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远鹏1988年开始养金鱼，养了两年，因为工作忙，就没养了。去年又开始养了。在他家的两个金鱼缸里，喂了几十条金鱼。他最喜欢一条叫“虎头”的金鱼，和三条叫“南京”的金鱼。
看宋远鹏的虎头，有王者的气势，虎头虎脑的，额头上顶着一个红红的冠子，游动的时候，好像老虎巡视一样。而三条“南京”是鱼友从日本出云花高价买来的。去年甩了一些仔，就送了宋远鹏三条。他感谢得不行，小心伺候到今年。白色的鳞片在日光下照得晃眼。“南京”据说1750年诞生于日本的出云，经过两百余年的定向筛选培育，孕育而成了今天的模样。这个品种在国内目前还没有。
王世襄也是爱金鱼的痴人，当然相比金鱼，他在行的还很多：养鸟、养鹰、养猎犬，打猎；养鸽，收集鸽哨；养蛐蛐，收集葫芦，玩葫芦器……
看来没有王世襄不会玩的东西了，如今王世襄离世，真正会玩的又少了一个。
现在，人人都知道挣钱，挣更多的钱，几乎没人会玩了。当然，唱KTV、泡酒吧、开赛车的人有得是。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这是个快速消费的时代。没有时间去玩，没有精力去玩，更不知道怎么玩。中国古人所说的“花鸟鱼虫”概括出一个人的多种玩好，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历史传承积累的结果，其中无不寄托一个民族爱美审美的梦。玩，大有学问，大有讲究。
如今，满眼所看到的是，也无非是“玩”其中透露出来的“利益”。有利可图，有钱可赚，所以才玩。报章上热炒的诗词书画、明清古董，哪个不是当今成功人士感兴趣的领域，而玩是其次。说到底，那些所谓“玩家们”在乎的可不是“怎么玩”，而是“怎么赚”。
《优品》做这期选题，只是希望“玩”能回归它的本义：那些生活得不圆满的人们，在面对金鱼、蛐蛐、紫砂、鸽子、葫芦、藏獒等等这些大地上的事物时，能放慢脚步，体会到万物的伟大和美好。
现在，让我们平心静气地看看这些玩的乐趣
像一只蛐蛐那样去战斗
赵伯光在北京南城十里河一个民俗文化市场，开了一家“虫草堂”，卖鸣虫相关书籍和各种鸣虫养斗用品，养家糊口，同时也“以虫会友，传播蛐蛐文化”。
在虫草堂里，赵伯光的妻子正在给蛐蛐罐捶“三合土”。她介绍说，“三合土底”捶得很平，因为蛐蛐是土里的，所以蛐蛐罐里的环境也设置成土的环境。另外捶三合土是为了让蛐蛐抓牢盆底。“最后将盆倒过来使劲晃了晃，再看看“三合土底”一点也没有松动的迹象，这样的底儿才算合格，”她说。
赵伯光拿出许多蛐蛐罐让记者看。有的犹如屋舍，罐底仿若屋舍的地面，过笼和水槽是室内的家具陈设。精光内含，温润如玉，摸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三合土原底，又细又平，却又不滑。沾上水，不汪着不干着，又不一下子吸了，而是慢慢渗干，行话叫“慢喝水”。凑近鼻子一闻，没有潮味儿，更没有霉味儿，说它香不香，却怪好闻。记者倒有些生出了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长啸几声“优哉悠哉”的感觉。
蛐蛐，也叫蟋蟀，在古书中叫做促织，北方人俗称蛐蛐。因其能鸣善斗，且具有勇决胜负的武士风采，被誉为“天下第一虫”。据记载，“斗蛐蛐”这项传统民俗活动，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玩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
年近花甲的赵伯光，是地道的老北京人。打小他就在胡同的犄角旮旯儿逮蛐蛐玩。小学时，他逮了只名为“正青”的蛐蛐，天天拿着去跟街坊小孩的蛐蛐斗。“正青”愣是打败了他家那片儿所有的蛐蛐，乐得他从此上瘾。
在首钢当炉前工时，赵伯光的乐趣依旧。他知道山东是出好蛐蛐的地方后，赶上放假，就坐上火车直奔山东宁阳县磁窑镇的农村逮蛐蛐。一进村，赵伯光便拎着塑料桶和竹篓子，钻进麦秸垛、茄秧下，通宵达旦地逮蛐蛐。最多时他一次逮了300多只蛐蛐回北京。
他最得意的是逮到一只“蓝青”。那蛐蛐见光则鸣，一天不盖蛐蛐罐，它就溜溜叫一天。最绝的是，这只蛐蛐能在罐中用6足撑起身子站着叫，煞是威风。“它竞斗过11场，到死都没败过。”赵伯光啧啧赞叹。
