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金瓶梅词话》当成书于万历年间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过去长期流传的是“嘉靖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当为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此则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1]，屠本畯与屠隆是同里同宗，但屠本畯于万历二十九年罢官归里时，屠隆的已脱稿多年并早就仓卒送人，且屠隆不久即病死，故本畯未得睹其全本。
或许他从屠隆处得知一二，故竟能以肯定的语气并正确地说出这部他未见全貌的《金瓶梅》“书帙与《水浒传》相埒”云云，但在作者、成书问题上却改用“相传”云云的真假参半的含糊之词。
这或许是由于屠隆向他保密，也或许是他为屠隆保密。于是这种说法辗转相传，以后的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语，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大致因袭此说，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直到1933年10月，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才提出了成书于嘉靖间还是万历间的疑问。
他认为“《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年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紧接着，吴晗于1934年1月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将《金瓶梅词话》中的有关语词与明代史事相印证，进一步证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
于是，“万历说”占了上风，被广大研究者所承认。但近年来，也颇有一些学者对“万历说”提出异议。
例如，龙传仕先生的《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一文[2]，即逐点批驳了吴晗的说法，力主成书于嘉靖。
1984年1月日本《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日下翠女士的《金瓶梅成立年代考》，其观点与论证方法与龙文大致相同。
另外，主张《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主要活动于嘉靖年间）的徐朔方先生，理所当然地也对“万历说”作出了全面否定[3]。
这样，《金瓶梅》成书“是嘉靖间还是万历间”的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现在看来，郑振铎、吴晗的论证确有疏漏之处，龙传仕等先生的看法不无是处。但从总体来看，郑、吴两位的论据，并未被完全驳倒。
《论金瓶梅》
这里，且就吴晗文章所提到的“太仆寺马价银”问题略作分析。《金瓶梅词话》第七回有如下一段话：
妇人（孟玉楼）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
吴晗认为，太仆寺之贮马价银是从成化四年（1468）开始，但为数极微。
到隆庆二年（1568），藏银始多。但到万历初年，朝廷借支太仆银尚以非例为朝臣所谏诤。只有到了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才“朝政大变，太仆马价内廷日夜借支，宫监佞幸，为所欲为”。
“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
龙传士、日下翠、徐朔方诸位的驳论，无非是列举了一些事例来证明早在嘉靖年间借支马价银就已开始，或者已有相当数量。
其实，吴晗所论词话本中的“太仆寺马价银”，以及“皇庄”“皇木”“番子”等即使在嘉靖时期已经存在，也不能说作品就成立于嘉靖时期。
生于嘉靖二十一年而到嘉靖四十五年已25岁的屠隆等作家，在万历时期创作小说时，就完全有可能将嘉靖时期的情况描写出来。所以我认为龙传仕等的论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更何况如郑振铎提出的某些证据一时还难以否定，如《金瓶梅词话》中引用的《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于此的确可以“窥出不是嘉清作的消息来”。
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绝对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
为了证明《金瓶梅词话》确实成书于万历年间，本文愿进一步就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关于“残红水上飘”。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五回书童装旦时唱的“残红水上飘”四段曲子，乃是李日华的作品。
