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德 | 试论《金瓶梅》对颂“情”传统的颠覆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伦常的民族，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被称为“五伦”。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曰：“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

在传统文化观念中，“五伦”关系是人们必须遵从的行为规范，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五伦中包括了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些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人类最基本的情感。

“情”是维系人与人之间诸种关系、保证人类社会有序发展的基本元素，也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表现的永恒主题。可以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简直就是一部颂情的历史。

从这部历史中，处处可以看到亲情之醇、友情之诚、爱情之真。那些流芳百代的骚人墨客，大都因为在其作品中成功地描写、歌颂了“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人间真情，才成就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情”之为物，包容丰厚，但亲情、友情、爱情则是其最基本的内涵。它们之所以被历代文人热情歌颂，就在于它能给人间带来无尽温暖。

然而，世情小说《金瓶梅》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这种颂“情”传统给予了彻底的颠覆。

在作品中，人间真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亲情”之薄、“友情”之伪、“爱情”之假。透过这些描写，我们更加深刻地体味到了晚明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应，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对作品的创作意图给予了诠释。

《新刻金瓶梅词话》

（一）“亲情”之薄

亲情即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侄姑嫂等等。亲情是最能使人感到温暖的一种情感，自古以来歌颂亲情的作品数不胜数。

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夜忆舍弟》）；

白居易“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邯郸冬至夜思家》）；

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游子吟》）；

周密“夜深归客依筇行, 冷磷依萤聚土塍。村店月昏泥径滑，竹窗斜漏补衣灯”（《夜归》），尤其是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意蕴，已经成为千百年来表达亲情的一种经典。

这些作品千百年来为人们吟唱不绝，正在于其对人间亲情的由衷歌颂，表达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

　　然而，我们在第一部以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中，体会到的却是所谓的“亲情”的冷漠与疏离。

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是血缘关系中最为亲近的情感。父慈子孝，“百善孝为先”，强调的就是父辈对子女的慈爱及子女对生育自己的父母的孝敬。但《金瓶梅》中所表现的父子母女亲情却完全变了味。

潘金莲是作品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她九岁就被母亲卖到王招宣府“习学弹唱”[2]，后来被转卖到张大户家，又嫁给武大郎，最后被娶进西门庆家做了第五房小妾。这样一个“知书识字”的女人，对其辛苦养育自己的早寡的母亲却毫无情意。

她嫉妒李瓶儿，明知其子官哥儿胆子小，便故意折磨秋菊，惊吓官哥儿；母亲好心相劝，她却“把手只一推，险些儿不把潘姥姥推一交”，还骂“怪老货”，气得潘姥姥“呜呜咽咽哭起来了”（第五十八回）。

母亲来给她过生日，没有轿子钱，她却不肯给，最后还是孟玉楼出了一钱银子打发了轿夫。

潘姥姥曾对着迎春、如意等夸赞李瓶儿是“有仁义的姐姐，热心肠儿”，反倒说自己的亲生女儿“没人心，没人义”（第七十八回），连小厮玳安都说她“一个亲娘也不认的”。

在潘金莲这里，没有母女连心的亲近和承欢膝下的和乐，只有对母亲的不敬和冷淡疏离。

韩爱姐是书中守晚节的贞女，受到作者的褒奖。小说第三十回，写“年也将近四十，常有疾病”的翟管家委托西门庆替他寻一个“不拘十五六上下”的“好人家女子”做妾，媒婆冯妈妈相中了韩道国的女儿韩爱姐。

韩道国夫妇得知后没有丝毫忧戚，反而认为“孩儿是有造化的”，高高兴兴地把女儿打发出去了，图的就是翟管家是京城蔡太师府的人，有权有势。至于女儿嫁过去之后的命运，他们则根本不会考虑。

正如《红楼梦》第四十六回鸳鸯说的一样：“……成日家羡慕人家的丫头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爷；我若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3]

后来蔡京事败，牵连翟管家，韩爱姐果然无所归依，与母亲王六儿一道做了暗娼。如果她没有被一心想攀附权贵的父母送去给人做小老婆，而是嫁进平常人家，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不幸遭遇了。

武松是作品中最受人尊敬的英雄，然而这样一个被作者褒扬的好汉，在紧要关头却也是置亲情于不顾。他为兄报仇固然无可厚非，第一次杀西门庆不成，误杀李皂隶，被发配之即，将家活多变卖了打发公差，却将亲侄女迎儿托付给左邻姚二郎。

