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际合作与公共产品
国际合作、或者说如何控制冲突烈度和范围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国际合作的概念。继而探究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以及国际制度作为提供合作平台的工具，还有制度霸权下的自由主义大战略可以涵盖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国际合作三要素：1.共同利益；2.政策调整；3.适应对方偏好。米尔纳的三种合作形式：1.默契：重复的囚徒困境；2.协商：霸权后合作、最常见；3.强制：霸权合作。影响合作的因素：1.对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关切偏好。2.是/否担心欺骗行为：意图不确定、承诺不可信、博弈者的报偿结构、临时联盟VS混合动机博弈。集体行动的重要难题就是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即搭便车和供给意愿不足，也是国际合作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国际合作的实现机制类型：1.均势机制VS霸权机制（收益分配符合权力分配）：结盟、霸权治下的和平、高代价信号-霸权国首先示善。2.国际制度：降低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信息透明可靠、降低交易成本，实现霸权合作与霸权后合作。3.规范内化：共有文化的内化等级（强迫、利己和合法性。集体安全和多元安全共同体。
国际合作的反馈效应：1.正反馈；2.负反馈3.不确定。国际合作的反馈效应通常与体系稳定性的反馈效应成反比。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让国家合作面临一定障碍，如果国际合作持续出现正反馈效应，意味着原有的体系结构和制度规则对行为体的奖惩机制发生了变化，即体系的稳定性也会相应发生变革。
2.国际制度
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可以理解为规定行为责任、限制行动以及影响行为者期望的持久的互为联系的一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国际制度有三种形式：1.政府间组织或跨国非政府组织；2.国际机制：特定问题领域的明确规则；3.协约或习惯。
3.合作、和谐、冲突
冲突、合作与和谐。 1.和谐（harmony）：行为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政策自动促进的利益。2.纷争（discord）：各国政府视彼此的政策限制了各自目标的实现，并认为对方对这种限制负有责任。3.合作（cooperation）：通过政策协调过程，将其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体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和谐：是指一种状态，即行为体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的政策能够自动的促进其他行为体目标的实现。与和谐相比，合作通过政策协调过程，将其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体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合作是在一种纷争或者潜在纷争的模式中出现的，如果没有冲突就不需要合作了，而只剩下和谐状态。和谐是非政治的，沟通没有必要，也不需要施加影响能力；合作是高度政治的，行为模式必须做出改变。合作只会发生在行为者认为它们的政策处于实际或潜在冲突的情况下而不是和谐的情况下才发生的。纷争：各国政府是彼此的政策限制了各自目标的实现，并认为对方对这种限制负有责任。
4.国际秩序制度化的历史演变及主要特征
自1648年以来的国际秩序中权力与制度的互动逻辑
国际秩序名称 | 秩序的制度化与合法性程度 | 秩序的权力分配模式 |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 偶发性均势主导、国家对外主权的形式承认、实现了国家自主权的增强、削弱了宗教和帝国团体、肯定了民族国家作为核心行为体的国际地位、战争目的从天主教VS新教→主权权力扩张。权力约束程度极低。 | 属于大陆均势秩序的胜利。 法国和瑞典打压和取代了哈布斯堡霸权、分别缔造了西欧和北欧两个地区霸权秩序。 主要合法性条约：《奥斯纳布吕克条约》和《明斯特条约》 |
1713年乌德勒支体系 | 开始有了主动塑造的均势、不允许法国和西班牙合并，通过防止领土合并限制权力集中、缔约的制度化程度提高——对均势原则的运用不再盲目，权力约束较低。 | 属于海洋霸权与大陆均势的交互作用产物。 英国击败法国、维护了欧陆均势和开启了第一阶段海洋霸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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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维也纳体系 | 通过明确的七次反法同盟限制欧陆霸权、缔约的合法性和制度化进一步提高、形成了欧洲协调、补偿原则、均势制衡的普遍共识，权力约束相对松散。 | 属于海洋霸权与大陆均势的交互作用产物。 英国第二阶段海洋霸权的实现、欧陆霸权的失败和五强均势的缔造。 |
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 | 以德国为首的轴辐大战略体系，制度化承诺以秘密条约为主，透明度和约束性相对较低，对操纵权力的战略决策和精英共识要求极高 | 属于大陆“准霸权”秩序的胜利。 对法国的孤立和领土侵占制约了该体系的灵活性，一旦德国从维持现状大国转为修正主义大国，就会让权力操作的类型发生根本变化，制约和维系德国安全的陆上秩序的权力资源逐渐变为威廉二世与英国的海权竞争。 |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 国联——制度化约束较低。 打破制度的成本相对低廉。 十四点原则的理想主义未能战胜欧洲传统的均势原则。 | 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的混乱，美日海权竞赛和苏德法的陆权竞争不断。 将德国、美国、苏联这三个二战时期的三极格局的主角孤立在外，制度与权力分配脱节 |