这在姚灵犀《瓶外卮言》中已经提到。魏子云先生曾运用这一材料来证明“李开先死时，李日华才四岁”，故“李开先不可能写定《金瓶梅》”[4]。
徐朔方先生在《<金瓶梅>成书新探》中对此作了如下辩解：
本文认为此曲是否李日华的作品未能成为定论。元明曲谱、曲选中署名搞错的例子不胜枚举。
李日华有《恬致堂集》四十卷传世，其中不载此曲，此其一；他的《味水轩日记》卷七提到《金瓶梅》而不提此事，此其二。
写作淫书是不名誉的事，但自己的作品被引入《金瓶梅》中，得以和前代名作《西厢记》（第六十一回）、《琵琶记》（第二十七回）并列，这是另一回事。
在李日华和他同时代的人看来决不是有失身份的事，何乐而不提它一笔呢？
事实上《南宫词纪》并未署错。此曲并非只见于此，在胡文焕《群音类选》、沈璟《南词韵选》中都有载录，且均署李日华的大名。
不过，此李日华非著《恬致堂集》、《味水轩日记》的浙江嘉兴李日华，而是改《北西厢》为南的江苏吴县李日华。这是因为《南词韵选》在此曲署名李日华下注有“直隶吴县人”。
此直隶为南直隶，相当于今之江苏、安徽地区。当然，吴县李日华的活动时间略早。
但当知道，此曲不见于嘉靖时代编成的、《金瓶梅词话》作者最乐意的引用的《雍熙乐府》《词林摘艳》中，而见于万历时期编成的《群音类选》、《南词韵选》、《南宫词纪》中。
可见，此曲流行于万历年间，被万历时代的作家所引用 的可能性最大。
二、关于《别头巾文》。
我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指出，《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抄引了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的屠隆的《别头巾文》（包含《哀头巾诗》、《祭头巾文》）。
《别头巾文》见于《开卷一笑》。《开卷一笑》是万历年间最初编成的[5]。这有力地证明了《金瓶梅》的作者即使不是屠隆，也至少是屠隆同时代或稍后的人物，决不可能是嘉靖间的名士。
《开卷一笑》书影
对于这个看法，至今尚有若干异议。
一、徐朔方先生认为，《祭头巾文》“和明代传奇《晬盘记》（一名《登科记》）中一出雷同”[6]，从而否定《别头巾文》的作者是屠隆。
但是，徐先生所指出的“《群音类选》第24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初版”的《晬盘记》，只有“万俟傅祭头巾”一节，其题目可以说与《别头巾文》中的《祭头巾文》稍有雷同。
而其实际内容与《金瓶梅词话》，与屠隆的《祭头巾文》完全不同。因而可以说，《晬盘记》与《金瓶梅词话》毫不搭界。《金瓶梅词话》还是抄引了屠隆的《祭头巾文》。
二、徐先生还从另一个角度否定屠隆是《祭头巾文》的作者说：“屠隆曾以一衲道人为号，但以一衲道人为号的并不一定只有他。”[7]
但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图书馆所藏三本第三卷均明确地刻着“一衲道人屠隆参阅”，而中山大学藏本扉页又刻着“一衲道人屠隆参阅”，而中山大学藏本扉页又刻着“屠赤水先生参阅”，所以这个一衲道人毫无疑问是屠隆。
三、张远芬先生引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一段话后说，屠隆的《别头巾文》“正处在这五回'赝作’的范围之内”，因此，“屠隆充其量也只可能是这五回'赝作’的作伪者，而绝不是《金瓶梅》的原作者。”[8]
对此，我曾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中着重说明了目前所见《万历野获编》的这段话并不可靠，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初刻即是全本[9]。此不赘。
这里要补充的是：沈德符最初看到《金瓶梅》时是“小修上公车”的万历三十七年，到万历四十八年邱志充出守后似乎还认为原本少五回。
可是屠隆早于万历三十三年已经去世，他怎么能补这五回“赝作”呢？可见，目前所见含有《别头巾文》的五回都是《金瓶梅词话》的原作。
总之，《开卷一笑》中的《别头巾中》即是屠隆所作，《金瓶梅词话》引用了这篇作品，则可证小说当作于万历年间。
三、关于陈四箴。
《金瓶梅词话》中的人名一般可分两类：
一类是真名，即历史或现实中确有其人，如蔡京、蔡攸、安忱、曾孝序、张叔夜、韩邦奇、凌云翼等；
另一类则为创作时编造的假名，其中许多一望而知是谐音，有寓意的。
张竹坡在《金瓶梅寓意说》中早就指出：“如车（扯）淡、管世（事）宽、游守（手）、郝（好）贤（闲），四人共一寓意也。又如李智（枝）、黄四，梅李尽黄，春光已暮，二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带水战一回，前云聂（捏）两湖、尚（上）小塘、汪北彦（沿），三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安忱（枕）、宋（送）乔年，喻色欲伤生，二人共一喻义也。……应伯（白）爵（嚼）字光候（喉）、谢希（携）大（带）字子（紫）纯（唇）、祝（住）实（十）念（年）、孙天化（话）字伯（不）修（羞）、常峙（时）节（借）、卜（不）志（知）道、吴（无）典恩、云里守（手）字非（飞）去、白赖光字光汤、贲（背）第（地）传、傅（负）自新（心）、甘（干）出身、韩道（捣）国（鬼）”等，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谱了寓意。
