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者与学术精神
记者：我发现，您这一代和更老一辈的学者对学术都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您认为这种精神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钱老师：教育、学术本身有自救的能力，它本身就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真正献身学术的人，他会发现学术是很迷人的。就我来说，鲁迅就在我的脑海中，我每次读他的作品都会有新鲜的发现。真正懂了以后，学术本身的力量是让人痴迷的，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是痴迷学术的。现在很多读书人功利性很强，他其实是没有真正进入学术。这其中的根源不见得是外在的培养环境，而往往是个体本身的问题。现在很多人经常责怪外在环境，动不动就把个人的问题归咎于体制，但是我们现在知识分子再糟，有谁比司马迁更惨？如果心中真正有理想与信念，真的被学术所吸引，是可以做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名与利的束缚和诱惑，而成为真正的学者，甚至是伟大的学者。
记者：前几年有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大家也都为中国不能出现世界顶尖的学术人才而痛心疾首。其实人才的成长过程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没有合理的学术道路，天才也不可能成为大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什么是大学者，一个大学者究竟应该走一种什么样的路子？
钱老师：大学者和一般好学者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他的思想和学术具有原创性。当今的中国，没有大学者，说严重一点，四九年以后没有大学者，甚至可以说近代就没有大学者。比如朱光潜先生学问很大很深，但是他没有建立起“朱光潜美学体系”，他的长处是讲西方美学史。再如冯友兰先生，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但他的哲学不是很能够经得起考验，他最大的成功也只是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也不是大学者。
我认为大学者首先需要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朱光潜和冯友兰先生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他们是有可能成为大学者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多了，其中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真正的大学者。而我们现在学贯古今中外的老一辈学者这几年都死光了，活着的基本是五十年代以后受教育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一代人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在批判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背景下长大的，所以我们的知识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不能够成为大学者。王瑶先生评价我说，“第一，你不懂外文；第二，你的古代文化修养不够”，这就注定了我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其实我是有代表性的，虽然现在很受大家的尊敬，但实际上都是虚的，属于“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当今知识分子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要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现实，要么就关心得太具体，没有超越性的思考。我认为大学者还必须有大境界、大关怀。他关心的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而且关注整个人类世界、宇宙这样的一些大问题。我们国家需要大学者，人类也正期待这样的大学者出现。现在所有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都出现了危机，甚至可以说现存的所有文化都出现了危机，这给人类带来全新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全球性的文化危机、发展危机，也正是一个转机，现在正需要一个人物，也许是一批大学者，他们深刻地了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模式和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弊病和存在的合理性，并超越其上，提出一种新的综合的理想。
记者：北大这些年一直说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世界一流学者。
钱老师：提出要办世界一流大学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强调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下来的一定是一些具体、量化的指标，可是“世界一流大学”更主要地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一流的学术精神。现在北大常常讲每年培养了多少人出国留学，但同样是出国，现在的留学生和过去能比吗？我曾经讲过，大学首先是保守性的功能，它负责精神和知识的传递，是精神的堡垒，不能样样都与时俱进，必须守住一些东西。现在北大很多传统精神都没有守住，这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背道而驰的。