雅尔塔体系 | 北约——制度化机制更为完善、多国部队、一体化军事指挥。制度化高度依赖美苏两极格局的演变趋势，当美国置盟国利益不顾——防务成本分担，和古巴导弹危机中对盟国安全不顾，导致联盟内聚力下降，戴高乐法国对美国的北约霸权合法性挑战。 | 美国海洋秩序的绝对优势与苏联大陆秩序的相对优势（美国也能在西欧、东亚地区获取部分陆权存在） 美国在制度内的单极权力和美苏两极权力制衡，从内外分别对雅尔塔体系的制度化进程塑造形成重要作用 |
冷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与国际秩序的重构 | 先是美国单极时刻的到来，权力相对提升（苏联解体），带来了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的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战略行为；小布什制度化程度较低的过度扩张与奥巴马政府的多边主义自由制度霸权的回归，再到特朗普政府的近似“孤立主义式”的不那么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战略。 | 美国逐渐受到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的“战略担忧”的影响。 通过“世界新秩序”、“参与-扩展战略”、“以海制陆”、“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方式重塑对欧亚大陆的领导秩序，并竭力巩固和捍卫全球海洋霸权秩序，在北极、印度洋、西太平洋、大西洋不断巩固海上霸权合法性。 但近期自由宪政秩序的霸权合法性受损，且短期看特朗普政府的止损措施和意愿有限。 |
5.马歇尔计划、北约与美国制度霸权的构建
发起该项计划的重要人物是杜鲁门政府中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他在欧洲考察6个星期后，在归国途中，正式提出书面报告。克莱顿将其建议提交给副国务卿艾奇逊，然后艾奇逊转呈给总统杜鲁门。杜鲁门并没有仓促做出批示。
1947年5月8日，艾奇逊代表总统讲话时第一次向美国民众提出来，但并没有引起大范围反响。1947年5月23日，凯南领衔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正式就援助欧洲提出建议，首先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角度分析了欧洲复兴和杜鲁门主义的关系，并主张美国唯有采取主动向西欧“输血”，才能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1947年5月28日，这一援欧计划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正式获得通过。1947年6月5日，在哈佛第286届毕业典礼上，马歇尔以笼统的语言公开提出美国的援欧计划。1947年6月17日，贝文带着计划草案来到巴黎。次日，英法两国外长就若干问题达成共识，商讨是否邀请苏联参加马歇尔计划。6月19日，英法外长发表会谈公报，共同邀请苏联商讨欧洲响应马歇尔计划的预备会议。1947年6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批准了对英、法政府照会的肯定性答复。22日，苏联表示接受英法的邀请。
1947年6月27日，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在巴黎召开。1947年7月2日，莫洛托夫做了最后一次会议发言，再次拒绝了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在苏联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后的不到一周，苏联政府提出莫洛托夫计划，加强了苏联与东欧的联系。7月3日莫洛托夫宣布退出会议。1947年7月12日，经济专家会议在巴黎召开，英法等16个国家参加。（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未参会）最后会议通过建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
1947年9月22日，各国签署“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要求美国四年内提供224.4亿美元援助。1947年12月19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
1948年3月17日，杜鲁门再次发表特别咨文，希望促使国会尽快批准法案。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次日经杜鲁门总统签署正式生效，马歇尔计划得以实施。1952年6月底，马歇尔计划正式实施完毕。
应当说，马歇尔计划为建立和巩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了非常强大的经济和制度基础。丘吉尔在二战后提出了“三环外交”理论（处理好英帝国内部、英美以及英国和欧洲这三方面关系）。1947年3月4日，英法率先在敦刻尔克签订了《英法同盟互助条约》，结成针对德国的军事同盟。1948年3月5日，西欧五国比、法、卢、荷、英重开谈判，于3月17日在布鲁塞尔签订了为期50年的《关于经济、社会、文化合作和集体正当自卫的条约》简称《布鲁塞尔条约》，并成立了由五国共同组成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表面看来条约是防止俄国再次发动侵略，但其真实目的是针对苏联。
1948年3月22日至4月1日，美、英、加三国代表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举行会谈。会谈最后通过了美国起草的政策性文件（俗称“五角大楼文件”），文件提出扩大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范围，“拟定一项北大西洋区域集体防务协定”的初步计划。1948年4月27日，马歇尔、洛维特和范登堡等人在布莱尔大厦召开会议，通过《范登堡决议案》。（1948年5月14日，莫洛托夫公开表明布鲁塞尔条约是受美国政府支持，针对苏联的。）1948年6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范登堡决议案》。美国可以依据宪法参加“区域性和其他集体协议”。
