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士;文官政治;宋代
【摘 要】:在我国历史上,虽然自皇权-官僚政治体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士与官僚相结合的进程,并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政治形态,但士大夫政治形态的最终确立,却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不仅改变了自汉代以来主要代表世族门阀阶层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利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Combinationofscholarsandbureaucracy:theestablishmentofthescholar-officer’scivilianpolityintheSongDynasty GUOXue-xin(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252059,China)Keywords:scholar;civilianpolity;theSongDynasty Abstract:InChinesehistory,theprogressofthecombinationbetweenscholarsandbureaucracyhasstartedsincethedaywhenthepoliticalsystemofimperialpowerandbureaucracywasborn.Butthefinalestablishmentofscholar-officer’spolitywascompletedintheSongDynasty.ThisestablishmentnotonlychangedthecharacterofregimewhichstandsforthebenefitofpowerfulstratumsincetheHanDynasty,butalsoraisedculturalqualityofthewholebureaucracygrouptoalargeextent,andwasconsequentlybeneficialtothedevelopmentandprogressofthecauseofsocialculture.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庞大的士人阶层而言,由士而仕,跻身宦海,进而参与政治是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主要途径;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如何把那些属于社会文化层次顶端之上,同时又深切地关怀着“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争”的士人阶层吸纳进各级政府机构,以建立起一定的社会秩序,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则是他们思虑的主要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是不相抵牾的。然而,中国古代士与官僚政治的合流,却经历了艰难的历程。虽然自春秋战国之际皇权-官僚政治建立之日起,就开始了士与官僚合流的历程,并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政治形态,但真正意义上士大夫政治形态的最终确立,却是在宋代完成的。诚如柳诒徵先生所言:“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 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 [1](P516)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官僚专制体制中,士 从进入政权到成为政权的主体,是经过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的。尽管“士大夫”这一概念,早在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资料中就已出现和使用,并且从这一概念的主体而言,大致可以说是士人—官僚的泛称,但就当时从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疏到一般典籍的记载看,“士大夫”的具体内涵是不尽相同的,有时它指的是社会的名士一类, 有时则指的是社会的名流和官僚[2](P97、98) 。因此,这一时期的“士大夫”,还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士人与官僚的结合体,换句话讲,还不能将其一概称之为入仕的知识分子,或者文人官僚的专义语。
就战国、秦汉皇权-官僚专制体制的实际情况而言,大体经历了一个从“皇权-吏员”体制向“皇权-士大夫”体制的演生过程。“皇权-吏员”体制形成于战国时代,发展于大一统的秦代。战国时代以法家学说为理论指导的各国变法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一个训练有素、专事社会管理的职业官吏群体———文吏,或称文法之吏① ,而主张绝弃文学智术,“以法为教”,“以 吏为师”[3] 的法家,更是把培植技能官吏作为变法的要务。所以,在法家理想的官僚体制下,精通法律条例之吏员真正的成了行政职事的承担者。由法家理论和变法运动造就的秦帝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体,更是以文吏为骨干,而儒生则受到压抑和排斥。“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无疑宣告了儒生与文吏的对立,以知识分子群体的衰落和文吏政治的全盛而告结束[4]。
在从“皇权-吏员”体制向“皇权-士大夫”体制转变中,汉代是一个“以儒术饰吏术”的转折时期。汉初,统治者“惩戒亡秦”之政,开始意识到纯粹秦式的皇权-吏员体制不可尽赖。为了使“居马上得之”的封建王朝长治久安,高祖十一年即下诏求荐贤士。文帝即位后又诏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即位后,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以供选官之用,又于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 禄”[5](儒林传)。自汉高祖下诏求贤士、文帝举贤良方正,特别是到汉武帝开科取士,为数不少的儒生源源不断地进入汉廷,汉廷亦由此开始了从“皇权-吏员”体制向“皇权-士大夫”体制的社会转型。但是应当看到,汉政是“以霸王道杂 之”[5](元帝纪),文吏与儒生共同参政。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只是造成了文吏与儒生共同参政或并用的局面,而并没有使儒生取代文吏。曹魏明帝太和二年,儒生虽然作为孝廉之举的主要对象在制度上得到了认可,并且以此为标志,宣告了知识分子群体与文吏群体长期冲突的终结,“学者”与“官僚”也以此为契机达到了结合[4],但魏晋时期由于门阀政治的盛行,作为官员选拔制度的九品中正法,不久即被门阀世族所垄断,广大知识分子倚其才智而谋取官位的道 路仍然未能通畅。
