洹水，一条在甲骨卜辞中便有记载的河流，她从太行山的怀抱中淌出，蜿蜒而行，最终注入卫水。商朝晚期的都邑遗址——殷墟便坐落在洹河中游一个箕形盆地的口部，往东是一望无际的豫北平原。
洹水无言，曾见证了一个王朝的繁盛与倾覆。千百年来，山河变易，那些瑰丽与沉痛都已随着岁月烟消云散。这片广袤的土壤将文明的密码深埋于地下，等待千年后的有缘人解读。7月中旬，记者来到位于洹河之畔的殷墟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聆听来自三千年前的历史回音。
殷墟发掘开创中国田野考古先河
徜徉于殷墟博物馆文字展厅，一片片甲骨仿佛在诉说三千年前逝去的历史。展厅中最为醒目的是一片1973年出土于殷墟小屯村南地的甲骨，其上有93个字的甲骨卜辞，所记为商王田猎之事。仔细端详甲骨上的文字，它们细小而灵动，当年祝祷的巫师和国王早与宏伟的都城一起灰飞烟灭，而这文字的舞蹈却被定格，成为千年后探寻文明起源的密钥。
殷墟的发现，还得从甲骨的出土说起。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中发现了一些特别的符号，他辨识出是与上古金石文字类似的文字，这便是人们现在熟知的甲骨文。1908年，罗振玉查明甲骨的出土地即安阳小屯村，并通过考索辨明，安阳小屯村即为“武乙之墟”，安阳殷墟遗址从此为世人所知。
这一发现在学术界可谓石破天惊。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所选择的第一个发掘点便是出土甲骨的安阳小屯，并在此后的十年先后开展了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近5万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由李济、梁思永主持。通过发掘，研究者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不仅如此，大量珍贵的文化遗物被发现，包括甲骨文、陶器、铜器、人骨、兽骨等。这些实物资料与文字资料共同描绘出一幅商代晚期高度发展的历史文化画卷，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邑的事实也被确证。
殷墟发掘之始，正值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开始影响中国学界。殷墟是由中国考古学家主持发掘的第一处重要都城遗址，与以往金石学家对甲骨文的探寻不同，李济将西方考古学的知识与中国的田野实践相结合，也更注重对殷墟出土的文字、器物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研究，他曾表示“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有学者认为，由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与研究形成了中国田野考古学技术与方法的传统，他也因而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殷墟的发掘由此被迫中止。
殷墟文化发展的时空关系渐清晰
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工作揭开新篇章。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工作队成立，并于1959年设立工作站，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这一阶段的发掘可谓硕果累累。1950年，郭宝钧主持发掘了武官大墓，对于其中人殉与人祭的研究，推动了5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76年，郑振香在小屯村西北地主持发掘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之墓，这是可与甲骨卜辞相印证且能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一座王室墓。
经过多年发掘，如今，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经越来越清晰。殷墟的面积约30平方公里，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其中心是洹河南岸的宫殿宗庙区，在这里发现夯土基址60多座。宫殿宗庙区以外，则是大量的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宫殿区东北部的洹河及西南部的壕沟将王室成员的居住地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起到防御的屏障作用。洹河北岸的西北冈是殷王陵墓区，王陵区东西长约450米，南北长约250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在这里共发现带墓道的大墓13座，还发掘了1400多座祭祀坑。祭祀坑多集中在王陵区的东部，可能是商王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
目前，就殷墟的发掘和研究而言，无论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都取得了进步，一项重要成就是利用地层关系和类型分析方法，对殷墟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期研究，确立了殷代陶器分期标准和组合特征，并找到了其发展序列。依据陶器形态的变化，考古工作者将历时270余年的殷墟文化分为四期，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也为确定殷墟文化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殷墟文化发展的时空关系逐渐清晰起来。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介绍，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殷墟研究的课题也不断拓展，从殷墟文化分期到环境；从人种、人口、家族组织到建筑业、手工业；从农业到埋葬制度、祭祀制度；从文字到艺术以及晚商社会性质等，都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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