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9年，57岁的杜甫行船至长沙铜官镇，被云母山上昼夜不息的窑火震撼，写下了著名的《铜官渚守风》：
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
当时，大唐已显垂暮，中原腹地战火连年，长沙却因长沙窑的存在兴旺发达，成为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不同于著名的“南青北白”两大窑口，长沙窑的民间性质和商品属性更加浓郁，并由此成就了中国瓷业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
最早关于长沙窑的记载见于刘言史的《与孟郊北野泉上煎茶》，诗中有“湘瓷泛青花，涤尽昏渴神”一句，指的便是长沙窑。此外，李群玉也有诗《石渚》：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迢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生动描绘了长沙窑生产时的盛景。
如今的铜官窑古镇
历史文献和相关考古证据表明，长沙窑源于相邻的岳州窑，8世纪末开始蝶变。9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10世纪初衰落，兴衰不到两个世纪。其衰落原因，主要是受潭州社会动荡、北方印刻花技术冲击、瓷土来源缺乏、瓷器质量未进一步提高、窑主间恶性竞争等因素影响。
短短200年，长沙窑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不仅锐意进取，开创釉下彩技术之先河，还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外销瓷为主的窑口，其产品兼具本土特色和外来文化特征，独树一帜，成为大唐开放心态与民间经济活力的见证。
《天下郡国利病书》记：
长沙土野沃衍，下有洞庭之输，泉源瀵瀵出山阯，故鲜水旱，称善郡。
可见，长沙自古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洞庭湖物产丰富，加之瓷业所需的煤炭、森林、瓷土、燃料资源充足，为长沙瓷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唐中期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才是其快速兴盛的主因。
唐初，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长沙经济的繁荣，曲辕犁、水车、筒车等新农具的发明，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旧唐书·刘晏传》载：
潭、衡、桂阳，必多积谷…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
可见当时潭州（今长沙）地区农业发展好，粮食储量大，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安史之乱时，北方战火频频，民生凋敝，而湖南因处长江之南，受影响较小。安史之乱后，首设湖南观察使，以潭州为中心，负责湘江流域的管辖，“湖南”一名由此而始，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央对湖南经济的认可和重视。
农业的发达促进了手工业的兴盛，直接表现为长沙窑的崛起。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历经八年方止。《旧唐书》载：
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州井邑，十倍其初
当时，北方百姓因战乱流离失所，湖南则接纳了大量北地人口，为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安史之乱
唐朝税法几经沿革：初唐实行租庸调制，后改为两税法，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民间经济。8世纪中期，来唐贸易的外商越来越多，又设“市舶使”专管。《广东通志》载：
贞观十七年…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
可见当时关税施行较低的十一税法。唐文宗还曾亲自下旨：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不得加重税率。
统治者特意采取措施，防止地方横征暴敛。这种包容开放的贸易环境和较低的税收政策，为长沙窑产品的对外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
安史之乱后，北方窑工大量南迁，先进的瓷器生产技术随之而来。如长沙窑施釉前要先刷一层化妆土，这是河南窑口普遍采用的工艺，南方的岳州等窑口从未有之。另湖南博物馆藏长沙窑白釉褐绿彩碟，内壁绘褐彩及褐绿条彩，其技法源于北方唐三彩，在以青瓷为主的南方十分鲜见，也佐证了长沙窑工艺受北方制瓷技术影响。
湖南博物馆藏长沙窑白釉褐绿彩碟
1、原料
长沙窑附近瓷业原料储藏丰富，《望城县志》记载：
瓷器粘土分布在铜官镇和西湖、东城乡一带，其质地洁白，细腻如粉。
此外，底土、料土、梅土、枯土等均可在附近开采获得，节约了大量运输成本，为长沙窑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有利条件。