这些看法未必全部正确，难免有穿凿的地方，后人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如魏子云先生将韩道国理解成“寒到骨”等等，但总的来说，《金瓶梅》中的人名确实多有寓意。
因此，《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出现的“两司八府”中的“布政使陈四箴”这个名字就值得注意，因为它与万历年间的一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万历帝，贪于酒色财气，特别宠信郑贵妃，以致在册立太子问题上迟迟不下决断，颇有废长立幼（郑贵妃子）之意，引起朝廷内外不安，于是从万历十四年起大臣们围绕着这一问题纷纷谏诤，连年不断。
至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规劝皇上戒除酒色财气，并进陈有关酒色财气的“四箴”，言词十分尖锐，如关于色戒，雒于仁指责皇帝“宠十俊（十个小太监，男宠）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悬，此其病在恋色也。”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等著作中力证《金瓶梅》创作与作者讽谕这一政治事件有关，因而《金瓶梅词话》卷首酒色财气四贪词与雒于仁进陈四箴有关。这是魏先生《金瓶梅》研究中的重要创获。
据此，《金瓶梅》成书当然在万历十七年之后。但是，徐朔方先生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似乎以现代政治生活的经验为依据，断定雒于仁进陈酒色财气四箴之后，皇帝老子发了火，就不可能有人敢在书的开头写有四贪词。
他说：“《金瓶梅》卷首有酒色财气四贪词，当朱翊钧在位时，此书完成在这一事件之后是难以想象的。”[10]
因此，徐先生把《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断为“万历十七年”，即雒于仁陈四箴之前。事实上作家头脑中出现的“陈四箴”不会凭空而来，只能是现实的反映。
也就是说，只能在社会上先出现了雒于仁陈四箴的事件之后，才可能有“陈四箴”这个概念。那么，在万历十七年之前有没有另外的“陈四箴”事件呢？没有！
耶鲁大学郑培凯先生在台湾《中外文学》上首次发表的《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列举了丰富的有关酒色财气的种种说法，就是没有一条与“陈四箴”这样的概念有所联系的。
因此，《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只能在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疏之后。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金瓶梅词话》中与“陈四箴”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两位“左右参考”的大名，一个叫“何其高”，一个叫“季侃（廷）”（崇祯本加“廷”字）。
这样三个名字联在一起，雒于仁等侃侃谏诤于廷的“崇高”形象不是呼之欲出吗？这就使人更加觉得《金瓶梅词话》中出现“陈四箴”决不是偶然的。
《金瓶梅词话（注释）》
四、关于凌云翼。
《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山东“两司八府”的名单中还有一名“兖州府凌云翼”也值得注意。
凌云翼，乃实有其人，且与刘承禧也有瓜葛（详后）。《明史》卷二二二本传云：“凌云翼，字详山，太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按：与王世贞同科），……召为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河臣潘季驯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为戎政尚书，以病归。”
《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这个名字，据我看，不是作者编造时的无意巧合，而是有意的借用真名。
这是因为在“两司八府”中至少紧挨着凌云翼之后的两位知府都是用的真人名：“徐州府韩邦奇、济南府张叔夜”。征剿宋江的张叔夜为大家所熟知。
而韩邦奇也是明人，略早于凌云翼。韩、凌两人在嘉隆期间，乃至在万历初年，大名鼎鼎，作者怎么可能去生造一个为当世人们所熟知的与某大官相同的人名？
既是借用凌云翼这个人名，一般总在他身后，至少应在他从官场匿迹之后。
事实上，在这部小说中，恐怕也找不到比凌云翼更后的真人姓名了。《明史》、《明实录》等记载，凌云翼先以病归，于万历十五年因“家居骄纵”、“坑儒”而被夺官治罪（详后）。
从“诏夺官后卒”的语气来看，凌云翼不久即死。因此，我认为《金瓶梅词话》借用凌云翼这个真人名，也可证这部小说成于万历二十年前后，而如李开先、王世贞、贾三近之类，是很难想像会把同世的大官、甚至同僚、同科进士用真名写入这样一部小说的。
五、关于《金瓶梅词话》中的戏曲演出。