以历史断代而言,士与官僚的真正合流出现于隋唐之际,而连接两者的重要桥梁则是创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创立,无疑是对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一大变革,是对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选官法”的一大突破。它最为深刻的社会效应和社会内容,就是打破了豪门世族地主世世代代对仕途和政权的垄断,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入仕大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促进了士人阶层自身的官僚化进程,使知识分子名正言顺地摆脱了忽而是“公、卿、大夫、士”中的“士”,忽而是“士、农、工、商”中的“士”,忽而属于统治阶级,忽而属于被统治阶级那样的尴尬地位。因而科举制度的创立,是士人阶层与封建专制政治真正合流的标志,它使汉武帝时代以独尊儒术为契机而开始出现的“皇权-士大夫”政治体制之雏形进一步明朗化。
然而,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很难在开始产生时就达到某种完善的状态,它总要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阶段。科举制度的创立亦不例外。由于科举制度在隋唐时还处于一个从产生到确立的阶段,制度本身远未完善,还存在着以往荐举制的种种弊端,权贵的意志在决定录取与否的问题上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很难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原则得到贯彻落实。另外,唐代科举取士的人数极为有限,应举者与科举取士的比例相差悬殊。据有关资料统计表明,唐代常科每年应试者多则有二千人,少则也有一千人,而“所收百才有一”,“没齿而不登者甚 众”[6]。显然,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体系中,唐代 科举起着非主流的辅助作用,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相对有限,不足以改变士庶地主在政治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换言之,在唐代皇权-官僚专制政治体制中,由科举入仕的文人官僚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对唐代庞大的文人群体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寒士”来讲,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纵观自春秋战国至隋唐的“皇权-官僚”专制政体,士在官僚政体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并最终出现了士大夫政治形态的社会。尽管从严格 意义上讲，皇权--士大夫体制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士人与官僚未出现彻底合流，但它毕竟为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二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宋代无 疑处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远从汉代,近从唐代开始的一系列社会转化,正是到宋代得以完成而基本形成格局的。于是,我们看到,经过秦汉隋唐时期的政治演进,时至宋代,士人与官僚已经走向了彻底的融合与合流,中华帝国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形态已经完全确立。
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深层上透视,它是唐末五代以来门阀士族势力衰落的产物;从直接原因上看,则与宋朝统治者对唐末五代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有关。
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武夫飞扬跋扈,权势恶性膨胀。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兵骄逐帅,帅骄叛上,互相篡夺杀戮,并且只要控制了军队,兵强马壮,就可以称王称帝。当时地方节度使或州郡刺史,也大多由军士废立。这样,从五代以来,武夫便控制了从上到下的统治权,权倾一方,恣意妄为,一时出现了皇权沦落式微的局面。
宋朝是上承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王朝,依靠兵变夺得帝位的宋太祖对因武人专横跋扈、拥兵自重所造成的皇权式微、为害政治的历史局面可谓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为了使武人专横跋扈、割据以至篡位的局面不再重演,避免北宋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宋太祖“以史为鉴”,常常与大臣就重建国家权威和秩序的策略进行讨论。宋太祖黄袍加身后不久,便问宰相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当即回答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的进言,完全契合宋太祖维护家天下的心理意愿。没等赵普说完,宋太祖便说: “卿勿复言,吾已谕也。”[7](卷1) 于是,便有了宋 代“偃武兴文”的重大举措。为此,宋太祖以一种文明和理性的方式,“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的兵权,而代之以文官 治国,“以易武臣之任事者。”[8](陈亮传) 在宋太祖看来,较之武臣,文臣更让他放心,因为他们无兵可拥,无强可逞,是不会因兵强马壮而危及朝廷的。他曾对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 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9](卷7)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宋太祖上台伊始,就摆出了一副尊孔崇儒、重用文人的姿态,一登基即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圣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 十一人像于东西廊之板壁”[10](崇儒) ,并“以孔四 十四代孙孔宜为曲阜县主薄”[10](卷7) 。而后又不 断招纳“困顿风尘,潦倒场屋”[11](卷1) 的知识分子入仕,还令五代遗留下来当年与他并肩军马倥偬的将士读书,使之儒化,并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9](卷7) ,地方上则命“士人典 州”[12](卷1)。为了广泛吸收更多的儒生参加到统治阶层的队伍中来,宋太祖又下求贤诏曰:“继今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布衣黄衣,并许诣 阁门投牒自荐,朕当亲试焉。”[9](卷5) 与此同时, 宋太祖又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文士的措施, 他曾立有三条后世戒规,其中一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且告诫后代“子孙有 逾此誓者,天必殛之”[13](卷1) ,对文人士大夫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宋太祖针对唐末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作出的崇文抑武的选择,无疑开启了一代偃武兴文之机,故《宋史?