赵伯光介绍说，“虫迷”们逮了蛐蛐后，得精心喂养，直到它们身强体壮去参加竞斗。“老年间讲究给它吃虾尾肉、蟹腿肉、羊肝、冬瓜、蛋黄、青豆等‘八珍’。现在为增加营养，有人恨不得喂它们冬虫夏草、蜂王浆、蚂蚁卵……”
斗蛐蛐有很多讲究：斗之前，先用蛐蛐草（俗名蛐蛐探子）伸入笼或罐中撩拨蛐蛐，以招其怒，引着蛐蛐去“掐架”。蛐蛐草是用一根竹篾儿，头上绑一小段鸡毛翎管，在翎管上插上三五根有弹性的毛做成的，杆讲究是用紫檀的，毛是从活的灰耗子头上拔下的胡须，这才是上品。
蛐蛐到了斗盆里，主人就用探子引诱两只蛐蛐见面相斗。如一方斗败要跑，用衔草引回再斗，三个回合后都跑了就算输。斗赢了的蛐蛐，振翅长鸣，主人在盆盖后面的贴纸上记上它的战绩。
观看斗蛐蛐，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两只蛐蛐在搏斗中，攻守兼备，忽而昂首向前，忽而退后变攻为守。胜者昂首长鸣，败者落荒而逃。两位主人则神情紧张，场面生动。
蛐蛐永远有不可一世的气概，没有怯懦气馁的时候，除非战败了。尤其是好蛐蛐，多次克敌而竟败下阵来，对此奇耻大辱，懊恼万分，而心中还是不服，怨这怨那又无处发泄，颇似英雄末路，徒唤奈何，不由发出非战之罪的悲鸣。
赵伯光一直和记者强调，蛐蛐也是一种文化，他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发扬传统文化。他说《诗经》里早就有对蛐蛐习性的记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就是蛐蛐啊。
2000年，首都鸣虫专业委员会成立，赵伯光出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决心“把玩蛐蛐引上正轨”。长期以来，不少人把蛐蛐当做赌博工具。甚至，在一些豪赌团伙里，一只蛐蛐身价达数万元，一场赌资达数十万元。有人为此打架斗殴，有人赌输了跳楼。
“我一直想让这些人放弃这种不良嗜好，希望能用比赛的形式，健康地玩蛐蛐。”为此，赵伯光制定了比赛章程、裁判和竞斗规则，每年都组织蛐蛐比赛。
在所有的鸣虫中，赵伯光最喜欢的还是蛐蛐，觉得他们有着非常阳刚的男子汉气概。他对记者说，“在我们尊敬、崇拜的英雄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决不退让的精神，在蛐蛐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与金鱼相忘于江湖
“刘先生当年从不卖鱼，鱼只送朋友。能从刘先生家中拿出鱼的，有人称‘京城第一大玩家’的王世襄先生，有引车卖浆之流，也有一来二去的鱼友。”
“中国鱼有历史了，刘先生养鱼是纯花钱，他有些家底，老燕大毕业的，北师大的英语教授。北京鱼把式里，他绰号叫大学生。意思是他在喂鱼的里面，学历是最高的。”
“刘先生是王世襄的同学。80年代写了一个‘介绍中国金鱼’的书稿，交给王世襄，想让他帮忙印书公诸于世。结果一直出不来，没人给出，刘先生后来觉得自己快死了，就问王世襄要他把书稿拿回来。05年刘先生去世了。08年书终于出来了，王世襄给他写了个序。”
“刘先生倒在便坑里的鱼，都比鱼市好。现在市面上最好的，也比不上他送人的。他的鱼许多人都想要，许多金鱼是刘先生的金鱼的徒子徒孙，可谓一把鱼子，传种全国。”
说这话的是北京文化局的宋远鹏。他一再提到的刘先生，是刘景春。
古人以文会友，北京文化局的宋远鹏却以金鱼会友。他的博客签名是“梦鱼”， 因金鱼而结识了很多专家，朋友。其中有位刘景春刘先生，是养鱼大家，也是已故大玩家王世襄的同学、至交。王世襄说，听刘景春谈鱼，自己有“隔行如隔山”之感。可惜的是，刘先生已于2005年去世，他的数千条珍贵的金鱼也不知去向。
宋远鹏和父亲都喜欢金鱼，他们在1988年到1990两年间曾有缘与刘景春交往。宋远鹏至今难以忘记的是第一次见到刘景春的金鱼时的情景，“真是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是金鱼吗？！原来能长这么大！多少年才能养成这样啊？这么大尾巴！肉头上都出刺儿了！鳞片都跟铜钱似的！喔！鱼精！”宋远鹏对本刊记者说，“我头次见刘先生的鱼，吓一跳。草鱼那么大，鳞片铜钱那么大，这也是金鱼？我现在和别人说，都不信。”
鱼精、鱼贼
宋远鹏的父亲根据当年的印象所画的刘景春先生的额头红金鱼
