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哥特风格的大幅拱窗，可以看见上海的历史。
教堂内的彩色玻璃。
1922年的建筑依然故我
1922年，在苏州河岸边一条叫昆山路的马路上，有一座教堂艾自屹立。
十分遗憾的是：这座教堂的建筑设计师是谁似乎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明了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和雄心：它取名为景林堂（多少年后，景林堂被改作景灵堂），景林——这个教堂是被用来纪念已经去世15年的上海传教士中特别的一个林乐知牧师的。
1922年，上海天空下，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景林堂，有着十分清新悦目的清水红砖墙体，而若说它的正立面，借用建筑专家的术语则是“三个对称排列的山墙构成”，对市民与信徒们来说，他们所目睹的应是正立面上那个带有鲜明的哥特风格的大幅拱窗，大幅拱窗有两层楼高，拱窗的窗户下面，人们应能够看到白色的草样装饰物，当然，人们是无法看到它的平面，平面为巴西利卡式，是对灵魂获救的一种永恒的寓意。
景林堂的副堂在底楼，而主堂设在二楼和三楼。当人们进入主堂，虽然它不像华美的圣三一堂那样地具有强烈震撼力，也不像清心堂那样地造型别出心裁，但头上的木屋架还是十分舒展地展开着，天光正从两边窗户中漏进，彩色玻璃让屋内空间充满了一种迷幻的感觉，圣台上方，十字架正端庄地呈现。
1922年，那是上海将它拥有十座城门的老墙一气拆了之后的第10个年头，亦是上海纳税西人会议通过设立华人咨询委员会已有两个年头，上海经济已经处于将对整个中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前夜，它呈现的已经远远不再是吴淞江边叫“上海浦”所展现的那点气象了，它将领有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景林堂便在这时屹立在了虹口这一带，它高墙上的十字架让人想起传教士林乐知。
景灵堂的由来及历史溯源
现在让我们回望一下历史，看看景林堂起源于什么。
1860年的7月，上海苦夏中的一天，美国南方卫斯理宗派遣的传教士林乐知抵达了上海。
对开埠后的上海来说，林乐知来得不算太早，在他之前，1832年6月19日，普鲁士波美拉尼亚人郭士立已经悄悄来过上海；1843年，伦敦会的麦都思与雒魏林也到达了上海；1844年，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抵达了上海；而1847年，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亦到达了上海。
作为一个传教士，林乐知或许没有让多少人皈依基督教，但他在中国上海留下的烙印却是深刻的，用另外一个传教士傅兰雅的话来说，当美国南北战争开打后，林乐知被差会断绝了经费，但他“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教英文，午后赴江南制造局翻译外文书，夜间编辑报纸，主日则到处布道。十年间从未有片刻闲暇”。
1868，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新报》，到1874年，这份报纸改名为《万国公报》，因报纸偏重于介绍“西学新知”，受到当时中国上海许多新派知识分子的欣赏。
1882年，美国监理会委任林乐知为中国传教团团长，林乐知因此购买下了苏州河以北41亩土地作为传教据点，其中，中西书院的推出，是林乐知对上海的贡献之一。书院的校址设在后来的景林堂对面，这是一幢白色外墙的新古典建筑。
这个时期，林乐知还开设了印书馆，建造书院教师、传教士住宅，又兴建了大批公寓楼房用来出租。
1886年11月17日，在中西书院对面的林乐知住宅里，举行了中华监理公会的第一次年会。
岁月如流水一般无声地流过。当林乐知于1907年在上海去世后，他留在身后的是开办的学校与创立的报社。某种意义上，他与1870年到达上海的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有些相似，后者在上海广学会这个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的工作，出版了《在华四十五年》、《百年一觉》、《泰西新史揽要》等影响中国晚清社会一代知识分子的重要著作，而林乐知亦以他创办的中西学院和《万国公报》，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
到20世纪20年代，距离林乐知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0多年后，鉴于信徒人数不断增长，监理公会在东吴师生与中西教友的捐助下，在东吴法学院的对面兴建了一座规模颇大的基督教堂，取名景林堂，表示对林乐知的怀念之意。
历史烟云中的那幢建筑
2013年11月22日下午，天色或阴或晴。当我们到达景灵堂时，余江牧师正等着接受我们的采访。1989年在神学院就读的余江牧师，2003年的7月来到景灵堂工作，2004年成为主任牧师。
话题很快说开，健谈的余江牧师先说起了景灵堂历史，其中便说到了宋耀如，一个对中国近代史有着相当意义的家族的源头人物。
从美国读完神学回到上海，宋耀如一度曾在景灵堂当过牧师，不过，或许是因了急于回老家探望父母，或许因了不会讲国语、更不会讲上海话给牧师工作带来的种种不便，还或许因了向来特立独行的个性，总之，宋耀如早早地离开了景林堂，在从商方面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其中，宋耀如开办起印刷厂。
在宋耀如的子女中，小女儿宋美龄对宗教是相当的虔诚，1917年至1927年期间，每每来到景林堂，成为唱诗班的一个成员。以后成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是景林堂的常客，只是始终有一点来去匆匆。历史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那时，每当礼拜日子，宋耀如太太，也即宋子文的母亲倪桂珍总会早早地坐在景林堂主堂第一排加座上，俄顷，频频回头，是看看儿子是否正点到达的意思。那宋子文，总是踩着时间风一般地进入教堂，做完礼拜，又风一般地上车走人，让倪桂珍若有所失。
时间到了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在上海，日军蝗虫般地从当年华界涌进了上海公共租界，也涌进了公共租界中的所有教堂，他们将西方牧师一律关进了设在青浦的集中营中，景林堂牧师也不能幸免，在景林堂人去楼空当儿，日军还放肆地将阵亡士兵的骨灰放在了教堂圣台上。
蒙受亵渎的景林堂就此中断礼拜长达八年。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景林堂得以再见天日，信徒再来礼拜。
那以后，岁月又经过了多少个春秋，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是在1981年吧，景林堂改名景灵堂，”余江牧师说道，“又一部历史开始了。”
景灵堂成为上海第三座复堂的教堂，而今它是虹口区基督教的总堂，下属多伦路的鸿德堂、江湾的基督堂。这之间，景灵堂有着许多故事可以叙述，其中之一便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噩耗传来，景灵堂上下无不为之悲痛，随后那个礼拜日，余江牧师等心潮激荡地在景灵堂里号召众教友为四川民众奉献捐助，一日内，竟然筹得55万钱款送往汶川，当日晚上，景灵堂还为遇难者做了祷告……
傍晚5点，我与余江牧师告别，复又站在昆山路上，遥遥地，再次观看着这座由清水红砖结构而成的建筑。虽然，它不如圣三一教堂那般华丽，也不如清心堂般怪异，但看似平实的造型中其实孕育了上海历史的一部分。那刻，时空交错中的我意识到，从遥远的1922年到如今的2013年，倏尔之间时光已过去整整91年，而91年的景灵堂又岂是我这篇小文能够全然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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