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祖先祭祀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包括民间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文化习俗。自天子至庶人，按时祭祀祖先，或许与呼吸空气一样重要。传统儒家认为，父母在时要以礼事奉，父母去世也当以礼祭祀。当然，所谓礼是有等级区别的，但以虔敬的态度去祭祀先人则是共通的。
祭祖之礼相关常识
壹
祭祖礼的历史与形式
古代天子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祀时，以始祖配祀，称为禘礼，是古代天子祭祖中最为重大的礼仪。
早期王朝的皇族是可以在血缘上追溯到上古帝王的，比如周人以后稷为始祖，而帝喾为所自出之帝，所以周人立太庙以喾为所自出之帝，而以后稷配之。祭天之礼一节已经阐述过，早期天子所出的祖先，就是他们的上帝，周人的上帝就是帝喾。只是在室内进行的称为禘礼，在室外进行的称为郊礼。
虽然禘礼很重要，但自宋神宗始，不得不被废除。因为汉以降，已经很难从血缘上为皇族追溯上古的帝王了。宋神宗时，有儒者建议行禘礼以标榜所谓政通人和，但神宗回答：
“禘者，本以审禘祖之所自出，故礼，不王不禘。秦汉以后，谱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则禘礼可废也。” （《宋史·礼十》）
既然弄不清血缘联系，那么强调血缘的禘礼也就必然是要消亡的。又随着宋明理学的崛起，“上帝”或“天”概念的逐渐抽象化与性理化，它与血缘上祖先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实际上，此后禘礼与郊礼也就成为两回事了。
有明一代，禘礼的不可行已经成为儒者们的共识，当时人认为“汉唐以来，世系无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并认为，宋以前“所谓禘祭，不过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翰林记》卷七）。也就是说，宋代的禘礼实际上是古代集中祭祀祖先的祫祭，早已名不副实。
但嘉靖十年（1531），情况有所变化，颁诏书曰：
朕仰惟太祖肇创洪图，奠清宇宙，扫除腥秽，复我文明。克享天心，君临亿兆，必自上世之积，乃出中夏之元圣。顾追报之典未举，而昧幼之怀罔遂。朕躬承祖鉴，恭行大禘礼。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庙，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举。著为成范，钦哉。
虽难以查考所自出之帝，但皇帝仍勉强举行禘礼，嘉靖帝决定仅在牌位上写“皇初祖”三字，并以太祖配祀。嘉靖在谱系完全失传的情况下，仍强行禘礼，也正从侧面体现了禘礼对于稳固皇权的重要性。
禘礼外，最重要的是祫礼，意即将祖先牌位集中祭祀。上古不成文地规定了三年一祫，于孟冬进行；五年一禘，于孟夏进行。周代以降，天子每年都要行禘祫礼，四时还有额外的祫祭。比如，明代朝廷所供奉的祖先中，朱元璋以上有他的高祖（德祖玄皇帝）、曾祖（懿祖恒皇帝）、祖父（熙祖裕皇帝）、父亲（仁祖纯皇帝）。每年十二月中旬大祫，（洪武元年时）德祖皇考妣神位居中南向，懿祖皇考妣神位居东第一位西向，熙祖皇考妣神位居西第一位东向，仁祖皇考妣神位居东第二位西向。以后，仁宗、英宗、孝宗、睿宗，在东边寝殿西向而祭；宣宗、宪宗、武宗，在西边寝殿东向而祭。其中，成祖在东殿北向而祭。祭祀时，皇帝为德祖帝后献祭，大臣十二人分祭诸帝，内臣十二人献诸后。
按照周礼，禘祫外，天子还有祠、禴、尝、烝四时之祭，也属祫祭，区别在于祭品的不同。祠祭时，要献羔羊与水于祖先寝庙；禴祭时，献雉鸡与麦、黍于祖先寝庙；尝祭时，献犬与稻谷于祖先寝庙；烝祭时，献鱼于祖先寝庙。这些定期祭祀，属于宗庙常祀。明代的规矩为，立春特享，皇帝祭太祖，大臣八人祭诸帝，内臣八人祭诸后。立夏时祫，太祖南向，成祖北向，其余七宗东西相向。立秋与立冬时祫皆如夏礼。
