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昨天说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七月二十九日，元惠宗下诏让孛罗帖木儿即刻入宫。孛罗帖木儿入宫时，元惠宗躲在密室内，让杀手徐士等人埋伏于宫门，于是孛罗帖木儿被刺杀于延春阁李树之下。刺杀成后，徐士等人按照事前约定放出鸽子。元惠宗听到鸽子上的铃声后，就走出密室，下令杀尽孛罗帖木儿的部下，同时命人将孛罗帖木儿的人头装进匣子里，送到太原扩廓帖木儿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处。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扩廓帖木儿护送皇太子还京，元惠宗任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宫廷内斗告一段落。
元惠宗又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南下肃清江淮，不料却引发了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等诸多军阀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混战的局面。元惠宗怀疑扩廓帖木儿有异志，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领天下兵马，讨伐扩廓帖木儿。爱猷识理达腊领兵后，又调诸军攻打扩廓帖木儿。这场军阀混战一直持续到大都失守前夕，极大损耗了元朝的有生力量。元惠宗虽昏庸，亦知国难当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秘密在高丽济州岛建造宫殿，以备将来逃难之用。
在元朝内乱的期间内，朱元璋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群雄次第削平。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甲子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北伐发布《谕中原檄》，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大封诸将为公侯，分别为：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而后又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战死的丁德兴为济国公，汤和为信国公、冯国用封郢国公。
朱元璋北伐战争就是对元朝的一次战略决战，它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推翻元朝，并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问题，所以朱元璋是慎之又慎。为了尽可能地赢得这场胜利，朱元璋在出师之前显然已经对于整体作战方略有了比较成熟的谋划，对于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及军事部署，也都已进行了反复的周密的研究。可以说，他已经将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发挥到了极限，再想高明一分便不可能了！
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一样依赖交通线，古代战争更是特别倚重水路交通的，因为其运送方便且成本低，除非无水路可通。朱元璋此次北伐，战线拉得很长，而且是前所未有得长，基本上就是要争取打通京杭大运河这条干线，并且还要保证这条补给线不被元军骚扰乃至切断。只要这一目标能够达成，那么整个战争就不难稳操胜券了。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朱元璋很早就加强了骑兵的配备。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有力兵种，南方不容易发展养马业，所以朱元璋不得不到四方购买马匹。为了解决扩充骑兵的马匹问题，朱元璋也令长江两岸六府二州民间养马。随着北伐的进展，大明又不断在河南、山东、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陆续建立草场牧马。此外，还向各少数民族地区买马，以千方百计扩充骑兵。
深谋远虑的朱元璋认为北伐之战要稳扎稳打、各各击破、步步为营、逐次进取的战略。第一步派主力出两淮先取山东。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依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屏障来抵御起义军北上。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朱元璋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第二步再由湖北出偏师配合主力取河南，这样就斩断了元都的羽翼，而且还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第三步是夺下潼关，然后派重兵把守好潼关，这样关陇的元军就很难再增援元大都，或者切断朱元璋的后路了。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然后进兵孤立无援的元大都便不战可克。攻克之后，即可继续向西进兵，云中、太原以及关陇，便可席卷而下。
朱元璋的北伐构想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接着，一场改朝换代的北伐战争终于就要打响了。徐达和常遇春大军于十月二十四进抵淮安，即致书招谕山东元朝守臣王宣父子。王宣父子看到朱元璋的大军来到这里，也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与其被攻打到投降还不如现在投降，索性直接向徐达表明了自己投降的意思。朱元璋看到徐达轻而易举的拿下山东也是十分的高兴，于是开始派徐唐臣前去给他封王，还顺便封他为江淮平章执事，让他跟随着徐达进军北上。谁也没有想到这对父子的反复无常，在投降的时候还私自征兵想要除掉徐达，徐达直接攻打过去，直接将王宣杀掉。朱元璋并未追究责任，只能怪他们不识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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