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破解减负困境的思索与期待



陶华坤



教育格局的范式转变，即所谓的“拐点”。精明的领导者能预测拐点，并利用拐点创造出真正的竞争优势。



一、减负困境：“负”从何来？谁最焦虑？



1.减负要先消除家长焦虑。

教育最值得吐槽的是家长。减负困境的症结：即社会注重追分文化、学校强调唯分数论、家长追求分数神话、校外机构鼓吹提分文化。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驱动家长行为选择的最大力量就是孩子的学业成绩，家长与校外补习机构达成“你要钱我要分”的利益默契。现行的人才选拔制度、升学考试政策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现状不变，中高考等升学考试对于家长的影响力是最大最直接的。有质量的家庭教育,需要在育人目标上回归生活本位。

2.让课堂教学提质增效。

家长关注的是学生成绩；评价体制不改变、家长的知识观不改变，减负政策的实施将遇到难题。课程是学校办学理念、育人目标、特色发展的主要载体。全面落实课程标准，建构学校课程结构、学科课程体系，对教材“二次开发”，开发精品课程、精品课例。精讲精练，给学生多点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自主地、富有个性地发展，让每个学生在课堂中都有所收获，从而提高45分钟的教学质量，打造高效课堂。

3.让作业发挥出更多的育人功能。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落实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减轻学生和家庭负担。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协调各学科，规范作业总量与时长，杜绝重复性作业；建立作业公示制度，实施监督评价。强化实践性作业：一是引导学生尝试、铺垫、准备功效的课前作业，二是引导学生合作、探究、建构功效的课堂作业，三是引导学生应用、拓展、创新功效的课后作业。



二、破确路径：从社会治理到教育治理



1.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

全社会教育观、人才观的转变是减负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减负的本质是课改的核心。整体优化考试内容、考试形式、计分方式、录取标准等。重塑多主体参与下“家长、学校、社会”共育的教育生态？建立健全“家长、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明晰边界，保持“家长、学校、社会”独立价值；明确核心，确立“家长、学校、社会”关系结构；发挥优势，构建“家长、学校、社会”育人共同体。

2.破解路径。

挥之不去的阴霾。解决减负困局，治本之策在于推进教育均衡，改革中高考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切断各类考试、评价、竞赛成绩和招生的联系。跨越减负陷阱，厘清“政府、家庭、学校、教师”的主体责任，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育人为本、协同治理。观念先行，落实社会宣传和监督；减负提质，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协同育人，注重家庭教育的配合；规范管理。改变教师和学生以分数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和学习状态，增强社会和家长的减负共识。

3.减负之路任重而道远。

教育是把被教育者带到他想去的地方。学业负担过重不能完全归因于教育本身，其有着复杂的社会渊源。社会中优质职业对高文凭的要求，形成社会对教育的反作用力，并从社会转移到教育之中。要促进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落实，应遵循从社会治理到教育治理的路径。构建新型职业教育升学体系，完善“双轨制”升学机制，促进全民素质教育，终身学习。弘扬“工匠精神”，实现技能中国。



三、拐点在哪：改革中高考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1.领导必须学会如何寻找拐点。

拐点能够指导人们预测、理解和利用那些促成教育市场变化的关键点。设计调控杠杆，影响学生个体、家庭以及学校的学习时间分配。深化考试改革，逐步调整教育竞争的规则，引导家长与学校调整博弈策略。改革的目光首先要落在以高考为代表的“高利害”考试上。把国际pisa测试理念引入选拔性考试中，让学生从落后的考试形态与学习形态中跳出来，超越学科的藩篱，增加有助于素养和能力的学习任务，引领学生、家长与学校智慧地竞争、可持续地发展。

2.以教育评价倒逼良性循环的教育生态。

攻坚克难，扎实推进评价和考试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升学考试制度，区域教育质量监测，教育督导评估，转变家长、教师、社会陈旧的成才观念。深刻变革，提供更多成才发展渠道，重视技能培养，发展职业教育，缓解高考压力。改进社会选人用人评价机制，引导用人单位克服“唯学历”的用工取向，建立以综合素养和职业技能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甄别机制。减负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疏通教育与社会互动共生的通道，解除减负目标群体的后顾之忧。

3.政府必须建立减负的长效机制。

制度突破：“一尺难求”。“评价”是世界性历史性的实践难题，升学压力是负担过重的重要诱因。开发评价标准、评价操作工具，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多样化评价，利用新技术实施和完善评价功能，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学生进行追踪式、全方位、立体化评价。久久为功。把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把学生培养成材这个基本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