普通人的祭祖礼没有那么复杂。《礼记·王制》规定，天子可以向上追溯七代祖先以祭祀，诸侯祭祀五代祖先，大夫祭祀三代祖先，士人和庶民只能祭祀自己的父亲。也就是说，普通人只要限制祭祀祖先的代数即可，祭祀方式上并无过多的规定，也无僭越的可能性。
贰
宗庙制度
祭祀祖先的地方称为庙，这一称呼有别于佛教的寺、院与道教的宫、观，是儒教祠祀祖先之场所的特定称谓。《礼记·王制》规定：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礼记》规定了早期中国的祖先祠祀制度，也就是说，根据社会等级的不同，所祭祀的祖先代数是有区别的，地位越高，可祭祀的祖先代数越多。
在所祭祀的祖庙中，还有迁庙与不迁之庙的区别。迁庙，指随着代数的增加，超出了规定祭祀的代数范围，则要把神主藏起来不再祭祀。古人认为，高祖以上，与子孙亲尽了，因此不再祭祀，故又称为毁庙。而不迁之庙，指不受代数限制，永远得到子孙祭祀的祖先。一般来说，只有天子才能祭祀不迁之庙，又称祧庙。
但这一定制到了宋代逐渐被淘汰了，北宋初的儒者程颐说：
士大夫必建家庙……以太祖面东，左昭右穆而已。……太祖之设，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衔位而已。 （《二程外书·朱公掞录拾遗》）
可见，有宋一代，士大夫在家庙祭祀中已经不受代数限制的约束了。至南宋，朱熹倡导起民间的祠堂制度，他说：“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时，必须首先保护祠堂内的物品，“或有水火盗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 （《朱子家礼》卷一）。也就是说，南宋时，没有爵位的人也可以在庙中祭祀祖先了。
到明代，祠堂正式被国家列入祀典。《明史·礼志》规定，仿照朱熹的祠堂制度，品官可建立本家族的祠堂，于是彻底打破了贵族家庙祭祖的权力垄断。明代规定，品官祠堂祭祀为高祖、曾祖、祖、祢四世，庶人能祭祀的祖先为祖、祢，这也是庶人祠堂祭祀与品官祭祀的唯一不同处。虽然所祭代数有所限制，但庙祭祖先已经成为国家制度。
有清一代，全民性的宗族制度得到国家鼓励。康熙九年（1670），颁布了“上谕十六条”，首条“敦孝弟以重人伦”，其次即为“笃宗族以昭雍睦”。雍正二年（1724），又颁布《圣谕广训》逐条解释“上谕十六条”，其中说到“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这就是敬奉祖先、教化乡里、守望相助、团结族人。清朝官方清楚地认识到，要向更为基层的百姓贯彻儒家伦理，祠堂比书院更有效果。
质言之，家庙制度的平民化，即祠堂制度的普及，不但是儒家教化方式不断改进的表现，更是中国社会对儒家价值不断需求的结果。
叁
神主的历史与规制
神主牌位，是中国传统祭祖礼仪中最为重要的道具，在典籍中一般省称为“主”，最早见于《礼记·曲礼》。又称“神牌”、“神位”，“牌位”一名出现较晚。
古人祭神是有明确对象的，祖先不可能真的来，但古人认为，祭祀时，祖先的气是会因为子孙的感动而聚拢来。神主牌位的作用，就是使神灵之气聚拢来时有所依凭。因此古人讲：
祔而立主，使神依之也。 （《读礼通考》卷五十六）
牌位因为依附了灵魂而有灵性，所以又称为神主，有主宰的意思。
其实在古代，不仅仅祭祀祖先需要神主，祭祀自然神也需要神主。上文所提到的在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的祭祀中，其祭祀对象都是神主牌位。当然，自然神只有天子与各地主祭的地方官才能感格而来，普通百姓是不能祭祀的。
事实上，早期也并非任何人死后都能立神主，只有天子、诸侯才有立神主的权力，士大夫及以下都无权立神主。但是在祭祀的仪式中，祭祀的对象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说，来歆享祭祀的鬼神是需要有所凭依的，为了变通，古人使用“几”、“束帛”、“筵”等来代替，从而解决了形式上的问题。《仪礼》中的许多仪式场合都会摆放“几”、“帛”，其目的就是用以迎接神灵。
此外，也有把石头作为神主的。有一次，周厉王的太庙失火，为了吸取教训，保护牌位，朝廷于是为所有木质牌位都特制了石函。存放神主的石函称之为祏（ｓｈí），后世继承了这个传统。孔颖达说：
每庙木主皆以石函盛之，当祭则出之，事毕则纳于函，藏于庙之北壁之内，所以辟火灾也。 （《左传注疏》卷四十八）
