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的家庭是传统的以男性为主、一夫多妻制的等级制大家庭，女性在这样的家庭中处于依附、屈从的地位。然而，当我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审视时，却发现皇帝家庭的女性成员对明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同一般的影响。
首先，从制度文化层面看，朱元璋从预防前代女宠之祸、外戚专权出发，在为其子孙组建家庭时，确定了从民间选取良家女子入宫的制度。这一制度建设的着眼点就是要严宫阃之禁，通过限制后、妃、嫔的出身、不与权贵之家联姻，进而杜绝历史上后妃干政、外戚擅权现象在明代重演。纵观明代历史，这种选秀女之制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历代天子、太子或亲王长大成人、年及婚龄，要为他们选取配偶，这是选秀女制度的核心，由此而组成了明代皇帝以后、妃、嫔等为主的一夫多妻制等级大家庭。其二是为选取宫中服务人员而选秀女，在有明一代的秀女选取中，以这种入宫备使令的选取人数为最多，年龄可从10岁以上至40岁以下不等，最小可到4岁。其三是皇帝为了自己的淫乐需要而强索民间女子，如嘉靖皇帝为炼丹药，数年间就选了760人入宫。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明代皇帝这种以一个成年男性及其正式配偶为主、众多侍妾及服侍女性为从而构成的家庭结构，可见其主导意向是以张扬皇权、男权为主，压抑女性的权力，蔑视女性的存在，严防因女性非正式权力的膨胀而威胁封建政权的稳定。从明代历史看，选秀女之制确实有效地防止了历史上后妃干政、外戚擅权现象的重演，但它确实也是皇权专制强化的产物，是对民众权力的一种蔑视。随着历史的发展，选秀女之制也就从加强皇权的制度变成扰民的弊政，给明代历史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其次，在明代皇帝一夫多妻制等级大家庭中，作为天子配偶的后、妃、嫔的非正式权力仍对明代历史发生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帝位传承中发挥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的帝位传承中，为了防止皇族内部的争端，自西周以来就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继统原则，明代也以此原则来处理皇室内部的继承关系。但朱元璋同时还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大宗无子的情况，作出了“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的规定。从整个明代16帝的继统情况来看，与朱元璋的设计有很大差别。第一、明代有6位皇帝未曾被立为太子，也不符合“嫡母所生”的要求，即成祖朱棣、景帝朱祁钰、世宗朱厚璁、穆宗朱载、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第二、其余10位帝王，除朱元璋外，另9位虽曾被立为皇太子或皇太孙，但都不是当朝中宫皇后之子。正因如此，在明代的帝位传承中，后、妃以其家庭关系中的一极而对明代的历史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不是专制皇权所能限制的，却又是对专制皇权的必要的补充，使明代的帝统能不断地延续下去。如仁宗皇后张氏，从燕世子妃到皇太子妃、到皇后、到皇太后、到太皇太后，一身而历近50年的政治风雨，对明代前期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再如武宗去世之时，国无储君，如果没有孝宗张皇后定策迎立世宗，下诏收捕江彬，明代的历史说不定又要发生什么祸乱。而神宗之母李太后在万历初年，“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在明代皇帝的等级家庭中，皇权、男权虽居主导地位，但女性的非正式权力仍是一种潜在的权力，它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充，平时处于前者的掩盖之下，一当条件合适，也可以不同程度地转化为正式权力，或以其家庭一极的地位而对历史发展产生各种影响。从这一视阈看，历史上的女后专权、外戚干政，实际上就是这种女性非正式权力的一种转化，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其对历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在两性关系中，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明代皇帝的一夫多妻制等级家庭中，皇帝的爱情等感情纠葛与家庭结构中的诸多矛盾也导致明代历史的许多戏剧性变化。