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八大，石涛，花鸟画，风格
八大与石涛是清初著名的书画家、诗人。二人皆为明王室后裔，明亡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由禅门入道教，将佛、道三家思想融于绘画，体现出不同于前人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二人花鸟画都是在“师造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取舍态度上，他们根据当时的时代特征对既有的理论、绘画特色保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并矢志不渝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也体现出二人在艺术个性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通过比较二人花鸟画创作的异同，给后世画家在花鸟画创作以启示：既要学习八大的由简入繁、朴拙自然，又要学习石涛的由繁入简，潇洒肆意的绘画特色。
八大与石涛的这种身世相似、成就相当、绘画上又相互影响的案例，在整个世界艺术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二人花鸟画中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和人格魅力与整个中国文人特有的文学素养结合在一起，不断创作出一幅幅震撼心灵的旷世奇作。无论是八大亦或者是石涛，他们在整个艺术史上都是不可忽视的耀眼巨星，他们的绘画如同他们波折的一生色彩奇幻、艳丽夺目，对以后乃至当今的整个画坛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本论文通过比较八大与石涛花鸟画艺术思想、绘画风格、具体作品分析，来体现二人花鸟画创作的异同，为以后花鸟画的研究提供更多依据。
明朝灭亡，作为“异族”的清朝统治者取而代之。这不仅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更对汉族子弟带来了无法言说的创痛。而作为“明遗民”的八大和石涛，正是这种改朝换代历史背景下的牺牲品。但二人并不为社会条件所牵累，而是在这场社会巨变中相继崛起，不断创作出一幅幅震撼人心的花鸟画作品，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八大与石涛同为“遗民画家”，又有着几近相同的人生经历，甚至都走着同样参禅修道的艺术道路。本文就是在这种相似背景下来比较八大与石涛花鸟画艺术思想、绘画风格的异同，为将来的花鸟画艺术研究提供借鉴。
现当代研究八大、石涛花鸟画的专著很多，这些专著大部分是从八大和石涛个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其生存情况、艺术创新、美学思想以及绘画风格等方面进步，几乎有很少一部分著作是将同时期、同境遇的石涛和八大的花鸟画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讲其共性，而很少涉及二人花鸟画的不同之处。
关于二人花鸟画研究的专著很多，主要有：汪洋在其著作《清初遗民在绘画中的时代特色》中详细介绍了清初明遗民画家的隐逸、逃禅的特殊生活方式，以及他们重视“道法自然”的审美主张；李启色在《“清初四僧”艺术成就及成因》中描述画家生平以及作为“遗民画家”对后世的影响；陈平安在其文章《移民情节下的石涛与朱耷绘画风格比较》中则从“遗民画家”的角度详尽的比较了了二人的艺术风格、绘画面貌和绘画特点，最后提出了在遗民状态下将二人进行比较的意义以及对当代绘画发展带来的影响。以上研究主要还是侧重于某些特定身份下，二人各自的生活经历、艺术思想和对后世的影响。
综上所述，各种关于八大和石涛花鸟画研究的文献很多，但关于二人对比研究的资料较少，而且主要侧重于生平经历和艺术成因方面。既然二人都是“遗民画家”，那同是“遗民”，差别在哪？同是走的参禅修道之路，那绘画风格和艺术思想为何又有所不同？同是相同时代写意画家，同一题材的绘画又有何差异？这正是本文想探究的问题。本课题将两个人物的生平、画风及思想进行完整的分析对比，体现出八大与石涛在花鸟画创作上的异同，从而更好地研究与创新当代花鸟画。
石涛生平及遗民画家身份——生平境遇
每个王朝的更迭都要经历刻骨铭心之痛。清兵入关，明王朝灭亡对于每个汉族子弟来说都是不可磨灭的耻辱。对于大部分文人来说，他们都无法“投笔从戎”，救国家于水火。而拥有着“明遗民”特殊身份的八大与石涛更是这种国破家亡之痛的切身体会者。八大与石涛虽同为皇族后裔，但人生经历却并不完全相同。清兵入关时八大已经成年，这种“国破山河在”的凄楚已无法言说，他同清政府视若水火，加上清政府对明朝后裔的全力清剿，更让八大生活在一种悲痛后的恐惧中。石涛与八大不同，明朝灭亡时，石涛年仅三岁，少不更事的他根本无法体会山河破碎的痛楚。他的出家同八大政治立场的选择不同，石涛出家是一种被迫的出家，也是一种逃避祸难的方式，这与八大的避难出家有着本质区别。
八大从小生长在王府门第，世代受皇族庇护，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优越的家庭环境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绘画条件，他也因此在诗、书、绘画上显示出了极大的艺术才能。后来请兵入关，明王朝灭亡，朱氏一族就此没落，年仅十八岁的八大，才华也就此被埋没。明亡后，清政府加大对明遗民的迫害，八大选择隐居山林不问世事。五年后，清政府的统治日益稳固，对明遗民的态度有所缓和，并逐渐开始开科取士，允许满汉通婚。在这种政策放松的社会背景下，八大走出山林并削发为僧。但明宗室与清政府之间的仇恨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消失，明宗室一直在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进行着不懈努力。
