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有“延历敕定”朱文印。延历为日本桓武天王年号（公元782-805年），相当于中国唐代德宗朝。此三帖实为唐模本。可见当时模写后不久即流入日本。（注：此卷现已被改为轴装）
“丧乱三帖”是王书中的精品，笔法变化莫测，笔走龙蛇。唐太宗云“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反直，”在此帖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一、王羲之《丧乱帖》行草，摹本，白麻纸。纵28.7厘米。8行，62字。
《丧乱帖》面目近于《频有哀祸帖》，然转折更为圆活流纵，字侧仄更甚，墨色枯燥相间而出，至纸末行笔更为快疾。可以想见作者当时啜泣难止、极度悲痛之情状。
释文：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
奈何奈何! 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
首顿首。
二、王羲之《二谢帖》 摹本 日本皇室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二谢帖》和《得示帖》、《丧乱帖》连成一纸。纵28.7厘米。5行，行草书。
释文：二谢面未? 比面迟承良不静。羲之女爱再拜，想邰儿悉佳。前患者善。所送议当试，寻省。左边剧。
三、王羲之《得示帖》摹本， 纸本。纵28.7厘米。4行，32字。行草书。此帖与《丧乱帖》、《二谢帖》共一纸。
释文:得示，知足下犹未佳，耿耿。吾亦劣劣。明日出乃行，不欲触雾故也。迟散。
王羲之顿首。
日本学者内藤乾吉称：此帖用纸类似白麻纸，纵向有条纹，系用双钩填墨法所摹。在第一行末“之极”右侧，有‘僧权’二字左半部分押署。《二谢帖》的第二行末，“再行”右侧，有一“珍”小字押署。“珍”即梁朝鉴赏家姚怀珍。此帖右端纸缝处，钤有“延历敕定”朱文御玺三处，钤印的形式与《孔侍中帖》同，中间一玺中正，上下二玺右斜，显示曾为日本桓武天皇内府所藏。日本《支那墨宝集》载：“此幅久藏御府，后西院天皇崩后，购于尧恕亲王。亲王为妙法院教皇，经该院保存至今，后献为帝室宝藏。”
此帖在日本流传了一千三百多年，被视为国宝，为中国书法界所知不过百余年。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杨守敬首先摹勒于他的《邻苏园帖》，墨迹印刷品的传入，则在一九三四年以后。
此帖提及的“先墓”及其“修复”事，今人王玉池推定先墓在洛阳，其修复之事，在永和七八年，也不排除在永和十二年桓温收复洛阳时。韩玉涛认为先墓在琅邪，修复之事，在永和十二年八月。刘涛根据此帖书风与《十七帖》距离较大，认为可能是王羲之五十岁(永和八年)左右所写。
此帖用笔挺劲，结体纵长，轻重缓疾极富变化，完全摆脱了隶书和章草的残余，成为十分纯粹的行草体。书写时先行后草，时行时草，可见其感情由压抑至激越的剧烈变化。
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说此帖不可及处有四：第一，这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右军真面目，是真正的右军风骨；第三，《丧乱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因此，《丧乱帖》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远胜《神龙兰亭》。
当代书法大家崔学路先生评《二谢帖》曰：“二谢书先正即行，终为大草，亦庄亦谐，亦方亦圆，亦轻亦重，全由心出，一任自在，当为右军晚年书，真大化境地耳。”
延伸阅读
但恨无过王右军
羲之、献之父子，有许多地方都很像。举最不关题的方面说，两个人都有脚肿的病，又牙齿都不好，常患牙痛。王羲之一生多病，龋齿只是其中之一。
