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印发微
文/张小东
共青团榆林市青联常委
榆林学院博物馆古代玺印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关于秦印文字之要旨，前人著述颇丰，时贤亦研究至多。秦官印阐发之广度深度均可称历来罕有。本文仅就笔者多年来收藏、获见秦印之细微琐屑处谈几点个人之管见，尤其是秦私印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不揣浅陋，抛引发微，应该会对印林同道有所裨益。
一、关于秦印与秦封泥
在大量传世或新出秦印（包括官、私印）中，尚未能找出与大宗秦封泥相吻合之例。从尺寸方面考察，考虑到玺印在抑之于泥后所产生的收缩比等因素，封泥实物尺寸普遍小于玺印。如此现象，也是困扰封泥研究者的一大难题，解开这一题目所隐含的具体真相，看来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诚如杨广泰先生在《封泥刍议三题》［1］一文中所言：“从印谱中整理出基本符合秦或汉初特征的官印115枚……，印文与封泥相同者仅10例，不足十分之一。对这10对范例进行比对，文字的结构显然并非一体。”这样的现象着实令人费解。
秦印中文字跌宕率意与蕴藉流美者判若两个审美类型。如相家巷所出秦封泥，其风格绝大多数属于后者，即蕴藉流美型，传六村堡出秦封泥中，似乎很多又是跌宕率意类的，如《新出封泥汇编》著录的1412号“大匠丞印”、1748号“平阳苑印”、1901号“下邽丞印”与《戎壹轩藏秦印珍品展》著录的001号“卬章飤厨”即属于此类。蕴藉流美型自然是秦封泥遗存之主流类型，《戎壹轩藏秦印珍品展》002号“封陵津印”属于此类，他编则比比皆是，此不赘举。找出同文的秦印与秦封泥相比对，如前引杨广泰先生文中所及10枚“代马丞印”“发弩”“酆丞”“泰仓”“小厩将马”“雍丞之印”“御府丞印”“中羞行府”“左田之印”“左礜桃支”，发现存在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同时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试想，秦封泥的大量遗存应该是在秦印使用过程中所遗留下的，经过转运、传递，又被专人拆封、销毁，焚烧处理中过程中一部分被偶然“陶化”，直至埋入地下，千余年后被不经意间发现，其数量必然是当时实际数量之冰山一角，那些未经火焙而致“陶化”或因地下存储条件限制，绝大部分是保存不下来的，因此今天能看到的自然是其中极小的部分了。问题随之而出，抑出封泥之印何去何从？据史书记载，职官更替，其印绶理论上是要被收回的。再者，一印之使用频繁程度决定了一印之寿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大宗秦封泥中就有相对较多的秦国都城“栎阳丞印”“咸阳丞印”，或许因为地位特殊，其印章使用频率自然要比边远地区繁密，以致所见秦封泥中，“栎阳丞印”“咸阳丞印”封泥明显是由不同印章抑出的，此处除去职官更替的考量，由于一印过多使用以致磨损严重，即便职官任期未满而印章被迫报废更新也是再合理不过。然而，今天未能见到“栎阳丞印”“咸阳丞印”印章的遗存，倘若得见，也未必能与封泥相合。另一种可能，便是官吏佩印与其日常办公所用印章并非一印，即佩印并未参与封泥之抑压。若假设成立，秦封泥与印章不可吻合之谜题似乎有了新的解释。
二、秦私印之学术价值
在私印范围内，尽最大可能找到以往谱录未经著录之姓氏、名字或新出现字例，无疑给私印收藏平添不少附加价值，至于其篆刻风格符合哪一类人群之审美标尺，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戎壹轩藏秦印珍品展》007号“公子檀矦”，“公子”之见于印，过去谱录偶见，习惯上将其归于对特殊人群身份之尊称。然而经过比对发现，其极有可能对应姓氏“公孙”，即为复姓例。例如020号“公子劲” 、038号“公子举”等，“劲”“举”皆为秦汉常见名字印。015号“五百宜乘”，初见此印时以为秦成语印，后得见私人收藏有汉印“九百子鲜”，顿悟此“五百”为复姓无疑，又得观私人藏有“宜乘”半通秦印一，可知前断不误。《戎壹轩藏秦印珍品展》所及复姓有如“者（诸）侯”“毋丘”“苦成”“黑章”“成公”“南丘”“函与”“上官”“光师”“走马”“司马”“阳垣”“公孙”“须拳”“新杨”等，其中“者（诸）侯”“南丘”“函与”“光师”“须拳”“新杨”应属新出复姓例。单姓新出于秦印者有045号印之姓氏以及“平”“游”“印”“完”“监”等。名字方面，双名有“淳且”“胡伤”“檀矦”“季须”“伤巳（已）”“宜乘”“苏儿”“俱来”“将师”“束和”等，除去“胡伤”外，其余应均为新出现。单名新出现者有034号名字及“伎”“蛇”“懛”等。其中004号姓氏、034号名字、041号不识姓氏、045号姓氏、047号名字、052号名字、055号名字、058号姓氏、062号名字、069号名字、076号名字等字，在秦印文字中应属新出。
008号“上里中圈”，或可释为“上圈中里”，“中里”或为名字，详见《风过耳堂秦印辑录》著录之302号“中里”［2］，彼若为不著姓氏之名字印，则“上圈”或为复姓。另，或可读为“中里上圈”，“中里”为里名，“上圈”为姓名或名字，此种读序也见于秦官印，例如《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3］著录之“左乐寺瑟”［4］，不过，此例毕竟太少，尚待详证，今备于此，以为后验。较为巧合的是，《戎壹轩藏秦印珍品展》099号之穿带印，一面印文“辨里”，应即印主里籍所在，另一面“杨奢”为印主姓名，与“中里上圈”印或可互为参证。
095号穿带型印“苏喜、鱼木憙”，一面为秦文字，一面为楚文字，此印独特自不必说。由此可知，印主或为一国外交使节，或为经常往来于秦楚两地之商贾，一印而著两国文字，存世极少，且多为秦国与东方诸国印文互译者。同例见《中国玺印篆刻全集2·玺印下》［5］著录之361号穿带印“江去疾、江去疾”，其一面文字为秦，一面文字为齐。凡此足见古人制作之巧思，更可见证秦国与东方诸国交流往来之史实。
