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中国诚然是小说经典之一，但海外汉学界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从《宫崎市定说水浒——虚构的好汉与掩藏的事实》(以下简称“宫书”)、《梁山泊——水浒传108名豪杰》(以下简称“佐书”)、《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书”)的水浒相关部分汉译文献来看，以下几个问题似乎值得商榷。
就日本学者的两本著作来看，首先是立论随意的问题。宫崎市定对《水浒传》成书年代的判断就是典例。《水浒传》的成书问题是水浒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最烦琐难解的问题之一。而对这个问题，宫崎轻松地说道：“一般认为《水浒传》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完整形成了现今版本。”①这是一个相当特异的表述：《水浒传》成书有元末明初说、明中叶说、明嘉靖初说，在宫崎之外，似乎没有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水浒研究者认为《水浒传》成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
而宫崎的证据却只有一个，他认为《水浒传》第69回“史进大闹东平府”的一段故事特别怪异。故事中，史进试图越狱，但和前来接应的顾大嫂等人弄错了日期，提前发难，引起了很多麻烦。宫崎认为这个故事必有所本，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清朝同治年间的《福建通志》中发现了可以作为该故事原型的记述。明万历二十年(1592)3月，福建省长泰县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情，他因此推测说：“因越狱时间出现差错而提早一天行动，类似的事件不常发生，而且作者也没有理由在毫无必要的地方凭空臆造这么一段。最妥当的解释，怕是作者在创作《水浒传》时，偶得传闻，觉得颇有意思，于是作为一种写作技巧糅进了小说。由此推测，百回本《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是在长泰县事件发生不久，也就是1592年之后。”②能够在同治年间的地方志中找到水浒故事的原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的确有一些震撼性效应。不过只要对明代历史稍有常识，就会知道类似流民、暴动、造反的记载在明清时代的方志、笔记以及《明通鉴》《国榷》之类的书籍中可谓满坑满谷。只要立论在先，在大明立国两百多年的任何一个年份，人们也许都不难找到与水浒故事原型相关的证据。
宫崎所以能够直率地将一个本是“理论上的假说”③(必须指出，这是一种极不可靠的、属于茶余饭后闲谈式的“假说”)当作一种“一般”的认识来表述，估计和京都学派的文献实证传统有所关系——我们只能做这样的猜想，不然，人们就很难理解，他何以能够断然置李开先、晁瑮、郎瑛、高儒、田汝成、周弘祖、胡应麟、王圻等人的论述不顾而推出自己证据少得可怜的“万历中期成书说”。这些生活在嘉靖或万历早期的人物均表示自己阅读或收藏过《水浒传》一书，宫崎不至于不知道这些基本的史实，他所以敢于置这么多中国先辈的史料记载于不顾，大概是基于一种文献实证的态度：这些记载不能表明他们所见到的《水浒传》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水浒传》——他们所见到的《水浒传》是否只是些拙劣的民间说书底本呢?李开先、郎瑛、胡应麟等人的揄扬，是否是欣赏趣味低下所致?因此他才要强调“1592”这个特别的年份。因为在1594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二年，现在流传的水浒故事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版本之一《水浒志传评林》(这是所谓的“简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版本)问世且至今有刊本传世。他因此不能把水浒故事原型推想得更晚了——甚至他还很小心地留下了福建越狱故事从传播到被吸纳融合进水浒故事本体的时间。而《水浒传》另一个重要的版本系统，也就是繁本100回容与堂本乃是出版于万历三十八年即1610年；如果再假定《水浒传》的“简本”与“繁本”是两个独立发展不相干的系统，这大概便是他论定《水浒传》“在17世纪初”成书的证据了。
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宫崎此种貌似严谨的基于文献的推断，其实是非常随意的，也不符合基本的史实。其一，且不论现在留存的正德至嘉靖年间的《水浒传》残叶，现传世的《水浒传》版本，以宫崎学识之广博，当知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属繁本系统)和《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残本，属简本系统)等都早于《水浒志传评林》。尤其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是万历十七年刻本，尽管有残缺，部分为康熙五年石渠阁补刻，但其主体仍属万历年间刻本。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等还以之为底本编订《水浒全传》。