2、燃料
长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足、降水量大，故森林资源丰富。烧窑的主要燃料是松木和杉木，具有烧得猛、升温快，窑膛内还原反应理想等特点，在长沙周边分布广泛。
3、水资源
如今的铜官镇码头
窑址一般多选近水之地，因瓷业用水量极大，并能提供方便的水运。长沙窑位于湘江右岸，铜官镇码头附近，优势可谓得天独厚。《唐六典》记载：
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水运„„从澧州、荆州等州至扬州，四文。
可见水运比陆运便宜极多，且瓷器笨重易碎，水运也更加安全。
1、生产规模
1957年，湖南博物馆对长沙窑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现其规模之巨，可达100万平方米。而保留下来的49处龙窑和26处挖泥洞，也在诉说着当年瓷业的盛景。
如谭家坡一号龙窑，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唐代龙窑，长41米、最宽3.5米、坡度达23度，出土可修复文物上万件。
谭家坡一号龙窑遗址
2、技术分工
元代蒋祈《陶记》：
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
可见，南宋时期的景德镇已经有了明显的技术分工。长沙窑兴起时间更早，但考古发现表明，其生产过程中已经出现多工种的参与配合：采泥、淘洗、炼泥，制匣、制坯、拉坯、烧窑，均有专人负责。烧制结束后，还有晾晒、施釉、印花、画花、雕刻、质检等步骤。他们相互独立、互相配合，井然有序。
3、生产形式
① 个体手工作坊
朝鲜龙媒岛曾出土2件长沙窑人物壶，上书“郑家小口天下有名”、“汴家小口天下第一”；安徽曾出土“张”字贴花壶；还有的题款壶具有了广告性质，如：“陈家美春酒”、“瓦行老货”等。这些带有工匠姓氏的产品，证明了当时长沙窑存在许多个体作坊，它们品种多样、标记不同、质量参差不齐、施釉及彩绘的方式也不一样。
长沙窑壶：“陈家美春酒”
产品记工匠名，由官府工匠物勒工名演变而来，后用来避免生产时的产品混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有了广告的属性。
② 多家手工业作坊合作
长沙窑随着不断发展，开始出现大规模手工业作坊，其本质是多个家庭、小作坊的合作生产，规模较大的作坊间亦存在较为激烈的商业竞争。
唐代经济史学者魏明孔认为：
“唐代普通家庭的人口数量约为5人，当手工业生产规模很大时，会选择将家族和手工业作坊紧密结合，以防其手工业技术向外传播。”
从长沙窑巨大的装烧数量来看，远非普通五口之家所能承担，必然是多家手工业作坊合作的成果。
③ 特殊的外商来样订烧
随着大唐对外交往日益频繁，西域工艺随之传入。长沙窑特色的模印贴花和印花技术就是从波斯压印、锤揲工艺移植而来，常见于壶、罐的下腹部，题材取自西亚，主要有座狮、葡萄、椰枣、婆娑、菩提、胡人等。这些带有西域特色装饰的外销瓷，很可能是专为外商烧制。
西亚风格的长沙窑执壶
此外，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56500件长沙窑瓷器，器型和装饰纹样都非常统一。其中壶类700件左右，以背壶和黄釉褐彩贴花壶为主，风格极为相似。另有大量规格一致的碗。数以万计的相似器物出现在同一艘商船上，应是长沙窑为外来订单进行的批量生产。
4、制度管理
唐代，官营手工业是社会手工业的主体，监管非常严格，对个体手工业则不干预其生产过程，但严控流通环节，将商品按质量分为精、次、粗三个等级，对应上、中、下三种价格，如果发现价格高于质量，会加以处罚。因此，同类产品会因不同质量导致价格相差悬殊。如越窑瓷壶在当时售价1000文，长沙窑瓷壶仅为5文。
此外，唐代徭役制度非常灵活，《唐六典》载：
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岁以上当番请纳资者，亦听之
可见，工匠每年服役时间较为集中，拥有大量剩余时间从事其他行业。而且官府允许纳资代役，对工匠人身控制减弱，为民间窑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熟练的技术工人。
目前，已有17个省份出土了长沙窑瓷器，北至河北、南至海南、东至上海、西至陕西，可见其在国内销售非常广泛。除长沙外，出土最多的城市为扬州和宁波，其次为安徽省和湖北省。
宁波古称明州，是唐代重要的外贸港口。尤其是浙东运河开通后，长江沿线的商品输入非常便捷，成为长沙窑重要的贸易中转地。其产品自明州往北可达杭州，并沿大运河运至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对外可运往东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因此，宁波出土了大量西域风格的长沙窑产品。
除了长沙，扬州是出土长沙窑瓷器最多的城市，品种非常齐全，有生活用品、文房用品、玩具等，大多属晚唐时期，并有一些长沙都未曾出土的精品。
安徽境内的长沙窑瓷器主要分布在巢湖、淮河、长江沿岸。湖北则通过洞庭湖入长江运输。尤其是武昌，早在中唐时期就有长沙窑产品的流入，为国内其他地区少见。
长沙窑国内销售分布图
通过对上述考古成果的分析，可知长沙窑的国内销售路径主要有以下四条：
1、国外分布情况