1948年7月6日，美国、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五国代表开始在华盛顿筹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召开会议。1949年1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我们建设和平：北大西洋区域的集体安全》的声明，将筹备北约一事公之于众。1949年3月15日，北约筹备工作会议通过《华盛顿文件》。其与布鲁塞尔条约最大的不同是，它明确指出西欧各国的不安全感来自于苏联，并删除“抵制德国侵略”的话语。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先后决定加入北约，至此筹备工作宣告结束。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在美国国务院会议大厅正式签署。1949年7月12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公约，后由杜鲁门签署并与7月25日交存批准书。1949年8月24日，足够法定书目国家批准了公约，公约生效，宣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立。第一任最高司令是艾森豪威尔。北约组织的建立是继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12日）与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提出1948年4月实施）之后，美国推行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自由主义大战略计划的又一重大突破。
法里德·扎卡利亚分析了“单极时刻”。在他看来，罗马帝国以降，世界上从未有过哪一支力量，能够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霸权比肩。事实上，后二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相去甚远。即便是在1945年以后，在全球的很多地区，法国和英国也保留着殖民帝国，因而拥有深厚的影响力。战后不久，苏联就以超级大国和竞争对手的身份登台，与华盛顿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争霸。“第三世界”一词就源于当时全球的鼎足而三：美国和西欧是第一世界，共产主义国家是第二世界；而第三世界国家则遍地开花，这些国家在美苏之间随风两边。从波兰到中国，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人而言，这个世纪看起来并不“美国”。美国霸权诞生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而另一场崩溃，即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重创则使它终结，或者说，使它一蹶不振，走向没落。小布什政府治下，美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使得其道义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公信力都严重受损。无论是利益方面、道义方面，还是外交风格方面，加拿大和法国等美国的长期盟友都与美国发生了分歧。
6.权力转移理论
权力不平衡增长引发冲突的最早记载来自修昔底德，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科林斯和麦加拉的恐惧，而科西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只是战争的借口而已。修昔底德提出了“强者如其所愿，弱者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的观点。
1500—2000年间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
1660——1659年 | 哈布斯堡王朝——法国 | 战争——霸权转移 |
1660——1815年 | 法国——英国 | 战争——霸权转移 |
1880——1900年 | 英国——美国 | 和平——霸权转移 |
1919——1933年 | 英国——法国 | 和平权力转移 |
1925——1931年 | 德国——法国 | 和平权力转移 |
1870——1945年 | 英国——德国 | 战争——失败的霸权转移 |
1900——1945年 | 苏联俄国——德国 | 战争——失败的宝权转移 |
1945——1991年 | 苏联——美国 | 和平权力转移 |
2008——？ | 美国——中国 | 战争/和平权力转移？ |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当满足现状的大国主导国际体系时，和平能够保持，而当不满现状的挑战国与主导国权力相近时，战争更容易发生。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是等级制而不是无政府状态。最严重的战争是霸权主导国和不满现状的挑战国之间的战争。主导国和它的支持者不情愿让新兴崛起大国分享它们在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和利益份额。崛起大国通常会对霸权主导国不满，发动战争来迫使国际秩序更有利于它们。当不满现状的挑战国和霸权主导国的权力大致均衡时，战争最有可能发生。
权力转移理论区分了主导国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爆发战争与保持和平的条件。如果不满现状的挑战国的力量超过了主导国，战争最容易爆发。均势状态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最大。在挑战国与主导国势均力敌之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低，而在崛起的挑战国推翻原主导国并确立自身的统治地位之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会急剧下降。权力转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命题是，一旦发生权力转移所具备的人口因素、经济与政治条件充足，外部行为者很难对权力转移进程有重大影响。
基本概括：
1.基本假设：国际体系等级并非静态，而是随国家权力与增长率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增长率的不平衡主要受人口数量、经济生产力和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政治能力及运用这些资源促进国家整体利益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所驱使。