如朱元璋和朱棣，对正宫皇后感情甚笃，因而在皇后去世之后再也不重立皇后，这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尊重，而这两位皇后在世时对于丈夫的行政处置亦多有影响。明宪宗时，与长他17岁的妃子万贞儿感情甚好，以至于万贞儿宠冠后宫，生了皇子后马上晋为贵妃，皇子死后万贵妃心理变态，凡被宪宗临幸有子的宫人均逃不脱她的魔掌。孝宗由于和张皇后感情深厚，宫中同卧起，因而只有武宗一个儿子，武宗则由于不爱宫中的后妃，专意于豹房和巡幸，导致他没有儿子，由此也造成孝宗一系的皇统中绝，才有迎立世宗的重大举措，又导致大礼议的出现。至于明神宗时，因皇长子朱常洛是其母李太后的宫女所生，乃他一时风流所致，不为他所喜爱，而他最宠爱的郑贵妃生下三子常洵以后，册立太子、出阁讲读、选婚等就成为万历朝的大事件。史称“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由此而造成迁延数十年的国本之争、妖书之案、梃击之案等事件，这些都加深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明代皇后在中国古代后妃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正面典型马皇后、徐皇后和张皇后与负面典型万贵妃、郑贵妃都成为正史野史大书特书的人物。目前，学界关于明代皇后和后妃的个案研究较多，宏观整体研究则不多见，仅谢葆华借助仪式来研究皇后制度，视角新颖、见解深刻。本文旨在通过明代皇后的生存状态研究后权式微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
明初皇后颇受重视，皇帝充分认识到治国与治家、治外与治内的关系，“帝王之政必始乎内，治平之效必本于家”(卷8洪熙元年三月丁丑)，因而对母仪天下、表正六宫的皇后礼让三分。
明太祖严格防范外戚宫闱干政，“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牌用铁，字饰以金，复著令典。”马皇后坚持身为国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每遇到自己觉得不妥之事，总是从中斡旋，让雄猜疑忌、嗜杀残暴的太祖改变初衷，成功挽救了不少人(卷113《后妃传一》)。
徐皇后在靖难之役燕京被围时，“激劝将校士民妻，皆授甲登陴拒守，城卒以全。”当成祖登基后，她作为贤内助积极辅佐丈夫事业，召见命妇，赐冠服钞币，劝她们成为贤内助，“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尝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卷113《后妃传一》)
张皇后更是危难关头定乾坤，在皇位平稳传承中功不可没。当仁宗为太子时屡为汉、赵二王所间，“至减太子宫膳，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及立为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张皇后不仅在帮助夫君巩固太子之位、成功登上宝座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当仁宗、宣宗英年早逝后，她先后辅佐幼子、幼孙顺利登基，历经四朝(卷113《后妃传一》)。
明初三后的政治作为充分显示了她们的独尊、优越地位，太祖、成祖、仁宗也肯接受她们的劝谏，纠正决策中的失误。马后、徐后去世后，太祖、成祖将她们的事迹言论编辑成册，《慈孝高皇后传》、《女戒》、《内训》、《劝善书》被广泛传播。
皇后作为皇帝的配偶，身份非同一般，影响重大，其废立与皇位继承人密切相关，历代统治者无不慎重对待，但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却屡有“废后”之举。
皇后的活动空间和生存状态从明宣宗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孙贵妃在取代胡皇后之前就拥有金宝，“贵妃有金宝自此始，直逼皇后矣!”而胡皇后的无故被废标志着明代后权的衰微与皇后生存环境的恶化。此后，汪皇后因反对废太子而被景帝毫不犹豫废掉。吴皇后认为万妃恃宠而骄、无礼，摘其不法加杖，万妃心怀恨意，煽动宪宗废后，使之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月皇后”。世宗第一任皇后陈氏仅因吃醋生气，“上大怒，后以惊悸忽堕妊，既而崩”；第二任皇后张氏为张太后求情冒犯世宗，无故被废。这些废后的遭遇诚如沈德符所言，“皆一时微眚，遂干天怒，真不幸也!”(卷3《废后加礼》)