后来遇赦归来终于得手，在迎儿面前将潘金莲剖腹剜心，吓得迎儿只顾“掩了脸”。

而当他杀了潘金莲和王婆之后，又将迎儿“倒扣在屋里”，说“孩儿，我顾不得你了”，将亲侄女丢在血淋淋的凶案现场，自己收拾金银逃上梁山去了。

在《金瓶梅》里，不论是曾为主子的潘金莲，还是乐于为奴的韩道国，亦或英雄好汉武二郞，对待亲人竟无一例外地那么冷漠疏离。

在他们身上，体会不到亲人之间应有的毫无杂质的相亲相爱的骨肉之情，而是只考虑一己而不顾其他的冰冷与麻木。

《金瓶梅》插图

（二）“友情”之伪

友情也是人们生活中颇为重要且极为普遍的情感。鲍叔牙举荐管仲、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被传为千古美谈，而文人之间表达友情的酬唱应和之作也是举不胜举。

仅就唐诗而言，诗仙李白的《赠汪伦》《沙丘城下寄杜甫》，诗圣杜甫的《天末怀李白》《春日忆李白》，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高适的《别董大》，李叔同的《送别》等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其中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恢宏气魄，歌颂了友情的真挚美好和崇高伟大，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歌颂友情的经典。

但在《金瓶梅》中，我们体味到的却是所谓的“友情”的彻骨的悲凉。

作为《金瓶梅》的第一主人公，西门庆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结交了各色朋友。然而从这些他认为的朋友里，他又收获了什么样的“友情”呢？

应伯爵，这是全书头一号帮闲人物，也是西门庆最为倚赖和信任的哥儿们，曾被西门庆的小厮玳安称为西门庆“肚里蛔虫”。

他曾经撺掇西门庆梳笼李桂姐以满足其淫欲，在妓院绊住花子虚使西门庆勾引李瓶儿得手，帮助西门庆寻找西席，常在西门庆那里逗乐为其开心，等等。

表面上看，他处处替西门庆着想。然而，他的帮闲另有图谋。如第三十三回中，他表面上替西门庆以低价买丝线，暗地里却与卖主勾结，吞没了西门庆三十两银子。

韩道国妻子与小叔韩二有染，被街坊车淡等送去见官。应伯爵一面找到西门庆让他帮韩家脱罪，一面却又得到车淡等家的好处，替他们说人情。

他打着西门庆的招牌，自己两面落好，两面收钱，而西门庆却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

西门庆纵欲而亡后，应伯爵想的不是如何帮遗孀料理丧事，而是先与其他帮闲兄弟们算了一笔账，考虑的是去祭奠时奠仪能换回多少东西，将西门庆平日对他们的照顾抛到九霄云外。

应伯爵后来还说动张二官娶盗财归院的李娇儿为二房，谋取西门庆的买卖，顶西门庆的官缺，图谋潘金莲，并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于他”，如当日奉承西门庆一样趋奉新的主子。

通观全书，西门庆所结交的所谓兄弟朋友都是应伯爵之类见利忘义、见风使舵的小人。

他们之间没有彼此信赖的友情，只有相互利用，以及面对利益时的落井下石和无情背叛。

男人中没有管鲍一般的友情，女性里也鲜少真实纯洁的友谊。同为再醮的、月娘口中“汉子孝服未满就浪着嫁人”的寡妇，孟玉楼和潘金莲命运颇为相似。

在西门府中，与潘金莲关系最好的女性除了春梅就说得上是孟玉楼了。可是，孟玉楼常常利用潘金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处处拿金莲当枪使，自己反倒置身事外。是她对金莲描述了宋蕙莲的逞强霸道，使潘金莲产生危机感；而当潘金莲动怒后，她却说：“我是小胆儿，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缠。”

她挑拨潘金莲，说吴月娘骂她是“九尾狐狸精出世”，又说“我听见有个话不对你说，休要使出来”。她一面用激将法激金莲，一面又撇清自己，坐山观虎斗。

尽管她很多时候也似乎为潘金莲考虑，但那并非出于对金莲的关爱，而是因为作为同盟，如果潘金莲败得很惨，对自己有害无益。

从这个角度说，她们之间看似珠联璧合，但利害关系始终是其主宰。

（三）“爱情”之假

爱情、婚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文化形态之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爱情、婚姻形式反映着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的社会性质，蕴含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内质。

