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眼里的“农民”和“农业”问题
（2008年10月18日在《求是》和《小康》杂志社举办的“农产品流通与农民增收论坛”上的发言）
就拿“三农”问题来说，农民的眼里只有“一农”问题，就是“农村问题”。因为“农业”和“农民”问题只是“农村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工人认为“城市问题”主要就是“工业”和“工人”问题，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像现在这样把3个问题并列起来，甚至把“农村问题”排在“农业问题”之后，又怎么能解决问题？
其实，乡下人和城里人在许多有关“农”的问题上的看法差别都很大，只是我们一直听不到农民的声音罢了。我的说话可能比较直率，比较粗鲁，请各位谅解。
一、
这样说的原因是我们过去往往认为农业发展了，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很误事的观点。因为很多时候情况是相反的。比如，人民公社的“规模农业体制”无论是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眼光去看，都比现在的“小农经济体制”先进，可那时的农民却不比现在富有。再比如，如果今天农业减产10%，明天农产品价格就会大涨一倍，农民反而会比现在富裕。同样地，如果今天粮食增产一倍，明天大米就会只卖2角一斤，农民不破产才怪。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所以，农业和农民增收的问题一定要分开谈。下面我先谈农业问题：
二、
A．农业的内在矛盾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和“自由市场的经营”
1、中国农业在生产体制上是计划经济的。这是几乎所有人都不肯承认的事实。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生产资料（比如土地）不能自由交易；农产品价格国家说了算。甚至，多数农民只能种粮食不能种其它农作物。因为我们有个“粮食主产区”的规定，在这个区域里不种粮食县长是一定要被撤职的。所以，中国农业到现在还是个生产资料不能自由交易，产品价格不能自主定价；产品生产不能自主选择的行业，这是标标准准的计划经济模式。可我们都知道，过去城市搞计划经济的时候，不仅生产是计划的，劳动报酬也是由国家计划的。就是8级工资。无论工厂生产的产品是否赚钱，国家都给你发工资，工资与生产收入不挂钩。可是现在农村的计划经济不是这样，农民要按计划生产，却不能按计划或者按既定的价格销售，农民的劳动报酬国家也不予保证。于是就出现，农业体制是“计划”的，农民收入却是“不计划”的怪现象。
2、生产方式上是小农的不规模。这种不规模表现在二个方面：首先是经营上不规模。导致种植成本下不来，科技和优质品种无法推广，销售利润进不了农民口袋。这是我们都清楚的道理，于是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搞规模。其实这个道理不是今天才知道的，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都是为了实现这个“规模”。今天“土地流转”这么受青睐，也是这个原因。可是，我从来没看见有人谈另外一种规模，就是“生产方式”上的规模。如果，现代农业只是以机械化为标准或者以土地的规模为标准，那么“人民公社”就已经是现代农业了。现代农业的标志应该是生产方式的工业化（不是工厂化），就是农业生产过程是不是也像工业那样实施了“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小农经济的生产是不分工，不雇工，什么都是自己干的。这种生产方式就像400年前的手工作坊式生产方式。大工业就不是了，什么都分工。现代汽车厂生产汽车，从螺丝、反光镜到发动机都是别人造的，就是专业分工和社会生产（别人生产）的。为什么？因为成本低，风险低，质量高，效率高。如果你自己研发这些设备，只是用在自己的车上，因为数量少，成本就很高。过去我们的“一汽”、“二汽”竞争不过外国的，道理就在这里。农业也是，如果你什么都自己做，自己买拖拉机、收割机，一年只能用一个月，折旧成本就无法承担。我算过，如果我自己买收割机收割，每500亩就要配一台收割机（因为收割机每天才能收50亩，10天必须收割完，否则水稻会“倒灌浆”）。加上人工和柴油及维修的成本，80元/亩还不够。通过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办法，实行收割招标，外地的收割专业户只收我35元/亩。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的收割机不停，每天跑全国各地收，所以成本低，不仅利用率高，效率还高，收割浪费小。所以只有实现社会化的专业生产，才能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可是现在我们只注重土地规模，经营规模，却没有实现生产方式的规模，最后必定失败。我敢说，那些尽管土地规模很大，设施完备，靠自己生产的大农场或者大型农业企业，都终将被淘汰，因为它们的生产方式还是小农的，充其量是“放大的小农经济模式”！
