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印文字的要旨，前人著述頗豐，時賢亦研究至多。秦官印闡發的廣度與深度均可稱歷來罕有。本文僅就筆者多年來收藏、獲見秦印之細微瑣屑談幾點個人管見，尤其是秦私印中所涉及的一些問題。不揣淺陋，拋磚引玉，希望同道不吝赐正。
關於秦印與秦封泥
在大量傳世或新出秦印中，尚未能找出與大宗秦封泥相吻合之例。從尺寸方面考察，考慮到璽印在抑之於泥後所產生的收縮等因素，封泥實物尺寸普遍小於璽印。如此現象，也是困擾封泥研究者的一大難題，解開這一題目所隱含的具體真相，看來並不是想像中的那樣簡單。誠如楊廣泰先生在“封泥芻議三題”（《西泠印社》總第十八輯P19-20, 2008年，榮寶齋出版社）一文中所言：“從印譜中整理出基本符合秦或漢初特徵的官印115枚……，印文與封泥相同者僅10例，不足十分之一。對這10對範例進行比對，文字的結構顯然並非一體。”這樣的現象着實令人費解。
秦印中文字跌宕率意與蘊藉流美者判若兩個審美類型。如相家巷所出秦封泥，其風格絕大多數屬於後者，即蘊藉流美型，傳六村堡出秦封泥中，似乎很多又是跌宕率意類的，如著錄於《新出封泥彙編》1412號“大匠丞印”、1748號的“平陽苑印”、1901號“下邽丞印”与《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展》著錄之“卬章飤廚”即屬於此類。
蘊藉流美型自然是秦封泥遺存之主流類型，《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展》著錄的“封陵津印”屬於此類，他編則比比皆是，此不贅舉。
找出同文的秦印與秦封泥相比對，如前引楊廣泰先生文中所及10枚“代馬丞印”、“發弩”、“酆丞”（此印存疑，或即仿自同文封泥）“泰倉”、“小廄將馬”、“雍丞之印”、“禦府丞印”、“中羞行府”、“左田之印”、“左礜桃支”，發現存在的差異是一目了然的，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同時爲我們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試想，秦封泥的大量遺存應該是在秦印使用過程中所遺留下的，經過轉運、傳遞，又被專人拆封、銷毀，焚燒處理過程中一部分被偶然“陶化”，直至埋入地下，千餘年後被不經意間發現，其數量必然是當時實際數量之冰山一角，那些未經火焙而致“陶化”或因地下存儲條件限制，絕大部分是保存不下來的，因此今天能看到的自然是其中極小的部分了。問題隨之而出，抑出封泥之印何去何從？據史書記載，職官更替，其印綬理論上是要被收回的。再者，一印之使用頻繁程度決定了一印之壽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大宗秦封泥中就有相對較多的秦國都城“櫟陽丞印”、“咸陽丞印”，或許因爲地位特殊，其印章使用頻率自然要比邊遠地區繁密，以致所見秦封泥中，“櫟陽丞印”、“咸陽丞印”封泥明顯是由不同印章抑出的，此處除去職官更替的考量，由於一印過多使用以致磨損嚴重，即便職官任期未滿而印章被迫報廢更新也是再合理不過。然而，今天未能見到“櫟陽丞印”、“咸陽丞印”印章的遺存，倘若得見，也未必能與封泥相合。另一種可能，便是官吏佩印與其日常辦公所用印章並非一印，即佩印並未參與封泥之抑壓。若假設成立，秦封泥與印章不可吻合之謎題似乎有了新的解釋。
秦私印之學術價值
私印範圍內，盡可能找到以往譜錄未經著錄之姓氏、名字或新出現字例，無疑給私印收藏平添不少附加價值，至於其篆刻風格符合哪一類人群之審美尺規，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以拙編《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展》著錄舉例，“公子檀侯”，“公子”之見於印，過去譜錄偶見，習慣上將其歸於對特殊人群身份之尊稱。然而經過比對發現，其有可能對應姓氏“公孫”，即爲複姓例。例如同編之“公子勁”、“公子舉”等，“勁”、“舉”皆爲秦漢常見名字印。又有“五百宜乘”，初見此印時以爲秦成語印，後得見私人收藏有漢印“九百子鮮”，頓悟此“五百”為複姓無疑，又得觀私人藏有“宜乘”半通秦印，可知前斷不誤。卑藏所及複姓者，如“者（諸）侯”、“毋丘”、“苦成”、“黑章”、“成公”、“南丘”、“函與”、“上官”、“光師”、“走馬”、“司馬”、“陽垣”、“公孫”、“須拳”、“新楊”等，其中“者（諸）侯”、“南丘”、“函與”、“光師”、“須拳”、“新楊”應屬新出複姓例。單姓新出姓氏則见“平”、“遊”、“印”、“完”、“監”等。
名字方面，雙名有“淳且”、“胡傷”、“檀侯”、“季須”、“傷已”、“宜乘”、“蘇兒”、“俱來”、“將師”、“束和”等，除去“胡傷”外，其餘應均爲新出現。單名新出現者有“伎”、“蛇”、“懛”等。
“上里中圈”，或可釋爲“上圈中里”，“中里”或爲名字，詳見《風過耳堂秦印輯錄》著錄之302號“中里”（趙熊，《風過耳堂秦印輯錄》，2012年，中國書店），彼若爲不著姓氏之名字印，則“上圈”或爲複姓。另，或可讀爲“中里上圈”，“中里”爲里名，“上圈”爲姓名或名字，此種讀序也見於秦官印，例《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傅嘉儀，《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2002年，西泠印社）著錄之“左樂寺瑟”（原釋“寺樂左瑟”，或誤，同書並有“左樂丞印”，另可參見《新出封泥彙編》，楊廣泰，《新出封泥彙編》，2010年，西泠印社出版社）之“左樂”“左樂丞印”，可知“左樂”必爲獨立之官署，“寺瑟”，或言明器物“瑟”之出於“寺”，“寺”爲寺工之省無疑，不過，此例畢竟太少，尚待詳證，今備於此，以爲後驗。較爲巧合的是，穿帶印“辨里”，應即印主里籍所在，另一面“楊奢”爲印主姓名，與“中里上圈”印或可互爲參證。