黑格尔说：“爱情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此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4]

劳伦斯在《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序》中说：“如果精神与肉体不能谐和，如果他们没有自然的平衡和自然的相互尊敬，生命是难堪的。”

作为人类社会最为崇高美好情感之一的爱情，受到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的热情礼赞。就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对爱情的礼赞可以追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爱情名篇。

作为中国抒情文学的滥觞，《诗经》的编撰者将《关雎》冠于三百篇之首，就可以看出人们对美好爱情的礼赞和诉求。

汉乐府《上邪》，六朝民歌《子夜歌》，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无名氏的《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佳篇。

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则以其描写与歌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人间至情，在承继此前文坛歌咏爱情主题的基础上，将明代爱情文学推向了极致。

但是，同样诞生于明代中叶的《金瓶梅》，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大量的故事表现了爱情之伪。在这里，“爱情”这个神圣的词汇，遭到的彻底的嘲弄与亵渎。

西门庆拥有一妻五妾，作为正房的吴月娘常年守活寡，这就注定她难对西门庆有真情。因为一个女人，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自己所爱的男人左一个右一个往家娶妾并长年累月逛窑子包妓女的。

吴月娘劝告不成，就无奈地用听姑子宣经来麻痹自己打发时间。所以，当西门庆临死哀告要她“姊妹们好好待着，一处居住，休要失散了”并“耽待”潘金莲时，她并未应允。

西门庆一断气，她立马打发盗财的李娇儿回妓院；将潘金莲扫地出门，让王婆变卖；拒绝领回与来旺私奔的孙雪娥；致使李娇儿嫁给了张二官，潘金莲被武松剖腹剜心，孙雪娥最终沦为娼妓并自尽。

西门庆尸骨未寒，月娘就将西门庆的遗言忘得一干二净，很难使我们相信她对西门庆有什么深厚的感情。

至于其他妾室，和西门庆就更难说有深情了。李娇儿本是妓女，西门庆一死立马“盗财归院”。

孙雪娥在西门庆活着时就与来旺私通，西门庆一死，就趁机与来旺私奔。

孟玉楼在西门庆生前本来就受到冷落，所以后来当李衙内托媒人要娶她时，她借盘问媒婆之机将自己对西门庆的不满一古脑地倒了出来：“……原娶过妻小没有？房中有人也无？……从实说来，休要捣谎。”“……奴也吃人哄怕了。”

李瓶儿对西门庆之所以死心塌地，起因无非是因为西门庆“就如医奴的药一般”，给了她从梁中书、花子虚、蒋竹山那里得不到的性欲方面的满足，至于感情上的契合与人格上的尊重，根本就沾不上边。

潘金莲对西门庆更难说有真情，因为当西门庆在青楼流连多日时，她暗通小厮；西门庆死后，她偷陈经济；被王婆领回家，她私通王潮；武松假说要娶她，她还想“这段姻缘，还落在他家手里”，最终惨死在武松手里。

至于和西门庆有性关系的其他女性，更谈不上彼此之间有真情存在。

这些女性包括丫环春梅、迎春、绣春、兰香，家人媳妇宋蕙莲、惠元、王六儿、贲四嫂，奶妈如意儿，贵妇林太太，妓女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等。

这些人，或贪求西门庆的钱财，或追求西门庆带来的生理满足，或兼而有之。

她们付出自己的人格和身体，换取金钱等方面的满足。在这种交换中，西门庆得到的只是她们的身体，她们得到的是西门庆的钱财，彼此之间永远不存在精神与肉体和谐的真情。

《金瓶梅词话》

（四）《金瓶梅》颠覆颂情传统的历史文化渊源

普列汉诺夫曾说过：“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5]

十九世纪中期，法国著名文论家、史学家丹纳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

这个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以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6]

从艺术反映生活的一般原理出发，《金瓶梅》对中国文学传统颂“情”传统的颠覆，必然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渊源。