帝王的心思，有非庶民所可猜度者。唐太宗李世民尊崇王羲之，可以理解，贬低王献之，就不太好理解。他写字学王羲之，自然要抬高老师，而对王献之的字，讽为“枯树”、“饿隶”，后人虽谓太过，却无法知道李世民的心思。宋人米芾，曾猜测李世民书学王羲之，却学不好，“故上攀右军，大骂子敬耳”。怕也未必，因为李世民的字，去王羲之何止一万八千里，他便是骂倒献之，要想从祀书圣，千百人后，也轮不到他。
羲之、献之父子，有许多地方都很像。举最不关题的方面说，两个人都有脚肿的病，又牙齿都不好，常患牙痛。王羲之一生多病，龋齿只是其中之一，他在《迁转帖》里说，因为牙痛，文章也写不好了。王献之则说“忽患齿痛，疼惨无赖”，似乎更严重，不过他不像父亲那样蕴藉，便是寻常的牙病，大声呼痛，也是有的。
父子都是宦情淡薄的人，但以他们的身份，想不出仕也不可得。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只是虚衔，他既无廊庙之志，而且不耐繁剧，所谓做官，不过是有一搭没一搭。在四十三岁的时候，便辞官了。辞官也还罢了，他还跑到父母墓前，恶狠狠地赌咒发誓：“自今之后，取渝此心，贪冒苟进，……天地所不复载，名教所不得容。”看来，王羲之胸中积攒了些愤懑，只是他性格温雅，不常发作。
王献之的性格较乃父急躁些，也同样不慕荣贵，却身不由己，自州主簿至中书令，退不下来。他一生最大的伤心事，是被迫娶了新安公主，而与原来的妻子郗道茂离婚。他曾给这位前妻写信说，本来想和你白头到老，不料中道乖别，“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唯当绝气耳。”他只活到四十三岁，没来得及辞官，就死了。
有一种理论，以为人的经历，会沉淀于他的艺术，形成特色。对持这种理论的，可令他作一种“盲观”实验，取他不知道的两个艺术家，分列传记与作品，而隐去名字，看他能不能确定地搭配起来。自古至今，还没人能做到这个，不过理论家会说，联系是一定有的，只是我们限于知闻和智能，不能确知而已。而将不可知的东西确定为存在，就是无意义的梦话了。
不过，和外部活动不同，作者的性格，或会显示为其艺术的风格，尽管是在表面，可以算做持上述理论者的一种安慰。黄庭坚论二王高下，拿文章打比方，以为王羲之像左丘明，王献之像庄周。比王羲之于左丘明，有点不伦不类，说王献之像庄周，如果黄庭坚的意思，是指王献之更放逸一些，是没错的。王献之的简傲和狂放，都过于羲之，而他的书风，有与此相谐的，也有不谐的。
二人最大的不同，是王献之有王羲之这样一位名震当世的书家作父亲，王羲之没有。王献之少年学书，便以父亲为标尺，曾把王羲之写在墙上的字抹掉，写上自己的字，看能不能乱真。谢安问王献之，你的字比父亲如何。王献之说，还是我写得好。谢安说，别人可不这么认为。王献之说，别人不懂。王献之虽然嘴硬，怕也不会不知道，父亲的成就，委实难以逾越，是以他强求变化，未免失去先着了。王羲之变古法，王献之变王法，这是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不如父亲的所在。
假如能够抛开一切背景，孤立地看二王的字，大概会有更多的人和米芾一样认为王献之的字，大有比父亲写得好的地方。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他的艺术自觉性，比王羲之明显。王羲之也拿写字当作艺术工作，但程度不如王献之。王献之曾给人写信，信末说，我这封信上的字写得好呀，你应该留起来。友人尺牍，尚且留意至此，可见他的用力。自觉的程度高，使王献之的字不如父亲的闲雅，而在穷尽人工方面，就超过羲之了。
晋末至南朝的宋齐间，王献之的字，曾比王羲之的更多为时尚所重。他的地位，在梁朝时一降，到唐朝又一降，都是因为不入皇帝的龙眼。王献之的字，少敦厚而多凌厉，李世民不喜欢也很平常。只可惜上有所好，举国从之，经唐一代，王献之的字保存下来的，不及王羲之的十一，我们便是想见他艺术的全貌，也不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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