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要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只知道路途很遥远。我幻想到那里也许能见到我的恋人，以此来安慰自己，减轻愁闷的情绪。在军舰上，我们姐妹还 得日夜不停地接待日本水兵。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于2月23日抵达海南岛海口市，住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第二天，我到日本人开的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直到现在 我还保存着这张相片呢。
我在海口市住了将近一年，同我一起在"慰安所"的有台湾妹子和菲律宾妹子。除了在日军司令部附近接待军人外，还要每月一次分批轮流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 问"。每批有十几人左右，在兵营的二三天中，接客更加频繁，有时不到一个小时就要接待一个军人，甚至月经未干也不放过。如果遇到残暴的军人，动作稍为迟缓 一点，就被拳打脚踢，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姐妹中有不少人病倒了，脸黄肌瘦，但稍好一点就被强令接客。更惨的是有的妹子已染上了性病还要被迫接客，直至下 身烂了，臭气难闻，这才在她床位上挂上红色的牌子，客人见了才不敢接近。昭和18年
(1942)1月，日军用军车送我到海南岛南端三亚，住在红沙旁边的慰安所。这个慰安所有52个姐妹，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更悲惨，由于战事紧张，来往军人更多，有时接待残暴的军人只好任他蹂躏而不敢吱声。
我来三亚不到两个月就患上疟疾，时冷时热，非常难受，但还要接客。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对我较好，他在我床边挂上红牌，客人不敢近了，我才能休息治疗，我 真感激他暗中保护我。但不久体格检查，发现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调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后来调来一个姓金的北朝鲜人当管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 我的恋人小崔和他一个部队，在华北地区跟中国军人作战，早已战死，死时距他来中国还不够三个月。听到这消息我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一场，不死算我命大 了。
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投降，日本兵一批批地撤离海南岛。我这个受日本兽兵折磨得身体很虚弱的女人被丢下了，有个别朝鲜兵和台湾兵因生病也被丢下了， 这时我结识了一位叫石建顺的北朝鲜青年，命运使我们结合为伴侣。1948年，我俩正式结婚，住在崖县荔枝沟，每天我俩去割茅草出卖维持生活，虽然生活清 苦，但比起昔日在日本人的慰安所中的屈辱生活，简直是天地之差了。我和石建顺结合七年，虽然没有生儿育女，可是生活还是愉快的。
1955年，厄运又降临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头上。和我相依为命的石建顺病故了，丢下我一个人艰难地生活。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对我这个异国女人很关心，给我 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安排我到保亭公路工区当养路工，公路工区的领导始终关心着我，退休后让我领百分之百的工资，分给好的房子住，这次患重病，领导派一 个年轻女工专门照顾我，并已为我备好一副一千多块钱的棺材。你问我想不想回韩国，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回去了，我在韩国只生活25年，而在中国土地上却已生 活了53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歧视我这样的女人，大家像对待亲姐妹一样对待我，我舍不得离开。如果问我还有什么希望，我只希望以后永远不再发生那可怕的 战争，让人们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口述者：朴来顺，韩国人。1948年居海南行政区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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