1998年，印尼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唐代沉船，其货舱内约有6.7万件唐代瓷器、金银器及玻璃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贡奉礼品，如底款为“进奉”、“盈”的精美瓷器和珍贵的金银器物；二是以长沙窑为主的生活日用瓷，约56500件，它们有着浓郁的南亚、西亚风格，包含大量佛教、伊斯兰教题材，是专为外贸生产的产品。后来，这艘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是迄今为止出水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沉船。
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
此外，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阿曼、卡塔尔、巴林、沙特、伊拉克、也门、阿联酋、约旦、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均有长沙窑瓷器出土。
2、外销情况及路线
《唐国史补》记：
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
可见唐代造船航海技术日益精进，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技术保障。
中国瓷器传统的外贸路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唐中晚期，因沿途少数民族政权的干扰，被迫中止，由此转为以东南海路为主的海上贸易。瓷器运输量因此大大增加，并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长沙窑国外出土分布图
结合国内外长沙窑出土地点，我们可以大致将其海外运输路线分为以下三条：
总体来看，长沙窑外销瓷中具有西亚风格的瓷器最多，极少见东南亚元素，同时西亚地区出土数量亦为最多。因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应是沿途贸易性质。而非洲则由中间贸易商转运，并非直接销售。
长沙窑窑址共包括三个片区：石渚湖窑区、铜官镇窑区、古城窑区，鼎盛时拥有100余条龙窑，衰落时仍然有10余条。虽然长沙窑的具体产量不见文字记载，但窑区内众多龙窑、窑具、匣钵、瓷片，都在向我们讲述着当年的辉煌。
以保存最为完好的谭家坡龙窑为例，长67米，窑底现存大量匣钵，经测算单次可烧碗3万件，壶5100件。按其产能最高时的100条龙窑计算，整个长沙窑窑区可同时烧造碗3000000件，壶510000件，非常惊人。
长沙窑谭家坡龙窑遗址
目前发现6件标注售价的长沙窑瓷器，均在5文—3文之间。《疏改税法》载：
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
长沙窑“油瓶伍文”题记壶
十升为一斗，因此一件长沙窑瓷器价格与一升米持平。据《中国经济通史》记载，唐代一亩地的平均产量一般为155斤左右，价值相当于128个长沙窑瓷壶。整座长沙窑满负荷装烧瓷碗，一次可生产出9740亩地的产值。
长沙窑定价低廉，平民百姓完全可以负担，这与其薄利多销的国内商业战略是相吻合的；此外也有少量精美器物，针对社会中层及以上的消费者；还有一些专供外销，价格应会相应提高，产值也有所增加。
唐代，世界瓷器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釉色、釉质为特点的中国瓷器，二是以彩绘、图案为特点的伊斯兰瓷器。随着唐朝和伊斯兰国家贸易扩大，为适应其审美需求，扩大市场，长沙窑由最初注重釉色转向重视彩绘，将中国传统书法、诗词歌赋、谚语警句、彩绘人物、山水、花鸟、虫鱼、剪纸等融于瓷器装饰，开创了中国釉下彩绘瓷器的先河。
不仅如此，长沙窑灵活的适应了国内外市场的不同需求，其国内产品主打生活日用器，搭配文房用品和玩具，装饰以诗文、彩绘为主，定价低廉；国外产品罕见文房、玩具，装饰以贴花型褐彩、褐斑、抽象纹饰为主，定价有一定利润空间。
西亚风格的长沙窑执壶
可以说，面对越窑和邢窑的强势，长沙窑在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下风，只能通过降低售价强占低端市场。因此，这种主动求变的策略，正是面对复杂市场环境时最为重要的经营智慧，使长沙窑从一个不知名的内陆窑厂，变成了唐代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基地。
中国瓷器的外销始于8世纪中，以小规模朝贡贸易为主。9世纪初转为大规模商品贸易，形成了中国瓷器第一个外销高峰。长沙窑作为9世纪外销瓷的主流产品，其外销产量和产值自然十分可观。
陆羽在《茶经》中说道：
碗，越州上，鼎州次，婆洲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
可见在唐代士大夫眼中，岳州窑的产品质量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而长沙窑则根本没有被提及。这种劣势，让其不得不向中下层民众发展，试图以富于变化的装饰和低廉的价格赢得市场。于是，在工匠天才的创新努力下，长沙窑创造了世界瓷器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
长沙窑诗文壶
以上无论哪一点，都对中国后世的瓷器制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长沙窑为适应西亚市场所作的改变，也是具有开创性的。在装饰方面，融入佛教和伊斯兰教元素、采用胡人面孔和西亚特有风物、甚至直接将伊斯兰文字搬上瓷器；在器型方面，大量模仿伊朗胡瓶、双系罐、流灯、高足杯等具有浓郁西亚风格的瓷器。这种融合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只有元代的青花瓷能与之媲美。