诚如徐朔方先生所言：“《金瓶梅》三分之一的回目都有戏曲演出的繁简不一的记载，包括笑乐院本、杂剧、南戏的演出实况在内。
这些资料和明代其它有关戏曲演出的文献作对照，无论对《金瓶梅》写定者的时代和籍贯都是最好的验证。”[11]
对于这个问题，章培恒老师曾在《论<金瓶梅词话>》中有一段扼要而中肯的论述：
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饮宴时演奏南曲为万历以后之事，其前皆用北曲。
而《金瓶梅词话》所写的盛大酒筵，如西门庆宴请宋巡按（四十九回），安郎中等宴请蔡九知府（七十四回），宋御史等宴请侯巡抚（七十六回），皆用“海盐子弟”演戏，显为万历时的习俗。
所以，此书当写成于万历时期[12]。
徐朔方先生也长于戏曲史研究，为笔者所钦慕。他在《<金瓶梅>成书新探》中比较详细和忠实地指出了嘉万间弋阳、海盐、昆山各腔依次代兴的情况和《金瓶梅词话》中有关戏曲演出的描写。
今就根据徐先生引证的情况来看，也恰恰证明了《金瓶梅词话》成书于万历年间，而不是他所断定的“万历元年（1573）之前”。我们先看徐先生论《金瓶梅》曰：
据《金瓶梅》的记载，……第五十二、六十、六十一回描写演唱南词、南曲，伴奏乐器是筝或琵琶。西门庆家正式宴请高级官员时，如第四十九、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六、六十三、六十四等回，演唱的都是海盐腔，尤以上面最后两回的记载比较详细。
全书没有一次提到昆曲或以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南戏。即使在第三十六回写到北方深受欢迎的“苏州戏子”时，那也不是昆曲演员。
这里节录的一段，主要说明了《金瓶梅》中搬演的南戏是海盐腔，而尚未带及昆腔。这与章老师所论相同。那么，这当为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请再看徐先生的分析：
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渭作《南词叙录》，上距李开先《宝剑记》初刻本十二年。
书中说弋阳腔流行最广，北到京师，南到闽广，其次为余姚腔、海盐腔。昆曲限于当地，象一切事物初起时一样，还在受人排斥，“或者非之，以为妄作”。
徐渭对此愤愤不平。《南词叙录》之后大约二十年，松江何良俊《四友斋曲说》云：
“近世北曲，虽郑卫之音，然犹古者总章北里之韵，梨园教坊之调，是可证也。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世后，北曲亦失传矣。”
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它说昆山腔当时已经取得对海盐腔的优势。
我们知道昆山腔在它的发源地苏州一带则在1540年前后已由梁辰鱼的《浣纱记》而勃兴。与此同时，沈璟晚年制订曲谱，虽然名为《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实际上他只为促进南曲中的一种即昆曲的繁荣而努力。
他的目的“欲令（戏曲）作者引商刻羽，尽弃其学，而是谱之从”（李鸿序）。这个意图正好说明在汤显祖、沈璟的时代，昆曲的统治地位还有待确立，或正在确立之中。
同时而略迟，万历三十八年（1610），王骥德《曲律》卷二说：“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
从《南词叙录》到《曲律》，以上各家年代先后不同，忠实地反映了弋阳、海盐、昆山各腔依次代兴的情况、简言之，这个依次代兴的情况是：隆万前是弋阳腔流行的时代，隆庆及万历初是海盐腔风靡的时代，约于万历三十年前后昆曲的地位还有待于确立或正在确立。
那么，主要描写“海盐子弟”的《金瓶梅词话》不正是于万历初至万历三十年间产生有最大的可能吗？
徐先生怎么同时又说它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后，万历元年（1573）之前”的作品呢？
总之，从《金瓶梅词话》中的戏曲描写看来，这部小说作于万历二十年前后、出于浙江人屠隆之手是最恰当不过的[13]。
至于《金瓶梅词话》创作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的问题，我曾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及《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有所论证[14]。
近阅魏子云先生注释《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回“四月二十三日壬子日”条云：
查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的四月廿三日是壬子，嘉靖四十年又一次，明神宗二十年再过一次，以下到万历四十六年又一次。注此以供研究本书问题者参考。
这可以说又给我添加了一条内证。四月二十三日正巧是壬子日，这一天是壬子又正巧在万历二十年，这些难道都是偶然巧合吗？
《黄霖说<金瓶梅>》图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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