2.逻辑推论：如果一个大国的力量增长到至少为现主导国力量的80%，则该大国会被看作是现主导国及其国际体系控制能力的“挑战者”。在挑战国与主导国势均力敌之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低，而在崛起的挑战国推翻原主导国并确立自身的统治地位之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会急剧下降。
3.权力转移引发战争的三要素：均势、赶超和不满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战争。
不满与均势成为主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必要条件。满足现状的挑战者即使超越了主导国的力量，战争也不会爆发（美国在19世纪末赶超英国），而不满现状的国家在与主导国势均力敌之间也不会挑起战争。
4.案例分析：19世纪末英美与20世纪初的英德，这两次权力转移的过程都包含了超越与均势，但前者是和平实现的，后者并非如此。关键的差异是美英共享同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自由民主文化，期待同样的合法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德国更倾向于通过战争而不是和平来变更国际体系与秩序。
5.权力转移的难易逆转特征：一旦发生权力转移所具备的人口因素、经济与政治条件充足，外部行为者很难对权力转移进程有重大影响，权力转移趋势很难扭转。
7.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了“长周期”（Long Cycles）概念，认为均势体现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均势体系不算是维持现状的体系，因为系统中成员的相对权力地位时刻都在发生变化。[]因此，他的长周期被看作进化进程，能够为增加变量和选择提供机会。的全球政治表现为有规律地打破平衡，由不均衡到均衡再到不均衡。[]自1494年以来，世界每隔100年到120年便产生一个政治、经济、军事超强（特指海军）的世界领导国。它们分别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世界领导国负责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公共物品、保持世界秩序，而其他国家只能作为秩序的消费者和游戏参与者。从世界大国衰落的角度，长周期表现为循环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全球战争、世界大国、权力非正统化、权力分散化。从世界大国崛起的角度考察，表现为学习周期，也有四个阶段：全球议程设置、建立联合、全球战争、行使领导权。他指出，全球战争是长周期中的一种选择机制，但它的存在——作为选择机制——随着人类的进化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长周期理论的核心关系是：世界领导国与挑战国的关系。
全球战争是长周期中的一种选择机制，但它的存在——作为选择机制——随着人类的进化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长周期理论的核心关系是：世界领导国与挑战国的关系。从世界领导国衰退的角度看，长周期包含4个阶段：争霸性的全球战争；世界领导国的出现和被承认；霸主原有权力的合法性被拒绝；权力逐渐分散化，分散化导致新的争夺。他认为成为世界领导权有4个条件：第一，岛国或半岛的地理位置。有两个优势：一是岛国或半岛的地理位置，使领导国拥有安全盈余；二是岛国或半岛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主要水道。第二，开放、有凝聚力、有联盟能力的社会。国内社会的凝聚力成为全球行动的基础，成为领先的社会和发展的典范，做到了内部稳定和对外开放的统一，促使国内联合，并在国际上能找到联盟伙伴。第三，领先的经济。使世界领导国从创新中获得收益并能够把剩余资源用于国际投资和敢于做出国际承诺。第四，具有全球投放能力的政治——战略组织。指一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只有海军，而不是陆军才具有全球投放能力。
他还发展了进化式学习观，认为世界政治中有历史跨度为400到480年左右的更大的长周期：公元930—1430年的欧亚转型期，活跃地带为宋元时期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意大利；1430—1850年的西欧周期，地点是西欧的葡萄牙、荷兰、英国；1850年至今的后西欧时期，地带为北美和向太平洋转移的趋势。长周期理论重视循环、更关注进步，长周期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例如：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荷兰对新教伦理的诠释、英国引领的工业革命和自由国家体制、美国对知识和信息革命的推动等。并以防止战争的视角来分析战争现象。
长周期理论具有贯穿始终的海权思想，只有海洋国家、而不是大陆国家，才享有安全盈余；海军具备陆军没有的全球投放能力（global reaching capacity）；海战而不是陆战，才算是全球战争（global war）。因此，它的理论前提是海权优势论，过分重视海权而忽视陆权的重要性。民主化是国家合作共处的进化式学习过程，因此，它也具有民主和平的天然倾向。强调领导权的合法性，淡化领导权的霸权性，有意忽略了很多殖民扩张和大国争霸的历史细节，也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引发绝对不安全、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的螺旋升级等安全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莫德尔斯基将中国比作德国、把新兴国家与挑战国家等同起来，没有对战略意图的示善给予足够重视。
8.霸权稳定论