那些没被废黜的皇后境遇也很悲惨：钱皇后在英宗被俘后“尽出中宫所有赀仗变之佐迎贺费”，每夜为帝祈福，“罢即卧地，因坏一股。复以久泣故伤一目”，英宗大为感动，留下遗命与钱皇后同葬，周贵妃仍“倚子贵”千方百计阻止钱皇后获得“太后”徽号，不许二人同葬(卷2)。宪宗继后王氏委曲求全，“尝游西苑，妃车先后行；岁时朝见，不执妃礼。昭德宫酝酿，每加于中宫”，方换得一时平安(卷3)。穆宗宠爱李贵妃，令皇后离开坤宁宫移居他处。神宗移跸后惟郑贵妃日侍左右，“中宫不复得时奉晏闲”，“京师盛传中宫久病，侍卫不过数人，其膳修服御俱为主上裁减大半。”(卷3《今上笃厚中宫》)王皇后不与郑贵妃计较，“性端谨，事孝定太后得其欢心”，才保住皇后宝座(卷5)。恭妃作为太子生母与囚徒无异，一生都在悲苦孤寂中度过。思宗生母孝纯皇太后“以细故失光宗意，被谴薨”(卷5)。明代中后期皇后大多不为皇帝喜爱，“不御坤宁二十年，玉阶埋月井迷烟。口房自信无人到，间放猫儿自在眠”(第12页)即是坤宁宫主人的皇后孤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皇帝不仅对皇后缺乏感情，还十分冷血残酷。方皇后在位数十年从无过失，并在“壬寅宫变”中救下生命危在旦夕的世宗，但世宗为替曹妃报仇竟让她活活烧死。熹宗根本不曾留意过妃子的死活，“所用之人为客魏摈斥即不复记忆问及”，“退食便如成隔世”，他的这种冷漠态度使客魏得以粗暴干涉宫闱内务，时时“勒死、棰死宫人，舁出太安门外”，“宫人往往有进御而得祸者”。熹宗张皇后性格严正，曾在皇帝面前指出客魏过失，客魏恨之入骨，在其怀孕后“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卷114《后妃传二》)。即使明后期最有作为的崇祯皇帝也因宠妃田氏，将周皇后推倒在地，扬长而去。
总的说来，中后期皇后地位大幅度下降，处境岌岌可危，那些宠妃爱妾仗着皇帝的宠幸有恃无恐，位居皇后之下却时时处处超越皇后待遇，凌驾于皇后之上。她们对皇后宝座的冲击挑衅，对皇后后妃的迫害使得皇后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皇后没有皇帝的庇护，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只能听天由命，忍辱偷生。
二
皇后的失宠与宠妃的挑衅无疑是宫闱斗争激烈、皇后生存状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明代皇帝退回深宫，打破传统内外分工格局，使“后权”急剧萎缩
皇帝与皇后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进行分工，皇帝理应将大部分时间精力用于国家治理，宫中事务则由皇后代为管理，“妃嫔之立，所以助皇后、奉宗庙，理内治也。”因而明初三后在宫闱能够施展教化，扶助夫君的帝王事业。但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不再热心政务，荒政现象十分突出，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间，除弘治间数年以外，其余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上下否隔，朝政日非。世宗和神宗更是创下皇帝懒惰荒政之最。他们将注意力从政务转向个人享乐，终日隐居深宫，纵情声色，这种逆转从根本上改变了皇帝与皇后的权力分配体系，皇帝天天呆在深宫发号施令，皇后在内廷行使权力的空间大幅度萎缩。
皇后作为皇帝的正妻，如果得到他的宠幸，手中权力相对会有所保障，但明前期和中后期皇帝对皇后的态度、感情迥异。皇后母仪天下的地位和作用使统治者在选妃立后时往往将品德性格排在容貌才艺之前，容貌端洁、德性纯美、温良恭俭、聪慧贤淑、言动威仪、咸合礼度等是中选者必备的品质，而那些特别富有情趣、迷人的女子则被视为祸水长期排斥在外。明初皇帝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自然乐于接受“贤内助”型的妃子，但中后期皇帝一味追求个人享受，对政务避之唯恐不及，对有益于治化的妃子自然 产生抗拒、排斥心理，即使对方貌若天仙也无动于衷。武宗生性风流，四处拈花惹草，不择贵贱，连艺妓、寡妇、孕妇、山野村姑都不放过，却对宫中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女毫无兴趣，“日率小黄门为角斗踏踩之戏，随所驻饮宿不返，其人中宫及东西两宫不过四五日”。即使有中兴气象的崇祯皇帝也并不宠爱以端庄贤淑著称的周皇后，反而对有点任性而多才多艺，善歌善舞的田贵妃很是着迷。皇帝对某一妃子的偏爱恩宠，许以特权，实际上是变相倾夺、削弱后权。
(二)明代选妃制度导致后妃缺少家族和外廷支持，处于完全依附状态