文苑传》序言中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艺祖(太祖)革命,首用文吏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事实亦正如此,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契机而开启的崇文抑武的治国方针,为以后历朝皇帝所效法、遵循,并被沿袭为祖宗家法。此后继宋太祖即位的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历朝皇帝都奉行了崇 文抑武政策,“兴文教,抑武事”[9](卷18) ,欲 “以文化成天下”[14](卷9) ,同样给文臣以尊厚的地位。宋太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他曾对近臣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 治。”[9](卷23)强调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兴文治, 尊孔 礼儒.为了标示崇文的决心,宋太宗还不惜巨资,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进行重建,亲赐名为“崇文院”,并把宫中内殿“讲武殿”改名为“崇政殿”。为 了达到“岩野无遗逸,朝廷多君子”[9](卷24) 目的,宋太宗更是重视提拔读书人,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不求备以取人,舍短从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亦近万人,不无俊秀之 才”[9](卷42)。对于这样大规模地网罗儒臣,宋太宗曾不无自鸣得意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 矣!” [9](卷24 ）。
总之,宋太祖立国之初由杯酒释兵权为契机开启的一代偃武兴文之机,结束了武人干政的局面,使宋代在政治上形成了“文德致 治”[8](卷436)、“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 儒立国”[9](卷221) 的政治构架,儒家知识分子亦由此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隆盛时代。
[8
]
(
卷
436
三
科举制度是联结士人与官僚的重要桥梁,是士人阶层进入官僚政治集团的基本保障。宋代帝王既然作出了倚重文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就要求宋王朝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开辟仕进之路。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势下,宋王朝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抬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备的科举立法:第一,严格考试的各项规则,严防势家对科举的控制和垄断。如废除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势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第二,取消唐时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应试者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不讲门第身份,凡稍具文墨者,皆可应考。这样,就使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几乎是面向了社会各个阶层,“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 科名。”[15](卷37) 第三,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科举榜发,“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 臣卿皆由此选。” [8]()三 科举制度是联结士人与官僚的重要桥梁,是士人阶层进入官僚政治集团的基本保障。宋代帝王既然作出了倚重文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就要求宋王朝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开辟仕进之路。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势下,宋王朝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抬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备的科举立法:第一,严格考试的各项规则,严防势家对科举的控制和垄断。如废除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势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第二,取消唐时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应试者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不讲门第身份,凡稍具文墨者,皆可应考。这样,就使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几乎是面向了社会各个阶层,“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 科名。”[15](卷37) 第三,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科举榜发,“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 臣卿皆由此选。” [8](选举志）
显然,宋代科举制度中的种种立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与公平竞争,为整个地主阶级乃至寒门士人敞开了科举入仕的大门。在宋代,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这就极大增强了科举考试的开放性,由此导致了“取士不问家 世”[16]原则在宋代的实现,同时也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宋代又大量增加了科举取士的人数。据载,宋太宗在位22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450多人。关于两宋科举取士的具体人数,张希 清先生曾根据10余种史书、文集和笔记,对两 宋贡举登科人数进行过细致考证。统计与考证的结果表明,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这个平均每年取士的人数,不仅大大超过了唐代的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亦为后世的元、明、清所不能企及(约为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17]。