吉尔平认为，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构成了控制国际体系的基本形式，权力的变化会带来由国家组成的体系的变化。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自由国际经济需要一个能致力于自由经济原则的霸权国，像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那样。一旦霸权国缺少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后，体系变革的概率大大增加。[]此后，吉尔平又对体系变革的深层原因做了进一步挖掘：在限制和机会并存的历史环境中，国家和市场相互作用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包括国际分工、贸易网络、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及支配经济活动的种种规则或制度，这些结构往往反映出行动主体的实力和市场力量的运营。[]但市场制度促进作用并不均衡，民族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主导部门的兴衰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化共同构成了结构变革的根源。[]他对传统的金本位制（1870—1914年）、英国领导权结束和美国领导权确立之间的空位期（1914—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6年）进行分析，在他看来，过去300年中的3次大衰退—1873年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73年危机，都对国际体系变革产生重要影响。
9.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将国际体系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政治建筑。[]他所建构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概念，其动力以不平等交换和资本积累为为主。而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则是促进体系变革的动力，[]它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变革现有体系：一是力求重新构造这个体系，从而使得所有集团的地位平等；二是力图在不平等分配的等级中使自己的地位上升。[]反体系运动在历史中的体现是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前者比后者更少具有政治权利、经济机会和文化表现的合法形式。[]社会运动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区，主体是城市工人和农村贫民开展的，例如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等；民族运动首先出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地区，如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民族主义斗争运动。两种反体系运动的地理运动方向是相反的，民族运动呈边缘向中心的地理结构运行，而社会运动是从中心向外围扩散，最终两者都遍布世界体系。沃勒斯坦整体上看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反体系运动取得的实际效果，但认为反体系运动的动机不会减弱，反而不断增强来动摇世界体系的根基。
10.科普兰的动态差异理论
戴尔·卡普兰的动态差异理论核心假设如下：第一，任何一个体系中，假定每一个国家都是理性的寻求安全的行为体，并不清楚他国的未来意图，那些处于霸主地位但却正在衰退的大国最可能发起大战。第二，在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中，对霸权国家的遏制程度是不同的。在多极体系中，只有正在衰退的国家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时，大战才有可能发生；而在两极体系中，当正在衰退的国家在力量上大体相当时，有时甚至不过是二级大国，它也可能发动攻击。第三，当大国认为衰退正在加剧且不可避免时，大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科普兰提出了三种权力转移模式。第一种形式：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某个国家因经济、技术和社会基础全面恶化而引起的衰退。（例如：1618—1619年，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迫使西班牙采取行动，使德国发生的局部冲突升级为一场“三十年战争”浩劫。）第二种形式：当某个国家在相对军事力量上非常强大，而在其他两种力量——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上却处于劣势时，就会出现衰退。（这是德国在20世纪两次对俄国发动战争的原因。）第三种形式：力量的波动问题，即其他国家的军备竞赛和结盟政策获得的短期的相对成功，引起本国在军事和地缘政治方面发生衰退。（如冷战早期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
理论推导：在多极和两极体系中，正是那些正在衰退的国家会发动战争。无论属于两极还是多极体系，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力量占有优势但却正在衰退，而在其他两种力量上占有优势且正在增长，它就不大可能为衰退感到担忧。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潜在力量非常强大并处于上升期，它应该仅仅通过加大军费的投入就能够抑制军事力量的下滑趋势。但是，一个在军事力量上拥有优势而在经济尤其是潜在力量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更可能相信，一旦其军事力量出现衰退，进一步的衰退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还会加剧。处于霸权地位的军事大国往往会对未来感到悲观，因而更有可能发动大战。当一个国家拥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后，或许由于政府或领导层的更替，或许仅仅是因为其强势地位，其意图都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
在多极体系中，一个国家只需要不到整个体系军事力量的50%，就可以利用对手结盟时在协调其军事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有一定的把握在谋求霸权方面获得成功。结盟的力量要小于各国力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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