明代选妃制度非常特殊，太祖在《皇明祖训》中明确规定凡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女子，“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但是娼妓，不许狎近”。虽然太祖只强调“良家女子”身分，并无勋戚贵族与寒门庶族之别，但在执行时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家世不显、属于中下层家庭的女子。成祖为皇太孙选婚，中选的胡氏其父荣以长女故封为锦衣卫指挥，第二任皇后孙氏是永城县主簿的女儿。正如《明史·外戚恩泽候表》“前言”总结，“自文皇后而外，率由儒族单门人俪宸极。后父初秩不过指挥，候伯保傅以渐而进。”(卷108)明代后妃绝大多数是寒门庶族出身，孝宗生母、神宗生母、光宗生母、熹宗生母更是地位卑微的宫女。
有明一代从未出现象两汉吕氏、霍氏、王氏、窦氏、梁氏，隋唐独孤氏、长孙氏、武氏家族那样在政治舞台上影响或支配时局的外戚集团。明代外戚势力过于孱弱，根本不可能通过宗族势力或动员朝臣结盟来对抗皇帝的“废后”、庶贱僭越嫡长等异常行为。当命定储君出现继承危机时，当皇后面临无辜被废的危险时，看不到任何外戚营救的身影，她们只能默默独自承受。
再加上明代宫闱制度严内外之防，自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巨细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移部臣取给焉。若尚宫不及奏、内使监不复奏辄领于部者论死。或以私书出外，罪亦如之。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人宫，以证取药。”(卷113《后妃传一》)皇后根本不可能与外廷有任何联系，或在朝中培植支持自己的势力。明代后权的大小，皇帝对她们的喜恶、尊重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本人，没有外力可以维护她们的权利，皇帝具有绝对支配权，稍不称意，就有灭顶之灾。后妃命运完全被皇帝掌控，这也是导致她们生存状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三)缺乏制度保障，后妃施展个人能力的空间萎缩
明代著名女政治家只有初期马皇后、徐皇后、孙皇后三人而已，并非此后一个半世纪一直未出现有能力的后妃，而是她们根本没有施展个人才能的空间和舞台，只能无所作为。
明初皇后的权力并非来自制度和法理的保证，而是建立在两个基点上：其一，太祖、建文帝、成祖的皇后与嫔妃大多来自开国文武功臣贵戚之家，带有政治联盟性质，这种婚姻和家庭背景在客观上给后妃一定的活动空间。其二，三位皇后是丈夫追逐最高权力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在患难中结成深厚情谊，深得丈夫尊重、喜爱，又是皇位继承人的亲生母亲，其地位无人能及。马皇后、徐皇后去世后，太祖成祖都不肯立新皇后，正是对她们感情和地位的承认。当此之时，不仅至尊皇后可以进言劝谏，其他妃子也可发表意见，“上(成祖)自仁孝崩后，在宫多任性，问或躁怒，宫人皆惴惴惧。妃(昭献王贵妃)特辗转调护，徐俟意解。”(卷1)
明代制定国策时就竭力限制、预防后妃与外戚干政，没有赋予后妃多大权力，皇帝对皇后的角色期待仅停留在仪式与象征上，“后德之贤，母仪天下”。可以说，明代后妃从最初就不曾获得任何体制上的权利保障，明初三后情况特殊，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后代皇后对政治的影响力阙无。皇帝与皇后的感情日趋淡薄，皇后在丈夫的事业和感情生活中同时淡出，对皇帝的影响力自然减少。她们和太子生母几乎丧失话语权，任何忤逆皇帝旨意的言行都会遭来残酷的惩罚，更不消说在政治舞台施展抱负，劝皇帝改邪归正了。
三
明代皇后与后妃生存状态不断恶化，后权的式微对皇帝和储君产生深远影响。
(一)皇后难以自保，对皇帝的规劝、约束效能完全丧失
明初三后不仅“摄六宫事”，使后宫礼法森严、井井有条，而且心系天下，对皇帝的失误随时规劝，引导皇帝走上正途，尽心为国。例如马皇后“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卷113《后妃传一》)皇后对皇帝的规劝、约束效能在明初三后身上得到充分发挥。
但中后期皇后在后宫拥有空间越来越小，皇帝个性越鲜明，随意性、主观性越强，皇后所受限制就越多。汪皇后反对景帝更换太子、吴皇后打击万妃整肃宫闱、张皇后帮张太后求情，她们的行为也正是正直大臣认同的主张，不仅没有改变皇帝心意，反而惹祸上身，被打入冷宫，过着悲惨凄苦的生活。这些惨痛例子给继任皇后深刻教训，她们不敢出头，不敢任事，委曲求全，保命要紧，英宗、宪宗、武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在位期间问题频频，他们的皇后却几乎没有任何作为。