《金瓶梅》托宋喻明，尽管其成书的具体时间尚无定谳，但它产生于晚明则为学术界的共识。而中国的晚明社会，是一个天理与人欲激烈碰撞、倡情与肆欲混通交融的特殊时代。

儒家先哲们对人的道德完善的强调本身并无什么可以指责之处，但却不该将人的自然欲望、物质生活欲望与其对立起来，将其看做妨碍人的道德完善的大敌。

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7]，“君子谋道不谋食”[8]，孟子谈“养心莫善于寡欲”[9]，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10]，到宋代程朱那里则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对人的正当欲望的扼杀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物极必反的事物运动的逻辑规律，明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激化，王阳明“心学”思潮的涌动，以李卓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人本位的大力倡导，李贽对人的“自然之性”的鼓吹，对“人欲”的张扬，直接启迪了思想界、文艺界声势浩大的“尊情”“至情”思潮的勃兴和蔓延。

在明代中叶的思想界，对“情”礼赞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情”，成了那些进步思想家们投向扼杀人性的程朱理学的锋利匕首。冯梦龙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11] “万物生于情，死于情。”“人而无情，虽曰生人，吾直谓之死矣。”[12]

万历时文学家袁黄说：“情深者为圣人，能用情者为贤人，有情而不及情者为庸人。”[13]

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14]

袁宏道云：“情至之语，自能感人。”15 “余性疏脱，不耐羁锁。”[16] “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17]

李贽曰：“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18]

自谓“其心狂痴，其行率易。”[19] “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提出创作要“言出至情”[20]。

徐渭自称“疏纵不为儒缚”[21]，强调文必“出于己之所自得”[22]。

焦竑主张文章应“脱弃陈骸，自标灵采”[23]。

曲论家张琦说：“情之为物也，役耳目，易神理，忘晦明，废饥寒，穷九州，越八荒，穿金石，动天地，率百物，生可以生，死可以死，死可以生，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又可以忘生，远远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24]

从创作的实践看，三袁的诗歌，李贽的杂文，张岱的小品，汤显祖的尺牍，徐霞客的游记等等，无不是真情的自然流露。

然而，思想家及文学家们所宣扬的“情”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情、欲、色等本来就难以从本质上严格加以区分，在现实生活及文学创作中自然很难将它们做出非此即彼的明确的界定。

就明代文学的整体情况来看，出现了大量反映市民阶层好色好货、纵欲享乐的作品，如《翠乡梦》《僧尼共犯》等戏曲，“三言”“二拍”、《如意君传》《绣榻野史》《浪史》《痴婆子传》等情色小说。

因此，晚明为文人们大力鼓吹的“情”，既有冲破理学桎梏、解放人性的积极作用，又有引导世俗唯我是尚、滑向纵欲泥潭的负面因子。

明代中叶，城市工商业飞速发展，发达的商品经济首先刺激了统治阶级的贪欲。

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百工记》中记载了京师的侈靡风气：“自古帝王都会易于侈靡，燕自胜国及我朝皆建都焉，沿习既深，渐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且京师者四方之所观赴，天子者又京师之所视效也。九重贵壮丽则下趋营建，尚方侈服御则下趋组绘，法宫珍奇异则下趋雕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25]

统治阶级的好尚对下层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整个晚明社会弥漫着尚奢竞豪的侈靡风气。贪图享乐，醉生梦死，成为世人追逐的主要生活方式。

正德至嘉靖初，风俗大变，“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到了嘉靖末至隆庆间，“末富居多，本富尽少”；万历时，则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26]。《博平县志》载：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颜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吏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勿振。[27]

范濂云：

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吴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有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28]

在这种风气的熏染下，整个社会弥漫着拜金的狂潮。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买到，依权势换得。

所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操纵着黄金白银，依仗自己行贿得来的权势，得到了看似爱他的女人，享受到了兄弟朋友的趋奉，甚至买来了招宣府之子的“义子之情”。

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有钱，就可以强奸嫦娥，和奸织女，拐许飞琼，盗西王母女儿（第五十七回），遑论得到人间的一切？！亲情爱情友情就这样遭到了孔方兄的彻底嘲弄与亵渎。

《金瓶梅》所描写的，就是这种亲情、爱情、友情遭到玷污与亵渎的真实的社会现状。

由对情的张扬而导致了人欲的泛滥，恐怕也是晚明思想家们始料未及的。因此，面对道德沦丧、纵欲成风的现实，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了以理节欲的必要。

如袁黄曾说：“人生而有情，相与为盱雎也，相与为煦煦洽比也，而极其趣，调其宜，则理出焉。”[29]

袁宏道强调“理在情内”[30]，李卓吾称：“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31]

