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其是非于学校

学校是传统的读书场所，读书而后应考，所以学校完全附属于政府。明朝的学校管理比较完备，明朝设有提督学校，为直接加强对官学的管理，督察院要会同礼部、吏部、从监察御史中挑选才德兼备的人员，到各地参与学校管理，称“提学御史”。其职责主要是纠察校风，并监督学校伙食、设备，如有需要可直接要求地方官员加以改进。不过，明朝设立的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议政，而是为了培养管理国家的人才，成为封建统治者的仆役。

黄宗羲则赋予学校以新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学校在教育士子读书培养人才的同时应该是议论朝政是非的舆论机构。他在《明夷待访录》的《学校》一文中指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制定政策和治国方案、监督百官的机关。“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学校之意始备。”而且，当时，明朝参与行政监督的人更不是学校里面的学生，而是由监察部门，比如说御史等等来实行对皇帝的劝谏。而且，《大明会典》并无规谏皇帝的条文，有“论辩”和“奏劾”百官诸司的规定，这说明明代六科的言谏主要是针对百官而非皇帝，实是代表皇帝监督行政和司法系统的运转。

黄宗羲提出，应该在全国普遍设立各级学校，并让学校起到以下作用：第一是向国家提供行政管理人才，“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黄宗羲提出应该使自天子至地方官员都要出自于学校，目的是让天子以至于地方官员都要具有和保持“天下为公”的德性，并让他们切实具有治理国家的才干。

学校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作为人民的代议机构，进行议政，并对国家和地方行政以及君主、官员进行监督，他认为设立学校的目的是达到求学与参政的统一，谋求以学议政，以学校制约君主和各级官吏，含有“以学统政”的思想。他还特别提到，学校除了养士的职责外，重要的任务是独立地评判政治是非。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也就是说，政策、措施及施政的是非不能由天子一人裁断，而应交由学校评议而定。显然，在这里，学校被赋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功能，使之有点近似近代的议会。他具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在他《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他还具体地规划了实施的办法。“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

他认为应该推举当代的大儒和名儒担任中央和地方的学官，作为批评、监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舆论代言人。在中央，“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在地方，“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上述黄宗羲的观点则要求以学校来参与国家行政，通过学校来逐步宣化社会，使“朝庭上下，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使学校兼有议会的职能，把天子、宰相、郡县官吏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学校通过舆论成为社会的代言人，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充满民主的氛围。尽管他的这种思想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只能是一种理想，但是他的这种观点反映了他很重视知识及知识分子，让庶人议政，这对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同时，他的民主思想的萌芽与西方的代议制不谋而合，可见他的历史进步的意义是非常显著的。

（注：摘自方梓月_478的新浪微博，原标题为《黄宗羲行政思想之监督观——“公其是非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