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批判：张大千的艺术史意义（三）

其七，传统绘画在主题创作体制之外的艰难延续，涉及了潘天寿、陆俨少、谢稚柳，以及石鲁、黄秋园等一度被忽略的人物。这股潮流虽难称轰轰烈烈，但却如潺湲幽涧般将传统绘画的血脉续写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因而意义也极重大。其中，潘天寿与陆俨少分别在南方教学重镇延续了明清大写意与元明小写意两路花鸟、山水画的传统，令之于1980、2000年代分别成为中国画坛的强势传统。谢稚柳虽在建国后转向古书画鉴定，于画坛影响甚弱，却与陈佩秋等一起在孤寂中延续了宋画传统；北方金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余脉虽亦不为人所注目，但却依然影响着京津、东北地区的国画创作，唐宋元的绘画传统，也于1990—2000年代，逐渐重获注目。此外，黄秋园包括陈子庄以终生不懈的参悟，生动地展示了文人画业余性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尤需一提的是石鲁，因骇人听闻的政治经历，这位建国后西北主题创作界的主将，从《转战陕北》的豪气干云转向遗世独立的漫写一己性灵，向世人深刻地昭示了传统文人画欲说还休的历久魅力。

其八，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西方现代主义观念影响迅猛，尤其是吴冠中倡导形式美，冲破了“内容决定形式”的单一化的古典主义原则，林风眠等人的画风因得强势振起，中国艺术也进入了表现观念、手法日趋多样化的新时期。虽然画坛出现了“中国画穷途末路”的预言，但由于老画家焕发青春，令一度受到限制的传统绘画体裁在新兴市场扶持下重新崛起；形式主义观念的振发和以反拨主题创作为主线的“新文人画”运动一起，使人们对从董其昌、四王到黄宾虹的南宗抽象化的笔墨观产生了新的解读；而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新格，亦在此时以类乎表现主义的新内涵重新影响大陆画坛，刘海粟、朱屺瞻、宋文治等名家的新创，随之应运而生……中国画的种种传统，至今仍处在缓慢而有效的恢复中。

需略说明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四王画派声势仍极浩大，即使至师四僧的潮流兴起后，此派画家仍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只是其早期的重要画家如陆廉夫、顾若波、顾鹤逸，成就并不十分突出，而中后期的重要画家如金城、冯超然、溥儒、吴湖帆、陆俨少、贺天健等，包括影响稍小些的如吴镜汀、吴琴木、张石园、启功等，又转向元、宋，故一并归入师法宋元的潮流中，不再单独罗列。

此八大潮流，作为近现代画史的骨干，可以支撑起这部持续一个半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而这短短的百五十年，乃是一千六百余年有史可稽的国画历史上关键的转折点，其内涵之富，变化之烈，我以为都超过了明清、宋元之交的两大转折，而堪与唐代丹青与水墨，也即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画走向成熟，相比肩。此八大潮流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因也成为近代画史上无法绕开的坐标，其中引领过一种风气的人物，作为大师巨匠自不待言，其所独具的艺术史意义，亦显而易见。

我们可以据上述的梳理，清晰地见出张大千在这部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占有什么分量。

由于年龄的原因，张大千与任伯年、吴昌硕领衔的两大潮流并无关系，虽然他早年学过任派人物；而由于建国前渡海，他与主题创作的大潮也无关系，更谈不上在“文革”时续写传统的暗流；至于中西合璧，虽凭借泼墨泼彩的创格，他也能与之扯上关系，但毕竟并非其中代表……然而，在其余的三大潮流中，张大千却都是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尤其是在石涛热与推广晋唐宋元古风的两大潮流中，他更称首屈一指。事实上，在有生之年所居留的地区，比如在1930—40年代的大陆与1970年代后的台湾，张大千都是画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随着1980年代以后的思想解放，他的艺术重又开始影响大陆……

自二十世纪初来到上海这个当时中国的艺术中心，张大千即以不足而立之年崭露头角，在其师曾熙、李瑞清的影响下，率先掀起了师学石涛的热潮。虽然此股潮流的兴起，也离不开其二兄张善子、其师曾熙与李瑞清等，但真正把师学石涛的取向转化为艺术潮流的，无疑当首推张大千。对此，这场潮流的见证人、已故美术史家俞剑华先生在《七十五来的国画》中的话，是有力的证明：

自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这十年期间……上海方面，则于吴派消沉后，代之而起的是石涛、八大派的复兴时代。石涛、八大在“四王吴恽”时代，向不为人重视，亦且不为人所了解，自蜀人张善子、张大千来上海后，极力推崇石涛、八大，搜求遗作，不遗余力……于是，石涛、八大之画始为人所重视，价值日昂，学者日众，几至家家石涛、人人八大。连类而及，如石溪、瞿山、半千，均价值连城。

而陈定山在评述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时，将师学野逸派的画家称作“新进派”， 张大千便是其中倡导石涛的代表人物(余者为钱瘦铁、郑午昌、许徵白)。

张大千做假石涛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但他将石涛热在沪上演绎得如火如荼的意义，却始终未得到有效解读。

如前所述，石涛热在近代绘画史上意味着重新重视师法造化的潮流，一扫画坛独尊“四王”的局面，虽然石涛等人之师黄山，未必真要以师造化来取代尚笔墨。

张大千师学石涛及四僧，不仅师其迹，更师其搜尽其峰之心。

早在1927年，他与张善子一同尊师嘱赴黄山写生，尝命工人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对此张大千曾自得地说过：黄山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由我去开发的。张大千之学石涛，写黄山，与当时黄宾虹组织的黄社，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山水画家师法黄山。由法石涛而师黄山，后来也几乎成为二十世纪山水画家的一种情结，比如刘海粟就曾以十上黄山来表达他对石涛与山水写生宗教式的情结……在明清三百年尚笔墨的高潮过后，这股新潮，与任伯年等复兴造型的人物画相后先，推动了山水画复归造境之路(当然黄宾虹及陆俨少等亦坚持着文人画的笔墨观，山水写生对其而言，类乎石涛之借造化来灵动笔墨)，生动地反映了在文人画遗音依然高亢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由文人画回归画家画的进程，已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