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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堂】开蒙教育:古时候的小孩都读些什么“大书”
从古至今,究竟有多少蒙学读本,古代的儿童是靠怎样的阅读“睁眼看世界”的?
  私塾教育以“三百千”开蒙
  古人非常重视早期教育。

  孔子有“少成若天性,习惯自然成”的精辟结论,墨子说“人性如素丝,染于黄则黄,染于青则青”“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汉代的贾谊则明确提出了“早喻教”的观点,认为婴幼儿心地纯洁,可塑性大,在婴幼儿的赤子之心还未受到外界环境的熏染时,应该先入为主,及早教育,才能收到最佳的教育效果,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魏晋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其所着《颜氏家训》中提出,婴幼儿时期是认识的奠基时期,必须及早施教,方能健康成长,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婴幼儿处于“学期未充”“精神未定”的阶段,可塑性大;二是幼儿精神专一,教习效果好。爱教结合,宽严相济。
  总的说来,古代先贤们一致认为,两三岁至十四五岁的少年儿童,他们物欲未染,知识未开,记忆力强,所学即印,对知识的吸附力犹如海绵吸水一样,极为强大。所以,要让他们耳濡目染,先入为主,潜移默化,陶冶心性,开启智慧,蒙以养生。
  而开启儿童智慧的,便是启蒙读物,也叫“蒙书”。
  《周易》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古籍之一,其中已包含了若干有关儿童教育的论述,将我国古代的儿童教育称为蒙学,就是出自此书。所以,后人的《童蒙训》《训蒙诗》《童蒙须知》《经学启蒙》《名物蒙求》《历代蒙求》《纯正蒙求》《蒙养诗教》《养蒙金鉴》《蒙训》《蒙学课本》《蒙师箴言》等着作之名,都是取义于《周易》。
  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或选编的,在小学、书馆、私塾、村学等蒙学中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又称蒙养书、小儿书。它不包括蒙学中学习的儒家经书,如《论语》《孝经》等。
  蒙学书籍一般特点是精当简洁,骈散得当,朗朗上口。普遍是出经入史;集百家之言,采其精华;参以人们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人生哲学、处世方略。从内容上说,早期蒙学书籍主要为帮助幼儿识字、培养幼儿的生活常规等方面的书,随后至宋朝时期则兴起了对幼儿道德伦理的教育,蒙学书籍则增添了伦理道德、古人勤学善教的典故,也有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教育等内容,再到明末清初时期有了儿童故事书,有了插图故事,如《二十四孝图说》。从形式上注重背诵,所以书籍主要以三言、四言、七言的诗歌为主,全文押韵、易学易懂。
  蒙学读物,最着名的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虽然每个私塾根据先生个人特点,所教授的各不相同,但“三百千”却是几乎所有私塾开蒙的必读书。
  薄薄一本蒙学书有人为它熬白了头
  在古代,儿童“开蒙”—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4岁左右。
  《百家姓》是集汉族姓氏为四言韵语的蒙学课本,北宋时编,作者佚名。其通行本472字,现印本共568字,共收499姓,其中单姓430个,复姓69个。《三字经》相传为宋王应麟所编(一说宋末区适子所撰),经明清陆续补充,到清时,初本为1140字。全书包括教育、伦理、历史、古籍和社会常识的说教和知识。《千字文》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久的蒙学课本。南北朝时梁朝周兴嗣编,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1000个(仅个别字重复),编为四言韵语,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依次叙述有关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是一本以识字教育为主,兼有儒家思想教育和常识教育的综合性课本。
  别看只是一本识字书,历代大书法家里有很多人用多种字体书写过《千字文》,成为传世的名帖。
  唐宋以后,《千字文》一直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后来还译成满、蒙古等文字,并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初学者学习汉文的课本。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相传,梁武帝萧衍一生戎马,很希望后代能在太平年代多读点书,但苦于当时没有一本适合的启蒙读物。起初,他令一位叫殷铁石的文学侍从在王羲之的手迹中拓下不重复的1000个字,但字字孤立,互不联属。梁武帝就寻思着,这要是能编成一篇文章就好了。周兴嗣才华盖世,梁武帝就把他召来,嘱咐道:“卿有才思,为我韵之。”接到任务,周兴嗣苦思冥想一整夜,就编好进呈武帝。这便是传至今日的《千字文》。而周兴嗣也因用脑过度,一夜白头。
  许多历代大学者都编过识字课本
  “古代的教育是以蒙学为主的。”山西大学牛贵琥教授说,“所以,蒙学读物,这牵扯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人生学问以识字始,在古代,只有大学者、大人物、大官才去写蒙学教材。”
  中国古代的蒙学课本是从字书发轫的。史册中记载的最早的蒙学课本,是周代的《史籀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整理和统一文字,规定以统一前秦国小篆(亦称秦篆)为统一的书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分别编写了《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字书,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供学童识字之用。字书四字为句,押韵,便于诵记,是中国蒙学识字课本的滥觞。
  到了汉代,民间将《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三篇合一,称“三苍”,用以教儿童识字。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汉元帝时史游编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都是类似的内容。《急就篇》把当时的常用字,按照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方面分类,编成三言、四言、七言韵语,便于诵读、记忆。汉代的小朋友,八九岁入书馆学习字书,年限不定。学完字书之后,才能学习《孝经》《论语》,做好学经的准备。史游当时任黄门令,他精通字学,善书法,由他来编纂字书,不能说是“大材小用”。
  中国早期时编纂的蒙学识字课本非常多,仅《汉书?艺文志》里“小学”类着录的即有10家35篇,但大多蒙书已亡佚,完整保存下来的大概只有汉朝的《急就篇》和南北朝时期的《千字文》。
  唐宋以后,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出现了分门别类的蒙学专书,逐渐形成包括识字教育、传统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完整体系。体裁上,不仅有韵语读本,还有看图识字、散文故事和诗歌集。这时期着名的读物有《开蒙要训》《百家姓》《三字经》《对相识字》《文字蒙求》和“杂字”书等。
  而清代四大说文专家之一、大文字学家王筠,也写了一本识字书《文字蒙求》。该书选取《说文解字》中的两千多个常用字,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分卷排列,同时作了较为通俗的解释。牛教授说,他就是通过阅读《文字蒙求》学会了认字,“从文字的源头去学习,读古书就不会觉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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