3、流通模式上是小贩式的。农民由于个体经营，规模不够，产品只能出售给小贩，无法直接给消费者，导致收入很低。比如一斤在超市卖1元的茭白，小贩9分就从农民手上拿走了。如果农民直接卖，收入可以提高91倍！
B．中国农业的外在矛盾是需求不足
这是迄今以来乡下人和城里人认识上最大的不同。
城里人希望农民无节制地发展生产，尤其是增加产量。可是卖给谁呢，他们不管，因为城里人只关心他们的“粮食安全”，不关心“农民的安全”。
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分成二部分：自用部分和商品部分。商品农产品的消费对象就是城市居民，农民的收入只和商品农产品有关。因此城市居民的年消费能力就决定了农民的年收入。可是中国究竟有多少农产品的消费能力呢？
现在城市居民才3亿，假设人均一年用在吃上的钱是3000元，那么全国的总消费就是9000亿。表面上这个9000亿是个天文数字，可是如果给10亿农村人口一平均，人均才900元，扣除种植和商业成本，农民的收入不会超过300元！所以，在这种有限的需求下，在供需平衡的情况下，你越扩大生产，农民就越穷。刚才，几位领导的发言都只谈了生产，还列举了不少国外的科技生产的例子来“蒙”我们，可就是没一个对消费提看法的。在我们农民眼里，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日本农民、以色列农民能够富，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根本原因是本国农产品供不应求。这就是农民对农业问题的看法，因为角度不同，与城里人的看法相差太大！
其实，今天即使我们的技术比日本和以色列先进，耕地比美国多，只要总需求还是9000亿，中国农业的问题还是不会得到解决，盲目增加产量还可能引发农业经济危机，甚至导致农业崩溃，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C．国外成功农业模式与我们的不同究竟在那里：
1、美国：规模。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农业很规模。地大、设备先进。但如果你往更深的层次去看，就会发现美国的这种规模与我们的农业大户或者国营农场的规模区别很大。它的生产是社会化的专业分工模式，就是：自己不生产。一个农场就一二个人，播种的时候给种子公司去个电话，就会来架飞机给你播洒，然后你签个单就可以了。施肥、打药、锄草都这样，收割的时候，期货公司会派人来，收完后直接拉走，扣除你前面签单的费用后把差价汇给你。由于这是一种直销形式，所以流通上的和商业上的利润大部分在农民口袋里，再加之生产成本低，所以农民几乎都是百万富翁。
于是，美国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了规模的好处，大家就都开始动“规模”的脑筋了。可是，现在土地都在个体农民手里，这就是大家开始关心“土地流转”的原因。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土地集中运动”与过去的人民公社没什么两样。凭什么人民公社的规模失败了，现在的“土地集中运动”就不会失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见过一个真正通过“土地集中模式”成功的种粮案例？总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找到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原因就是现在的“土地集中运动”采用的基本还是人民公社的模式。可是规模多数没人民公社大，最重要地是还需要付高额的土地流转费（就是土地租金）。上海的土地租金平均在800元/亩，可是稻子的收入还不到800元，怎么可能赚钱？
2、 日本：高端。
日本的成功与美国正好相反，他不是靠地大，而是靠地小。因此日本的农产品永远是供不应求的，因此价格高，农民富，农业生产就发达了。日本农业的发达靠的就是充分利用了地少的“优势”，以生产高端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高，利润高，可是，如果日本农产品的销售也像中国那样的“小贩”式销售，日本的农民也是不会富裕的（90%的利润进不了农民口袋）。农民也不会得益，农业就不会发展。