穿帶印“蘇喜、（魚木）憙”，一面爲秦文字，一面爲楚文字，此印獨特自不必說。由此可知，印主或爲一國外交使節，或爲經常往來於秦楚兩地之商賈，一印而著兩國文字，存世極少，且多爲秦國與東方諸國印文互譯者。同例見《中國璽印篆刻全集2 璽印·下》（莊新興、茅子良，《中國璽印篆刻全集2 璽印·下》，1999年，上海書畫出版社）著錄之361號穿帶印“江去疾、江去疾”，其一面文字爲秦，一面文字爲齊。凡此足見古人製作之巧思，更可見證秦國與東方諸國交流往來之史實。
“黑章君惕”與“石蠡君均”兩印辭例若爲一類，則“石蠡”爲複姓也未可知，當然不可排除另一種可能，即“石蠡”爲姓名，“君”爲修飾語，“均”爲表字。在實際判別類似璽印辭例究竟屬於何種類型時，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尤其是在目前的資料框架下，有些問題尚待進一步考證。
又如“程煩萬歲＂“程煩”爲姓名顯而易見，“萬歲”究竟是表字還是此印格式是姓名﹢成語類，則不得而知。“武安君印”，按秦有大將白起曾獲封“武安君”，然此印尺寸及材質均與常見封君印不合。巧合的是，上海博物館藏有一方“長安君”，尺寸材質與此印大同小异。孫慰祖先生《歷代璽印斷代標準品圖鑒》P17“《史記·秦始皇本紀》‘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但形制較小，與官印不類，當屬明器”（孫慰祖，《歷代璽印斷代標準品圖鑒》，2010年，吉林美術出版社），兩印相較，頗似一類。或，“武安”、“長安”皆地名，兩印以地爲姓氏，名字“君”（以“君”爲名字慣見於秦漢私印），即複姓私印，可備一說。
“充地廣邦”與“真事唯敬”兩印成語，爲歷來譜錄所無，當屬新出。前者足可印證秦人欲爲天下一統之志向，其寓意深遠自不必說。後者似可洞悉秦人自省惕勵之心志。
“孝口口思”成語印，其複合嵌接鈕式製作之精准，實爲歷來罕見，由此可窺秦人加工技藝之高超，於秦代科技製造史學研究或許有益。
關於秦私印之地域、製作特色
中央京畿地區所出，尤其以咸陽地區為中心，其整體風格表現爲線條勻稱、結構整飭，一派秦小篆式樣。其他區域所見秦私印之風格則大都呈現披荊斬棘、率意任性之風貌，尤其以近年傳出陝北地區之秦印。详细辨其异同，自當獲益匪淺。當下，資訊爆炸，時代崇尚個性張揚，將個體風格儘量放大，對傳統意義上較為中庸的審美習慣可謂衝擊不小。然而，靜心思來，其中究竟還是存在互爲表裏、互爲體用之實際的，其所蘊含的哲學內涵也是不言而喻的，若能辯證統一，兩不偏廢，再好不過。還有的學者以爲中央京畿地區所遺，必出技高一籌之能工巧匠，其他非京畿地區或邊遠地區所出則略遜一籌，從理論上講，這種邏輯似乎無可厚非。然而自古以來，每有高手隱匿民間也是屢見不鮮。竊以爲，僅以地域分出高下實屬武斷，倒是印之粗精關乎用印人之身份地位，再有人印相隨，焉知某地所出即某地所作？此種究竟，明眼人一望便知。
絕大多數秦印都是在預先範鑄好的印胚上進行刻制作業的，這一點似乎已成共識。與同時期東方諸國印作相比較，僅此一條，秦印已然別具特色。原因很簡單，東方諸國璽印大都出於印胚與印面文字整體範鑄，當然，不可忽視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印在鑄造完成後需經筆劃修整微調，在修整的過程加入了刻製的元素，也是自然。即便如此，與秦印鑿刻風格相比，前後兩者還是截然不同的。另，有一類秦印，也是出於範鑄，如“毋丘胡傷”、“黑章君惕”、“效之私璽”、“筡印”、“楊奢”、“辨裏”等，在整個以刻製爲主旋律的秦印序列中所占比例甚少，僅就其存續年代討論，或許要早於秦統一前，即戰國秦時期。以往討論秦印者多將其劃入漢初，實有不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須拳午”爲鑄印，而與之伴出的064號“須拳午”則爲刻製，如此一人所佩兩印例已屬百不一見，而兩印製作方式各异，在以往所見秦印中更是鳳毛麟角了。
秦代璽印遺存洋洋大觀、波瀾壯闊，前承東周，下啟漢魏，其中姓氏源流，名字因襲，製作工艺，文字風格等，在璽印史上的地位均舉足輕重。全面、審慎、科學探究秦印之各個維度，從不同側面闡釋秦印，使秦印研究呈現“立體式”的格局，實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也是所有憧憬、膜拜秦文字者應該做的，雖然我的力量微薄，相信隨著受眾的增加，普及面的逐步擴大，秦印與秦文字的研究必將獲得璀璨奪目的成績。果真如此，也不枉一場穿越千年的因緣際會了。
丙申春於戎壹軒
(文中所及諸印，注明出處者以外，均为卑藏，請参見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201 6年1月出版之《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展》圖錄)
作者简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