，在大哥的朋友圈子里讨教，也是没有长进，回家后又说无脸面进家门，要在“鲇鱼坝的买一猪肚蒙面，才敢回里门”，后继续饮花酒打牌，不顾家人反对，在咸丰元年三月二十日娶一妾。此信是写于咸丰六年四月，罗泽南已殒命湖北洪山，曾国华来到湖北带勇去增援在江西的曾国藩。咸丰五年七月，罗泽南部以二千余人，出奇制胜，一战歼灭太平军六七千人，取得义宁大捷，江西巡抚奏罗泽南功绩，诏加布政使司衔，移营杭口。曾国藩约罗泽南去湖口相度形势，罗泽南遂有“统筹东南大局，必先平崇、通，复武汉”，“力争上游”高屋建瓴之势的著名论点，以致名倾朝野。曾国藩也赞同他的观点，即派罗泽南和刘蓉西援武汉，连曾国藩在下一封（十九）给曾国藩之家信也道出了原委：私“怨罗山弃他而去”，但在公言“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所以曾国华只能和曾国荃私议罗骄傲，这只是他一己之言，也未发现胡林翼、李续宾或其他湘军将帅在其朋友圈里发表过如此议论。罗泽南死后获此殊荣，岂不知罗泽南此时正是湘军的精神支柱，皇上破格恤典正是为激励士气。
十九、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荃）
......咸丰五年，余率水陆驻扎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关。五六两年，竟不能攻破。七年，余丁忧回籍，寸心以此为大憾事。罗罗山于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图功，即决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时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能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曾国藩以前车之鉴教九弟曾国荃退兵金柱关、芜湖一带，并分兵援鲍超部。以过往和罗泽南论战守之经验劝诫曾国荃要“识时务，取远势”。先“怨”后“服”，非为将之道。
二十、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夜 曾国荃致伯兄（曾国藩）
......《罗忠节全集》，弟未曾见此书，亦懒于寻觅此类。槁木死灰，向不管鼻涕垂颐之事，且无论人间沧与桑也。因来示肫嘱及此，是以面谋仲氏觅寄。
曾国荃收复南京后，非议甚多，裁撤湘军后，短暂篆山西湖北巡抚和帮办湖北军务，同治六年开缺回原籍。满腹牢骚，自嘲为“荷叶总督”，逍遥自在。《罗忠节公遗集》同治二年已在长沙刊行，曾国藩、曾国荃都没有看到，所以要曾国潢去寻找。封了“一等威毅伯”后与咸丰初年的曾国荃是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精力和闲情来咬文嚼字了。
二十一、同治九年二月十八日夜 曾国荃致伯兄（曾国藩）
......如《李忠武》一篇已驾欧阳庐陵、王临川而上追邓州之韩矣，敬服敬服。《罗忠节》一篇，文非不卓然可传，第作者不能不为溢美之词，而心又知其美之未至此境，下笔忸怩以誉之，故襟怀郁而不畅，形之于气，便尔阻滞。圣贤所谓不诚无物，即文章一道。亦有此理存焉。......
曾国荃仍开缺在籍，评论曾国藩所写的李续宾和罗泽南的两篇神道碑铭，吹捧其大哥作《李忠武公续宾神道碑》是追上了欧阳修、王安石、韩愈之文，情文并茂。而作《罗忠节公泽南神道碑》，非用心所写，襟怀不畅，有忸怩姿态，多为溢美之词，即圣贤所讲的“不诚无物”。碑铭基本上还是实情，只是曾国荃认为曾国藩已封侯做相，位极人臣，没有必要将罗泽南抬得太高，但曾国藩自己心里很清楚，罗泽南在湘军前期的号召力，美言几句也符合他“入圣”的姿态。大凡神道碑、墓表/墓志铭、人物传等多有奉迎溢美之词，不足为怪。
附录：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 曾国藩复罗泽南信
罗山尊兄左右：
辱逮书辞，宠惠无量。以阁下之贤，而国藩幸同里闬。国有颜子，而行言不达于岩廊，仆之耻也。来书反复陈譬，所以砭警愚顽良厚！中如：“有所谓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语，国藩读之，尤复悚感。盖古之君子，不鄙其君为不可与语尧舜之道，不薄其友为不足与言孔孟之学，不自菲其身不可为圣贤，而姑悠悠浮沉庸众之中，岂好为高论哉？非此，则不完其本然之量，是不敬其君，不敬其友，而自蹈其身于僇辱之途者也。
国藩谬与当世长者游处，窃尝粗闻斯义，不自病其无似，辄欲以唐虞吁咈儆戒之风，致之乎吾君之前。于昨四月二十六日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学道未深，过伤激直。阅七日而春介轩廉访来京，递到阁下一书，乃适与拙疏若合苻节，万里神交，其真有不可解者耶？今录往一通，阁下详览而辱教之。山中故人如刘孟容、郭筠仙昆季、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阳晓琴岑诸君，不防一一寄示。道国藩忝窃高位，不敢脂韦取容，以重负故人之期望者，此疏其发端也。又三月间有《理财汰兵》一疏，亦附尘观览，如有不当，无惜辩驳纠正。
国藩学本疏陋，重以多病连年，心血积亏，昼不耐思，宵无佳寐。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于万山恬寂中耳。
贺藕庚先生夙所钦向，崇祀乡贤，允光俎豆，然吏拘成法，未敢率尔。国藩当一一检究，察已往案例果有似此者否，六七月间交贺礼庚寄闻。此间以为无窒碍，然后关白大吏，再行呈请，自无所妨。书不能悉，诸惟心鉴，敬问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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