所以，要特别谈谈日本的销售体制。日本每个村都有一个“农协”。这个“农协”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个非赢利的纯经济组织。“农协”在城市的各个销售卖场租赁摊位，将本村个体农民的产品拿进去以统一的品牌销售。这不是简单的代销，而是从生产环节就开始监管、检测。最后通过条形码（就是不同家庭的不同时间生产的产品都标注在条形码上）将责任分清。于是，原来不规模的家庭产品就成为规模的村产品。个体家庭的产品也就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农协不赚钱），个体农民就可以得到流通领域里的利润。这是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模式。
3、 以色列：科技。
几乎没有耕地又缺水，不惜成本地提高土壤和水的利用率。这是一种工厂化模式而不是工业化模式。销售上是政府全包。
D．走美国还是走日本的路？
其实这样问本身就很可笑，中国那么大，肯定不存在一种既适合西部又适合东部的农业道路。但起码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美国农民富裕是因为土地多，而日本农民和以色列农民富裕却是因为土地少。所以：“土地”不是制约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
1、农业要大力倡导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要注重生产方式上的规模而不要光把眼睛盯在土地集中上。土地不规模农业还是可以规模的，我就是例子。2004年的时候我去上海的金山廊下“流转”了500亩土地，就是通过“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才赚了钱的。2006年，我们又在金山区政府的支持下，成功实现了“小农经济体制下的规模农业”的探索。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仍然在农民手里，由农民个体耕种。我们先以高价收购稻谷为诱饵，在和农民签订农产品收购合同的同时，指定农民必须种指定的优质品种，并且按照我们的方法，使用我们的肥料、农药进行无公害方法种植。然后，我们再用统一的《金山博士米》品牌进行销售。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生产是规模的（我们甚至用飞机灭虫），销售也是规模的，可是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性质没有改变。我们把她叫做《廊下农业模式》。有人说，你提高了收购价格，那用什么方法来保证不赔钱呢？其实办法有5个：一是赚生产原材料的钱。因为我们是规模的，种子、肥料、农药不但都可以拿到出厂价，而且可以赊帐；二是赚优质品种的钱。优质大米和普通大米的价格是不同的；三是赚安全的钱。我们是无公害大米，比一般大米的价格卖得高；四是赚品牌的钱。我们因为规模大，每天在电视台的2个频道上做广告，所以我们的大米品牌《金山博士米》早已经成为上海大米的第一品牌；五是赚资本运营的钱。与“土地流转”模式不同，我们的整个运营过程几乎不需要资金，我们不需要付土地租金，不需要垫付肥料、种子、农药的钱，甚至仓储都不需要我们出钱（稻谷都放在农民家里），而且风险也不需要我们承担（因为我们是真正的联产承包）。
2、要改变农产品现行销售体制，一方面应该大力发展粮食期货市场，通过期货订购合同解决生产资金的问题，同时打破粮食收购上的中粮总公司对粮食价格的垄断，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又能确保粮食产量的安全；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在销售上的组织作用。今天《求是》杂志牵头《国际食品城》探索由政府组织农民直接进市场销售的路子，意义非常深远，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增收。过去我们的脑子里都认为政府是不能参与经营的，这是误区。前面我已经谈过，农业的是计划经济的，既然生产上政府参与了，销售上给农民提供免费服务更是必须的。如果我们的县政府出面在各个大市场租赁摊位，甚至组织农民的农产品进大城市销售，这就相当于日本的农协做的那些事，而且规模更大，成本更低，农民的收入就会更高。一定要明确，这项工作是不能由企业来做的，因为企业为了自己的赢利，必然会像小贩那样与农民争利益。只有政府出面，所花的费用可以向农民分摊，而这个管理费分到受益农民头上，金额是很小的。现在《小康》杂志牵头实施，搞“百县农产品免租进沪”，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开头。以后千县万县的农产品都能免租金直接进大城市销售，农民的收入一定会大幅度提高。所以我一定要代表农民由衷地表示感谢。我想，不仅农民，居民也欢迎这种模式，因为现在企业为了利润，不顾食品安全，失去了居民的信任。如果我们这里的农产品都由县政府组织，县政府检测，县政府担保质量，居民就是多花钱也愿意，尤其是上海这样大城市。这样，你们县的农产品一定会比其他县卖得好。
三、
农民问题的根子说到底是农民太多了。可到底多了多少呢？