皇帝对后妃的打击使皇后对皇帝特有的规劝效能完全丧失。当北京城被攻破时，“帝泣语后曰‘大事去矣’，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思宗不肯虚心纳谏、刚愎自用的确是明亡国的一大因素，但周皇后真的无可指责?“烽火惊传事日非，南中家业尚堪依。如何欲语还中止，终恐君王失事机”，当时“周后闻寇渐棘，微言日‘吾南中尚有一家居。’盖意在南迁也。上问何从知之，后不语”，周皇后遇到事情都保持缄默，“后凡有所言，不欲尽，且不欲言外多类此。倘若后妃真能犯颜直谏，或许皇帝不会越陷越深。后妃对皇帝违法乱纪完全丧失规劝能力，不敢纠正皇帝的出轨，中后期皇帝纷纷沦为“问题皇帝”，与后妃这种状态也有密切关系。
(二)皇后和储君生母得不到皇帝恩宠，恶化储君生存环境
明代皇后大多没有诞育皇子，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只有宣、武二帝，中后期皇储大多经历继承危机。例如光宗生母王氏初为慈宁宫宫人，因神宗私幸而有身孕，皇帝对之讳莫如深，千方百计回绝大臣册立的建议，逃避或者纠正这一既成事实。嘉靖、万历年间长达十几年的册立之争可以看作最佳案例，这种情况对储君心灵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明初皇后处于绝对优势，这不仅使她免于嫔妃间的勾心斗角，而且可以凭借至尊地位、皇帝宠爱来保护亲生骨肉，使他们不必生活在战战兢兢、危疑恐惧之中。但中后期皇后与储君生母势单力薄，自身生存环境已十分恶劣，更别提帮儿子捍卫权力。纪妃明知宪宗艰于子嗣，却慑于万贵妃淫威要溺死婴儿，孝宗五岁方第一次见到父亲，由皇宫不得见光的“黑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皇太子，但生母也因之丧命，在他被册立十多年、天下归心的情况下仅因万贵妃“力劝上易储”，就差点被废，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孝宗性格柔弱，逆来顺受，也是情理之中。
其他继位人出现皇位继承危机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都有宠妃在一旁激化矛盾。如世宗迟迟不肯立太子，朱载垕在疑惧万状、朝夕危惧中度过十余年，与王贵妃、严嵩父子密谋不无关系；朱常洛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得不到册立，全拜神宗与郑贵妃所赐；朱由校之所以沦为宫中“小劣童”，既有郑贵妃的因素，也与父亲忧心忡忡无暇顾及、李选侍虚情假意任其自生自灭有关。在这些危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储君生母的身影，无论是帮助儿子赢得皇帝的喜爱、还是帮助儿子获得官员的支持，丝毫不见她们的影响力。光宗的“难产”正是神宗对其生母卑贱出身的厌恶和对郑贵妃的专宠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暗中保护他、部分给予支持的是正位中宫的王皇后，“光宗在东宫，危疑者数矣，调护倍至。”
储君一直生活在这种高度紧张、疑惧不安的状态下，同时缺乏父爱和母爱，终日惶惶，他们内心的压抑、愤懑得不到宣泄，特别容易产生心理疾病，性格心理存在重大隐患或缺陷。仁宗、宪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身为皇储时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一旦即位握有至高无上的皇权，立刻拼命放纵被长久压抑的欲望，为所欲为，表现出思与言、言与行的背离，过着荒淫放纵的生活，而这反过来又加速他们身体的摧残，健康受损的皇帝更加厌倦政务，终日沉溺酒色，及时行乐，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他们这群心理畸形的人在位期间对国家和社会毫无贡献可言。
总的说来，明代皇后与后妃的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她们逐渐丧失对皇帝的规劝能力，也无力保护储君的人身安全与太子爵位。她们在皇帝面前丧失话语权，一味忍让退缩，委曲求全，缺少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完全不发挥作用。当丈夫去世，儿子继位后，皇后荣膺太后宝座，昔日受压制的“后权”随着“太后”身份的获得转变为一种新的权力“母权”，皇帝可以对发妻颐指气使，甚至将之打入冷宫，却不敢违逆太后意旨。在“以孝治国”的传统社会，嗣君基于孝道，不得不接受“母权”的制约。因此明代中后期的皇后较少利用“后权”有所作为，却依仗太后身份和“母权”在选立嗣君、确保皇权平稳过渡、皇帝教育与婚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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