可能因此获得了灵感，卫国大夫孔悝别出心裁地把石头制作成神主来祭祀，规避了大夫不能立神主的规矩，于是大夫立石主成为当时的风气，这故事叫作“孔悝反祏”。
后来，木神主的使用逐渐普及开来。为了进行等级区分，至元六年（1269），元朝皇帝竟将祖先的神主改为木质镀金。《元史·祭祀志》记载：
十二月，命国师僧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始造木质金表牌位十有六，设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前，为太庙荐佛事之始。……昔者，因修太庙，奉迁金牌位于馔幕殿，设以金椅，其栗主栗主，用栗木做成的神主，后世通称宗庙神主为栗主。却与旧主牌位各贮箱内，安置金椅下。 （卷七十四）
太庙里供奉起金牌位，而原来的旧木主则安置在金椅下，其奢华可见一斑。也难怪，后来元朝的太庙竟招来了盗贼的垂涎，真是令人捧腹。
普通人家的神主虽不如此精致，但也总是被格外尊崇。《朱子家礼》规定，普通人家也应该把神主藏在椟中，南向安置，神龛外垂下小帘，置香炉香盒于其前。这样的布置，虽然简单朴素，却又不失慎重与典雅，可见神主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地位之特别。
神主的制作与书写规范成于宋儒程颐撰写的《作主式》，该规范成为后世神主制作的标准。他规定，神主的基座（趺）四寸见方，象征四季；总高一尺二寸，象征十二月；身宽三十分，象征每月三十天；基座与牌位皆厚十二分，象征每日十二时。牌位正面写“属”（如高、曾、祖、考）、“称谓”（官、号、排行），旁题主祀者之名（如孝子某奉祀）。背面“陷中”处，书爵与姓名（如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第几神主），陷中长六寸，阔一寸。如果子孙延续而辈分增高，可以涂改更正。（《二程文集》卷十一）
程颐给出的是适用于民间的神主制作规范，总体上较为俭朴实用。而官方使用的神主牌位，除了沿袭传统上一般的规范外，还需要更多的特殊规范，突显皇家的至高无上，从而服务于国家宗庙祭祀。《元史·祭祀志》记载，至元三年（1266），太保刘秉中考古制，制定神主“高一尺二寸，上顶圜径二寸八分，四厢合剡一寸一分。上下四方穿，中央通孔，径九分，以光漆题尊谥于背上。匮趺底盖俱方，底自下而上，盖从上而下，底齐趺，方一尺，厚三寸，皆准元祐古尺图。主及匮趺，皆用栗木，匮趺并用玄漆，设祏室以安奉”。
较之元朝，明朝对神主牌位的规格制定得更为详细。《明史·礼志》记载：
“凡神位，天地、祖宗曰神版，余曰神牌。圜丘神版长二尺五寸，广五寸，厚一寸，趺高五寸，以栗木为之。正位题曰昊天上帝，配位题曰某祖某皇帝，并黄质金字。从祀风云雷雨位版，赤质金字。神席，上帝用龙椅龙案，上施锦褥，配位同。从祀，位置于案，不设席。方丘正位曰皇地祇，配位及从祀，制并同圜丘。奉先殿帝后神主，高尺二寸，广四寸，趺高二寸，用木，饰以金，镂以青字。龛高二尺，广二尺，趺高四寸，朱漆镂金龙凤花版，开二窗，施红纱，侧用金铜环，内织金文绮为藉。社稷，社主用石，高五尺，广五尺，上微锐。立于坛上，半在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洪武十年，皆设木主，丹漆之。祭毕，贮于库，仍用石主埋坛中，微露其末。后奉祖配，其位制涂金牌座，如先圣椟用架罩。嘉靖中，藏于寝庙。帝、社稷神位以木，高一尺八寸，广三寸，朱漆质金书。坛南置石龛，以藏神位。王府州县社主皆用石，长二尺五寸，广尺五寸。日月坛神位，以松柏为之，长二尺五寸，广五寸，趺高五寸，朱漆金字。余仿此。” （卷四十七）
从明代的文献记载看，其制作，从材料、尺寸到装饰，较之前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兼顾审美与标准化的双重要求，可谓把国家神灵的尊荣体现得无以复加。
选自周贇著《中国古代礼仪文化》，原标题为《祭祖之礼》，
中华书局2019年9月出版。
《中国古代礼仪文化》
著者：周贇
中华书局 201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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