我女儿小学5年级时，她的地理课本上说，加拿大98年的时候农民人均产粮23万斤。今天我们的产量大概在1万亿斤，按照这个数据估算，有400万农民就够了。可是我们竟然有10亿农民！这就是说，我们是10亿人在分4百万人的饭吃，怎么会不出问题？
那是不是我们把产量从1万亿斤提高到加拿大的水平，也是人均23万斤，总产量达到230万亿斤，农民就能富裕呢？更不是！因为产量和种植成本成正比却和销售价格成反比。真能到230万亿，那一分钱可以买一吨粮食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就是从总需求的角度去分析。在中国对农产品消费总需求不显著增加的时候，我把这个总需求叫做“消费蛋糕”，在这个“消费蛋糕”体积不增加的时候，10亿农村人分这个9000亿的蛋糕，每人就只能分到900元而已。扣除种植、养殖、加工和商业成本，能够成为农民收入的最多不过人均300元而已。这就是说，农民问题在现阶段靠发展生产是肯定解决不了的。
不错，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提高农业生产力开始并成功的。可是当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当时农产品供不应求，我们吃粮食还要凭粮票。所以那时通过发展生产解决农民问题是没错的。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农民没有生产不出的东西，问题是有没有人要？
当然，城里人会看见很多农民的收入不止300元，甚至几十万。于是就以为只要所有的农民都像他们那样聪明就好了。其实情况不是如此，当总需求不变的时候，张三吃多了，李四就吃少了。说华西村怎么好，南山村怎么富，其实在总需求不增加的情况下，这个村收入的增加，别的村收入就必然会减少。
这就是我说的“蛋糕效应”。要想多吃，只有二个办法，或者增加蛋糕的体积，或者减少吃蛋糕的人数。增加蛋糕的体积就是增加需求，减少分蛋糕的人数就是转移农村人口。
我们不妨再算一笔帐：假如，居民人口不再是3亿而是10亿。这时你会发现，即使人均消费不增加，蛋糕的体积也会从9000亿陡增到3万亿！又因为农村人口就只剩3亿了，这个3万亿蛋糕被3亿人分，人均就能分到1万！显然，转移农民是个既能增加蛋糕体积，又能减少分蛋糕人数的一举两得的办法。而且一旦实现，我们也就真正成为工业化国家了。
那我们为什么又不这么做呢？我猜想是因为我们对400年前英国工业化的过程太害怕了。记得20年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政治经济学老师教我们说：400年前，英国这个岛国，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贸易市场，大量的羊毛制品向全世界出口导致羊毛的需求巨增。于是地主们不种地都养羊了，原来种地的农民都被迫进城，结果造成城里人满为患，进城的农民只能乞讨为生。伦敦市政府甚至要通过颁发《乞讨证》来限制要饭的人数（你一三五，他二四六），就这样还是有很多人饿死冻死。场面十分血腥。但是，这最终导致英国迅速形成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使得英国成为第一个迈进工业化的国家。这就是著名的“羊吃人”。
今天我们的情况似乎也有些类似，也是大量农民进城。可是，我们有二个与当年英国最显著的不同，因此发生在英国的情况是不可能在我们身上重演的：
1、我们的农民进城都是自愿的；
2、进城的农民都能找到工作（甚至农民工的失业率远低于城市居民）。
我在一份统计数据上看见，到2007年，中国的非农业人口已经超过9亿。这就是说已经有6亿多农村人口弃农务工。可惜，这些人虽然在城市打工，但是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他们多数住集体宿舍，吃最简单的饭菜。如果允许他们合法地迁移到城镇居住，我们的“消费蛋糕”就会一下子提高几倍，而吃蛋糕的人又会减少几倍，这一进一出，我们的农村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
我们不必担心以后经济衰退这几亿农民工下岗的问题，因为这几亿人口迁移到城镇，在城镇建房能极大地拉动内需，给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岗位。所以我说：现在中国正面临一次千载难逢的大机遇，一定不能错过！不然，三中全会说，2020年要实现农民收入翻番，就是要达到人均1万元，如果不转移农民，还是10亿，靠农业增收，那就意味着全国人民起码要吃掉20万亿！这怎么可能呢。
综上所述，解决农业问题，要从改变生产方式上着手；解决农民问题，要从增加需求上着手。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农民：张炎夏
200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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