大学应该允许教师对既成的学术、既成的体系、既成的文化发表挑战性的言论。这种新思想在最初必然以异端形象出现，但没有胡思乱想就没有新思想，大学必须保障这种胡说八道、胡思乱想的基本自由、基本空间。经济有特区，而且很成功，我想学术与思想也可以有特区。大学可以成为学术和思想的特区，在这个地方一切话都是可以说的，体制也按学术的思路运作。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在校园里落实自由与民主的权利。这不光是学术的需要，对现在的中国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学可以成为民主选举的试验地。既然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实践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大学为什么不可以先行一步？为什么大学系主任、甚至校长不可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通过这些民主实践还可以训练学生，因为民主、自由不仅是一个理念，还包括一些技巧、技能、习惯，怎么行使权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大学就应该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这也是为国家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
记者：除了大的理念、制度方面，您觉得北大在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有什么缺陷吗？
钱老师：在课程设置上，北大应该偏向于基本的理论研究。现在北大的培养目标是混乱的。同样是法律系，北大的法律系应该更注重锻炼学生的法律思考能力，而不是教授如何做律师；同样是经济系，北大应该培养出经济学家，而不是具体买卖股票的技术型人才。概括地说，北大应该培养怎样的人才呢？一是应该培养思想家，二是应该培养专业领域中能够提出新思想、新方向的人，也就是真正的学术带头人。北大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保存一些绝学，尽管这门学问只有几个人研究。整个社会也许并不太需要这门学科，但在少数像北大这样的学校，要容纳这样的学科和人才，这也是北大的传统。
记者：您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是在用经济和战争的逻辑来管理大学和学术，您能不能谈一下究竟什么是学术逻辑？
钱老师：其实我刚才讲的两点都是学术逻辑，学术评价体制要容纳一些看起来是“异端”的思想，也就说学术上必须兼容并包，而不是整齐划一，这样才能鼓励学术的发展，并且保护学术的新生力量。现在的年轻学者、年轻教师的新创造是被压制住的，因为新创造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现在的论文答辩制度恰恰不鼓励这种创造性。我当年做教授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常常过不了关，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提出太新的东西，但这通常是不成熟的，很容易被挑刺，在挑刺的过程中常常就把它内在合理的东西给扼杀了。后来我被迫跟学生说，做毕业论文不要是写自己最好的东西，有锋芒的东西必须删掉，要四平八稳，否则过不了关。创造性和缺陷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对缺陷要严格要求，但必须宽容，不然新的东西就冒不出来。
现在研究生的学术环境其实是不如我们当年的。当年我们的老师都是有名的大教授，他们在“文革”中压抑多年，迫切需要有人接他的班，因此恨不得马上把我们推到学术前沿去。但现在一些掌握学术权力的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学霸，他越发现一个年轻人可能超过他，他就越压制，这是学术界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就鼓励跟我意见不一样的同学，因为我有自信，即使他超过我，我还是有价值的；有些人没自信，他想的是更优秀的年轻人一出来他就完了。真有学问的人是不怕别人超过自己的，反而会形成良性的学术互动。
记者：条件改善了，政治宽松了，为什么北大的学术环境会“今不如昔”？
钱老师：根本的问题还是利益之争。历史上用政治的方式改变北大的企图实际都失败了，但最近这十多年来，当局用经济的手段把北大彻底地改造了，而且没给北大师生造成多少痛苦，大家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换了血。我们的教师在很大程度上被收编了，评职称的那一大套就使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跟它走，这被我称为新的科举制度。当然话说回来，你也不能说北大精神完全消失了，大家埋怨失去了很多，这本身就意味着那种精神和理想还在。
记者：独立性是对一位真正学者的基本要求。对政治的屈服，对名利的依赖，都会使学者丧失独立性。
钱老师：现在国家对知识分子，特别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是有两点要求的：第一，要同意国家提出的新思想、新主张，然后要表示支持和拥护，比如不可以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提出不同意见；第二，需要你从学理上、学术上解释这些新思想和新主张的合理性。一旦知识分子变成了对执政党或政府的某种思想的赞同者、解释者、宣传者和表演者的话，也就失去了独立性，因为这其中没有任何新的创造，甚至没有最基本的质疑和批评。过去的体制对知识分子采取命令或者政治高压的手段制服，现在换做经济手段愿者上钩。其实后者更可怕，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了过去那种与黑暗政治对抗的悲壮精神，只有“舒舒服服”、平庸地死去。
我并不是主张知识分子必须在体制外做批判者，这也做不到，但是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光靠知识分子本人的修养和自觉性是不够的，所以我主张要靠立法来保证学术自由和民主权利，而学者的独立性其实也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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