010号“黑章君惕”与030号“石蠡君均”两印辞例若为一类，则“石蠡”为复姓也未可知，当然不可排除另一种可能，即“石蠡”为姓名，“君”为修饰语，“均”为表字。在实际判别类似玺印辞例究竟属于何种类型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尤其是在目前的资料框架下，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考证。
又如011号“程烦万岁”，“程烦”为姓名显而易见，后缀“万岁”究竟是表字还是此印格式是“姓名＋成语”类，则不得而知。003号“武安君印”，按秦有大将白起曾获封“武安君”，然此印尺寸及材质均与常见封君印不合。巧合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方“长安君”，尺寸材质与此印大同小异。孙慰祖《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史记·秦始皇本纪》：‘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但形制较小，与官印不类，当属明器。”［6］两印相较，颇似一类。或“武安”“长安”皆地名，两印以地为姓氏，名字“君”（以“君”为名字惯见于秦汉私印），即复姓私印，可备一说。
031号“充地广邦”、032号“真事唯敬”两印成语，为历来谱录所无，当属新出。前者足可印证秦人欲为天下一统之志向，其寓意深远自不必说。后者似可洞悉秦人自省惕厉之心志。
100号“孝□□思”成语印，其复合嵌接纽式制作之精准，实为历来罕见，由此可窥秦人加工技艺之高超，于秦代科技制造史研究或许有益。
三、关于秦私印之地域、制作特色
中央京畿地区所出，尤其以咸阳地区为中心，其整体风格表现为线条匀称、结构整饬，一派秦小篆式样。其他区域所见秦私印之风格则大都呈现披荆斩棘、率意任性之风貌，尤其以近年传出陕北地区之秦印。前者如《戎壹轩藏秦印珍品展》009、015、019、022、034、040、047、067、076、078、089、090、094、096、098等，后者如011、016、017、020、023、026、027、038、041、043、044、048、050、052、054、059、061、065、073、079等，读者辨其异同，自当获益匪浅。当下信息爆炸，时代崇尚个性张扬，将个体风格尽量放大，对传统意义上较为中庸的审美习惯可谓冲击不小。然而，静心思来，其中究竟还是存在互为表里、互为体用之实际的，其所蕴含的哲学内涵也是不言而喻的，若能辩证统一，两不偏废，再好不过。有的学者以为中央京畿地区所遗，必出技高一筹之能工巧匠，其他非京畿地区或边远地区所出则略逊一筹，从理论上讲，这种逻辑似乎无可厚非。然而自古以来，高手隐匿民间也是屡见不鲜。窃以为，仅以地域分出高下实属武断，倒是印之粗精关乎用印人之身份地位，再有人印相随，焉知某地所出即某地所作？此中究竟，明眼人一望便知。
绝大多数秦印都是在预先范铸好的印胚上进行刻制作业的，这一点似乎已成共识。与同时期东方诸国印作相比较，仅此一条，秦印已然别具特色。原因很简单，东方诸国玺印大都出于印胚与印面文字整体范铸。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印在铸造完成后需经笔画修整微调，在修整的过程加入了刻制的元素，也是自然。即便如此，与秦印凿刻风格相比，前后两者还是截然不同的。另外，有一类秦印，也是出于范铸，如《戎壹轩藏秦印珍品展》006号“毋丘胡伤”、010号“黑章君惕”、014号“效之私玺”、028号“筡印”、099“杨奢、辨里”等，在整个以刻制为主旋律的秦印序列中所占比例甚少，仅就其存续年代讨论，或许要早于秦统一前，即战国秦时期。以往讨论秦印者多将其划入汉初，实有不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戎壹轩藏秦印珍品展》063号“须拳午”为铸印,而与之伴出的064号“须拳午”则为刻制,如此一人所佩两印例已属百不一见,而两印制方式各异,在以往所见秦印中更是凤毛麟角了。
有秦一代，所遗玺印足以洋洋大观、波澜壮阔计，实其前承东周下启汉魏，无论姓氏之源流、名字之因袭抑或制作之独特、风格之多样，在玺印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全面、审慎、科学探究秦印之各个维度，从不同侧面阐释秦印，最终使秦印之研究呈现“立体式”的格局，实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所有憧憬、膜拜秦文字者应该做的，虽然力量微薄，相信随着受众的增加，普及面的逐步扩大，秦印与秦文字的研究必将获得璀璨夺目的成绩。果真如此，也不枉一场穿越千年的因缘际会了。
丨注释丨
［1］《西泠印社》总第十八辑，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0页。
［2］赵熊：《风过耳堂秦印辑录》，中国书店2012年版。
［3］傅嘉仪：《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2年版。
［4］ 原释“寺乐左瑟”，恐误，同书并有“左乐丞印”，另可参见《新出封泥汇编》（杨广泰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之“左乐”“左乐丞印”，可知“左乐”必为独立之官署，“寺瑟”，或言明器物“瑟”之出于“寺”，“寺”为寺工之省无疑。
［5］庄新兴、茅子良：《中国玺印篆刻全集2·玺印下》，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
［6］孙慰祖：《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本文编辑丨《西泠艺丛》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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