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对社会的影响亦愈来愈大,已成为宋人社会地位上升的主要途径,致使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 也不免应举。”[18](卷13) 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 此。”[19](卷23) 宋真宗的《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 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20] ,亦从一个侧面表明科举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世人看来,最得意的是科举题名:“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21](得意诗) ;最失意的则是科举下第:“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 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21](失意诗) 。正是在科举的刺激下,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空前高涨,一个万众向学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以至于在有的地区,形成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 不学为辱”[21](饶州风俗) 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几乎完全被笼罩在读书应举的气氛之中,读书应举已成为宋人最为关心的事业。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宋代那样,将科举制度与读书仕进联系的如此紧密,科举已成 为宋代社会上人们一条主要的上升之途,其它入 仕之途越来越失去分量,科举制在选官中的主导地位已完全确立。
从统治阶层的来源和成分看,宋代完全可以说是由科举出身的人掌握政权的一个朝代。据《宋史?宰辅年表》等资料统计,宋仁宗在位41年,用宰相23人,其中22人是进士出身;用参知政事、枢密院正副使等高官65人,其中进士出身者55人。另据黄留珠先生的统计,整个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22](P27)。香港学者李弘棋统计,在宋代全体文官14860人中,仅前三十年科举及第的官员就达7833人,占总数的52.71%。显然,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占了明显优势,故《宋史?选举志》说:“宋之得才,多由进士”。不仅如此,由于宋代科举打破了门第限制,增加了寒门士人及第仕进的机会,因而在宋代的官僚中,庶人出身者也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绝非个别现象。如王禹“世为农家,九岁能 文”[8](王禹传),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 书”[8](欧阳修传)。贤相杜衍“贫甚,佣书以自 资”[7](卷10)。自幼家境贫寒的范仲淹,年青时在南都学舍学习时,也是过着人所不堪的生活。光宗绍熙进士陈亮,早年亦是“贫不能自 食”[23](卷37)……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北宋入《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晚唐入新旧唐史的官员中寒族比重仅占13.8%)。Kracke对 南宋两份进士题名录的研究则表明:来自非官员 家庭的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 9%[24](P135) 。另据陈义彦先生统计: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953人中,以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25]。
总之,宋代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和完善,使大批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从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基本上取代了世袭的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亲贵。宋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加上右文政策的推行,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大都由文士担任。诚如宋人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 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 士也。”[26](卷18) 可以说,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把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使从汉代出现的、延续了一千余年的“皇权-士大夫”政治形态最终得以确立起来。尽管宋代文官政治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衍生物,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比,大量的文人入仕不仅改变了自汉代以来主要代表世族门阀阶层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利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和文化复兴与繁盛这一事实,便是例证。
当然,文人入仕也有消极一面。重用文人,使广大文人沉醉于科举取士的事业之中,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济世匡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享受人生的荣华富贵。所以,许多人入仕 后,“才得富贵,便多改节”[9](卷429) 。像宋祁 “点华灯拥歌妓醉饮”[27] 之类的记载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大量的文人入仕,还造成宋代官僚机构冗肿不堪,许多人有官位而无职事。为了早日求得差遣,“士人多驰鹜 请托”[9](卷429) ,纷纷奔走于权贵之门,献礼纳贿,以致“问遗公行,贿赂旁午”,“贪苴成风, 而贪吏满天下”[28](卷21) ,士风日趋败坏,而败坏的原因就在于“士大夫无耻”,以至于时人黄震发出这样的感叹:“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 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8](《黄震传》 )另外,文人入仕,好持异论,务为高名,常常在一些政治争论中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并发展成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不仅导致了政局的动荡,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宋朝末年,包括明清时期,朝野上下出现的空谈性命、不务实政的风气,与宋代重用文臣的政策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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