与此同时，刚刚放松警惕的清王朝也加紧了对明遗民的清缴。八大虽已出家但也被牵涉其中，原以为从山中走出便可安然度世的八大此时又进入了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八大在精神上受到重挫，他胸闷郁结无处宣泄，精神忽好忽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大精神渐渐有了好转，甚至在几年的休养中，八大在艺术上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喜好他画作的名人雅士经常“置酒而招之”，山人吃饱喝足便手执笔墨，画作寥寥数笔而精神俱在。
后世在传其第二次佯狂疯傻原因上曾说道，当时的临川县令仰慕其才华，加上为了响应清政府号召，便请八大到家中做客。八大原就生性孤傲清高，而此时又是为清廷所服务，这将他的痛苦放大到极限，于是他时而大哭、时而大笑，烧了僧衣离开了临川官舍，再度开启了长达几年的癫狂模式。相对常人而言，艺术家的思想多少是有些不同之处的，八大也正是如此，这也为他的花鸟画创作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
石涛自幼命途多舛，三岁便亡国丧家、居无定所，又在无奈之下五岁便出家做了和尚。据史料记载，在石涛出家的寺庙里有位师兄，其书法字样同石涛书法近乎相似。由此推断，这位“师兄”可能是当年把石涛从家变中带出来的那位“仆人”。他受朱亨嘉嘱托，不仅确保了石涛的安全，还教会了石涛识文断字，是石涛人生的第一位导师。此说法也只是史传，并无确切资料可考。但从这个事件的侧面可得出石涛最初接受的也是儒家正统教育。正因为儒学讲求“修身、治国、平天下”，而这里的“修身”正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他要求士人有出世的精神，积极为社会所服务。因此石涛对生活是持积极态度的。他虽身在佛门但心向红尘，明亡的事实在他的心里已成定局，他对新朝并无对立情绪，加上又受当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作为一个有志才俊，他更多的是希望自身的才能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于是成年后便萌发出出仕新朝的想法，以实现其人生报复。
只是他的才能并不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赏识，在尝到了多次失败以后，便返回扬州，开始了他居无定所的漂泊人生。在石涛游历宣城之时，曾受和尚旅庵指点。旅庵让石涛趁着年经多游历天下名寺，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对石涛来说不仅仅是佛法上的指点，更对其将来的绘画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能量。而后石涛又以诗文会友，结识各地社会名流，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凡是去过黄山的人，都对他所画的《黄山图》赞不绝口。石涛曾三次游历黄山，黄山对石涛而言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熟悉黄山，黄山又给了他巍峨的景色，这对他的艺术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康熙南巡，当时南京的官员奉旨招募一批画家绘制江南景色为皇帝所赏鉴。石涛刚好在这批画家之列，他绘制的江南景色曾受到当地官员的褒奖。
康熙来到石涛下榻的寺院，接驾的和尚中石涛刚好就在里面，皇帝因见过石涛的画而记住了他的名字，这对石涛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对于石涛而言，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帝已经不是与他有世仇的外族统治者，而是一位“九五之尊”，他对皇帝的夸赞是喜上眉梢的，于是就有了后面两次的面圣经历。由此不难看出，虽然石涛已经出家为僧，但他从心理上还是希望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并希望通过自身的卓越才能而扬名。但是石涛的“野逸”绘画风格并不被上层社会所接受，当时占据社会主流的还是以“四王”为首的清新画法。#国学#
面对上流社会在艺术上的排挤，石涛毅然选择离京。石涛三次进京对他的绘画艺术来说并不是毫无用处的。他在京中结识了很多达官贵人，并从他们那里看到了无数珍藏的古代字画，并加以临摹修习，这对他自身的艺术创作也有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石涛决心告别清静寂寥的佛教生活大概是在他定居扬州的第三年。他在扬州建了“大涤草堂”，并蓄了发做了道士。在大涤草堂时，石涛已步入晚年，加上还俗后有身家之累，于是他开始创作大量作品，以卖画为生。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艺术创作的高标准高要求。石涛终其一生都在奋力于他的艺术创作，与此同时他还在理论著述上得到了巨大成就，如他的《苦瓜和尚语录》中提出的“一画”主张和“我自有我法”都对后来的绘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江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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