1、增加社会剩余财富
瓷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满足一个窑口的生产，至少需要30—40种不同工种的参与。瓷业经济的发展，为从事相关生产、经营、销售的民众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增加了社会剩余财富，从而带来更多的贸易活动，使社会经济发展更加活跃。
2、近代商品经济初现
无论是长沙窑生产中出现技术分工、多家合作，还是外商来样订单、主动求变的销售策略，都指向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在公元8世纪，近代商品经济的元素已经在大唐帝国显现，并集中表现为“生产与销售相联系”的产品设计导向，以及部分扩大再生产的意识。
长沙窑阿拉伯文字双系罐
3、深度的对外交流
据《新唐书》记载，扬州、广州等几个唐帝国的重要对外港口，都有大量胡商聚集。而长沙窑的出现，让他们的脚步踏进了大唐腹地。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
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
诗中以湘江水深形容胡女高眉深眼，说明湖南地区当时已有胡人融入。长沙窑的发展，为中外瓷器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唐 韩干《胡人呈马图》
4、活跃了地方经济
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和集镇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草市。《樊川文集》记载：
“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
可见当时在繁华地区，草市商业十分活跃。而长沙窑的崛起也使湖南自发出现草市，如“黑石号”曾出水一件题有“湖南道草市石渚孟子有明樊家记”铭文的瓷碗。
“湖南道草市石渚孟子有明樊家记”瓷碗。
随着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长沙窑的崛起，长沙成为发达的内陆商业城市，湖南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力也逐步加强。
5、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和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社会主体地位的历史现实，使剩余价值难以转化为新的社会生产力。长沙窑大部分作坊主在获得了高额利润后，选择将其投入到田产购买中，使瓷业缺乏长久充足的资金投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扩大再生产。
其次，长沙窑薄利多销的战略定位，虽然为其赢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商人们趋利避害，为追逐利润不断降低产品质量，为长沙窑进一步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大唐，是我国瓷器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禁铜令的实行，使陶瓷真正进入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在皇权就是一切的封建社会，初唐邢窑的进贡“盈”字款、“翰林”款瓷器，晚唐越窑进贡的秘色瓷，一前一后，成就了“南越北邢，南青北白”的赫赫声名。加之士大夫群体偏爱青白茶器，长沙窑这样毫无优势的小窑口，似乎更应该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充满辩证的魅力。安史之乱荼毒中原，却也裹挟着大量劳动力和北方窑口的工匠来到湖南。他们与当地窑工一起，研究着打破越窑、邢窑垄断的方法。最终，创造性的开创了数个瓷业史上的第一，冲破了皇家与文人的审美牢笼。并将目光穿越千山万水，聚焦到了遥远的伊斯兰，最终成就了无与伦比的中国第一代外销瓷。
同时，大唐帝国开放包容的对外心态、宽松的徭役制度、蓬勃向上的民间活力，也是长沙窑能够逆境崛起的重要因素。也许，大唐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那个风流倜傥的大唐，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有为帝王将相所喜的似雪邢窑、为文人墨客所喜的如冰越窑，还有这为百姓所做、为番邦所爱的彩绘长沙窑。
遗憾的是，长沙窑的辉煌随着大唐的落幕而终结，其中自然有着各种内在因素，但宋朝皇权对社会控制的加大，文人士大夫审美的强势，才是长沙窑无法复起的真正原因。民间活力与民间审美自唐起，自唐终，中国瓷业也从此步入帝王审美的窠臼。如果你去到现今景德镇的街头，那铺天盖地的仿古瓷会告诉你，这种窠臼至今未曾摆脱……
《旧唐书》
《全唐诗》
《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
《湖南通史》
《解读长沙窑》
《唐代工商业》
《长沙窑瓷绘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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