这些论述，似乎都意识到了情与理某种程度的联系，以及调节二者矛盾的意图。因为片面强调“理”或一味放纵“情”，都会给社会和人生带来灾难。

正因为如此，在创作领域，以冯梦龙、袁宏道、徐渭、汤显祖等为代表的文人才通过自己的如椽巨笔，描写、歌颂人间真情至情，通过生动的故事来宣扬情的合理舒展，企图以此唤回湮没、消弭于纵欲狂潮中的人间真情。

如果说以上作家是从正面歌颂真情来矫正世风的话，兰陵笑笑生则是从反面来昭示人间真情的珍贵，呼唤人间的真情，通过小说中践踏亵渎情的故事及人物结局，劝诫现实中那些只知肆欲而不知真情为何物的西门庆、潘金莲们，从而实现作品劝诫的主旨[32]。

对此，刊于《金瓶梅词话》卷首的欣欣子《金瓶梅序》说得很明白：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生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认为《金瓶梅》“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滤洗心，无不小补”。

廿公也指出作品的劝诫用意，在《金瓶梅跋》中指出它“盖有所刺”，“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33]。

弄珠客认为《金瓶梅》“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认为读《金瓶梅》而“生畏惧心者，君子也”[34]。

到了清初，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在在申明此书“独罪财色”[35]，小说的创作目的是“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皆知”[36]，“《金瓶梅》是部惩人的书，故谓之戒律亦可”[37]。

满文本《金瓶梅序》指出，《金瓶梅》“凡百回中以为百戒，每回无过结交朋党、钻营勾串、流连会饮、淫黩通奸、贪婪索取、强横欺凌、巧计诓骗、愤怒行凶、作乐无休、讹赖诬告、挑唆离间而已，其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之事者一无所有”，作者是“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立意为戒昭明”，使“观是书者，将此百回以为百戒，夔然慄，慤然思，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38]。

到了近代，人们同样认为《金瓶梅》“写'财’之势利处，足令读者伤心；写'色’之利害处，足令读者猛省；写看破财色一段，痛极快极，真乃作者一片婆心婆口。

读《金瓶梅》者，宜先书万遍，读万遍，方足以尽惩劝，方不走入迷途”；“《金瓶梅》乃一惩劝世人、针砭恶俗之书”[39]。

总之，《金瓶梅》以细致入微的描写，通过对中国文学颂情传统的颠覆，来达到呼唤人间真情的目的。

从这个方面来讲，兰陵笑笑生与汤显祖等一样，为中国写情文学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书封

注释

1、《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5页。

2、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3、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20页

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2页。

5、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1页。

6、丹纳《艺术哲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7页，。

7、《论语·里仁》。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页。

8、《论语·卫灵公》。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页。

9、《孟子·尽心章句下》。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9页。

10、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70页。

11  冯梦龙《情史序·龙子犹序》，《冯梦龙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七册第1页。

12  冯梦龙《情史·情通类·相思石》，《冯梦龙全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七册第932页。

13  袁黄《情理论》。见《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卷九十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726页。

14  汤显祖《汤显祖集·牡丹亭记题词》，《汤显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093页。

15  袁宏道《锦帆集·序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16  袁宏道《解脱集·游惠山记》，《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17  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18  李贽《焚书·读律肤说》，《李贽文集》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9  李贽《焚书·自赞》，《李贽文集》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20  李贽《焚书·读若无母寄书》，《李贽文集》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21  徐渭《自为墓志铭》，《徐文长三集》卷二十六，《徐渭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9页。

22  徐渭《叶子肃诗序》，《徐文长三集》卷十九，《徐渭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0页。

23  焦竑《与友人论文》，《澹园集》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3页。

24  张琦《衡曲尘谭·情痴寤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73页。

25  张瀚《百工记》，《松窗梦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2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27  《博平县志》卷五《人道·民风解》。《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8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版，第503页。

28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民国戊辰五月奉贤褚氏重刻本。

29  袁黄《情理论》。见《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卷九十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723页。

30  袁宏道《潇碧堂集·德山麈谭并引》，《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0页。

31  李贽《焚书·自赞》，《李贽文集》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32  参见拙作《金瓶梅》创作主旨新探，《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33  廿公《金瓶梅跋》，《金瓶梅词话》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34  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金瓶梅词话》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35  张竹坡《竹坡闲话》，《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

36  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

37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一0五，《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9页。

38  康熙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译，黄润华、王小虹校订并标点，见《文献》第十六辑，1983年。

39  梦生《小说丛话》。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6页。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