二十多年前，正是北京观赏鱼市场方兴未艾、初具规模的时期。在宋远鹏最原始的记忆里，似乎那时到处都是沿街叫卖金鱼的小贩。家里大人为逗孩子高兴，进屋拿个小盆出来，花个一两毛钱盛上几尾，端回院儿，往窗前檐下的大瓦盆里一遮，再到水库里踅摸几根水草，拿石头压在里头，这便成了无数孩子最宝贵的童年记忆。自然，宋远鹏就是这无数小孩中的一个。
饲养金鱼似乎并非一件多困难的事情：放上一盆水，撒里几条鱼。早上喂点虫，晚上抽抽屎。当时宋远鹏和父亲就是这么想的：看见别人养，觉得喜欢，就自己也弄一缸来养，结果金鱼习性看不出来，鱼病了看不出来，等到看出来后鱼也快不行了。“一句话，怎么养怎么死。”宋远鹏说。
自己不会养鱼，只好请教名师。宋远鹏的父亲有位朋友，也养金鱼。他们找上门去，对方说自己养的鱼相比老刘先生，实在是惭愧，老刘先生那鱼养的才叫好看。于是，就去拜访这位老刘先生，也就是刘景春。
那时候的刘景春，70多岁，家住官园一个四合院里，院子里浩浩荡荡摆满了几十个木海（养鱼的大盆叫木海，直径一米五一个），金鱼在木海里游动，蔚为壮观。刘景春当时养着有四种金鱼：额头红、红虎头、五花珍珠和墨鼓眼儿帽子。
刘景春的金鱼，以额头红与红虎头为最，都是他数十年个人优中选优的结果。那时鱼市虽也有与刘景春同种的金鱼，但品貌不可与其同日而语。
有次，一个由朋友介绍来的香港人找到刘景春，说想买点额头红。刘景春就带着他上官园鱼市挑了十对，四十块钱一对。香港人挑完后，问能不能上他家看他养的金鱼，刘景春于是带他到自己家，香港人一瞧，非要刘景春卖他几条自养的金鱼，还说，“跟您这一比，刚才买的那哪叫金鱼？”
刘景春没办法，答应送他几条。但对方依旧不依不饶，说必须给钱，最后从刘先生家里捞走了十对额头红，丢下四千块钱高兴而去，只留下发呆的刘景春。八十年代，四千块钱是一笔巨款。
刘景春的金鱼名声大了，许多人都想来他家看看，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偷鱼的。有人夜晚就翻过院墙偷过刘先生的金鱼。 宋远鹏还记得，他和父亲去刘景春家的时候，院子里每个木海上都装上了铅丝编制的罩子，那就是为了防着半夜越墙盗窃的鱼贼。
辛苦差事
宋远鹏说，养金鱼是辛苦活，阳光、氧气、水质、饲料的营养决定着金鱼培育的好坏。“金鱼喜欢吃活食，比如臭水沟里的红虫。人工饲料也可以喂，但这是死的，比不上吃活的食物来得精神。”他说。
刘先生在世的时候，鱼虫他自己捞，为了捞虫，他跑遍北京城。自己跑不动了，他就要儿子帮着去捞。
刘景春家里头有一辆自行车，专门让他儿子给他到处去捞鱼虫。有一回，他儿子骑自行车去给他捞鱼虫，早上走的，直到晚上才回来。原来城里哪儿都没有虫儿，他儿子一直骑车骑到通州去了。刘景春本来还挺担心，后来又乐了，就说：“就这种精神干什么事儿干不成？！”后来，又买了两辆摩托车，刘先生估计是认为骑摩托车去捞鱼虫会比骑自行车省时间。
刘景春的鱼是极难得的，如非朋友关系，断然不易得到。他每年除孵化所需数量子鱼之外，其余之籽，他都倒掉了或尽数销毁，绝不让其上市。
选育是最重要的事情。大鱼甩了鱼籽，泡出2万小鱼出来。刘景春需要从2万尾小鱼中找出好苗子，淘汰掉次品。他戴着眼镜，和老伴对坐在檐下，左手扶盆，右手持抄，趁着天亮，一个个地看，从早上挑到晚上，腰都直不起来。
当然，刘景春的金鱼的进化也非一帆风顺。宋远鹏说，刘景春当初筛选额头红鱼，一度昌盛。但近亲繁殖，数代之后，其子鱼中所能选出的佳苗愈见减少。就跑到石家庄等地的朋友那去，花钱买回优良品种来改进自己家鱼的基因，结果鱼的品种、样式越来越好。
鱼之乐
刘景春先生在自家院里喂鱼，看鱼
宋远鹏和父亲以前养金鱼，后来兴养热带鱼的时候，又养过一阵热带鱼。他们养过“七彩神仙”、五彩金凤……最后对热带鱼的兴趣劲过去了，觉得还是“养金鱼有品位”。
在宋远鹏家里，有三个金鱼缸，一个是喂热带鱼，一个是他所说的品相比较差的金鱼，另一个是品相比较好的金鱼。他指着一条品相好的“虎头”说，“这和那另外缸里的‘虎头’都是一天出来的鱼，一个母亲生的，二百多条鱼，就它长得最好。有的是他哥们，可差距就那么大。”
对金鱼的热爱者来说，热带鱼永远都是一个样子，养金鱼不一样，它可以按人自己的心意，通过变异、遗传、人工选择去塑造金鱼的形状，改变它的模样，不让它退化而能有所前进。
还有什么事，能比创造金鱼更有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