宫崎先生于此完全忽略不问似不恰当，其貌似严谨的表述好像是过于刻意了。其二，即便以他的考证为基础，姑且假定1592年的福建长泰越狱事件可能是《水浒传》第69回故事的原型，且不论在那样一个信息传播困难的年代，寓居杭州一带的《水浒传》定本的写作者如何就能完整准确地知道这个福建偏远县城恶性案件的细节情况，我们只要想象以下的情形就会发现要将这个事件写入1594年刊行《水浒志传评林》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首先，作者要完成整个水浒故事(既然越狱故事随机插入在第69回，可以推想小说此时还在写作中，远未完成)；其次，作者以不可思议之神速完成了故事，且无须修改、誊抄；再次，作者迅速说服了书坊老板；最后，书坊老板不问市场走向，甘冒损失数百甚至上千两纹银之危险，纠集刻工，在最短时间内刻出了1200多块雕版(每一块雕版上栏都配刻插图)并油印、装订、发行。此种工作进度，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也就是宫崎先生研究水浒故事的时代，也是难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完成的。其三，如果宫崎先生不是从观念到观念，而是真实看过《水浒志传评林》等原书，他立刻就会发现，该书的第一页顶栏的“水浒辨”已说得清楚：“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因此该书绝不会是《水浒传》最早的刻本，甚至不是较早的刻本。其四，《水浒传》之类，在当时难登大雅之堂，它即使成书也不会立刻有人刻印(且其卷帙浩大)。它的流行，必然会经历口头流传、形成祖本或者说写定本、抄本流传、初刻流传几个阶段。而后，书商们才会一拥而上，直至“坊间梓者纷纷”。据此而论《水浒传》的成书不可能晚于16世纪中期(当然，《水浒传》成书的下限是远早于这个年代的，因与本文题旨无关，在此不赘)。
两本日本学者专著的第二个问题则是穿凿附会，痕迹过于明显，很难令人信服。佐竹氏考证说，八臂哪吒项充的绰号可能与北京城门有关。因为有一种传说，元大都的十一个城门数字可能和哪吒“三头六臂两足”有关。明嘉靖四十三年，北京城新修了外城，实际增加了两个城门。佐竹先生于是说：“因此，最终产生出了新北京城是仿照三头八臂两足的哪吒太子的新观点。关于元明的北京城仿哪吒太子形象的观点，请参考一下陈高华著、佐竹靖彦翻译的《元大都》。”④然而陈高华在《元大都》一书中讲得很清楚，所谓北京城按照哪吒形象来建城门，本来就只是一种民间传说而已。⑤这种传说在明中晚期是否还有流传，是否还有什么影响力，完全不可确定。北京市新建城门后，人们是否就会按部就班地为哪吒再添两条胳膊，实在难以想象。而《水浒传》的写作者还要认同这种传说并把它妥帖地加到一位好汉的头上，这就更无丝毫的凭据了。其实在中国较为底层的民间文化中，哪吒三头八臂的形象可能早有流传，宋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于此已有记载。项充“八臂哪吒”之号或本于此(《封神演义》中哪吒三头八臂的形象或许亦本于此)。无论如何，以北京城门数量度想项充诨号之来源并更以之推想《水浒传》成书的时间，实在是离题太远了。
再有，佐竹氏费了许多气力考证史进“九纹龙”绰号的来历，但他的结论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九纹龙原本是一条带有九片鳞的龙。”⑥恐怕没有人能够想象全身的皮肤刺满这样的一条龙还能保持美观匀称吧，全身只有九片鳞的龙该有多么丑陋啊。
宫崎异常自负的“两个宋江”说也有穿凿之嫌。宫崎指出，中国史书上关于宋江的记载时有矛盾之处：他被招安与参与征方腊在时间上不容易梳理清楚，总显得太过急促。宫崎因此认定：在北宋末年间存在着两个宋江，一个是官军宋江(参与征方腊)；一个是流寇宋江(被张叔夜招安，是后来水浒故事的原型)，宋人将他们弄混了。此种说法当然可以聊备一说，不过推敲起来也难以令人信服。这其中涉及比较复杂的考据，在此笔者只能表达两点基本的疑惑。其一，如果存在着两个宋江，对后人来说当然是容易混淆的，但同时代人弄清楚这一点却不难。并且，如果两个宋江的问题确实存在，当时的史学家们(如被宫崎美誉为“可信度极高的《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等)不可能没有丝毫的疑惑。他们既然没有谈论这一点，则多半可以反证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其二，宫崎非常看重折可存墓志铭上关于折可存先擒方腊，再擒宋江的记载。但事情也可以反过来想：为什么这位英明神武、为北宋末年社会安定做出重大贡献的将军，他的事迹在有关史书中却少有记载呢?他的丰功伟业为什么都归于他人了呢?带着这样的疑惑，对折可存墓志铭上的内容是否有再做思考的必要?
第三，两本书在行文中常夹杂着一些对《水浒传》以及中国文化莫名的嘲弄之词，尤以宫书为直白。宫崎在其书开篇就指出，《水浒传》的“故事梗概和《宣和遗事》其中的一节内容几乎相同”⑦。他以此暗示《水浒传》的情节简单并缺乏原创性，但这种说法实有以偏概全之嫌。只要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小说的绝对主线是梁山泊好汉的聚义与离散。“离散”这一话题在《宣和遗事》中是毫无踪影的。此外，事实上《宣和遗事》讲到的宋江等人结伙横行天下的故事，和《水浒传》所强调的“聚义”，还有本质的区别。
许多时候，宫崎对《水浒传》的评论，更像是为了特别抬高龙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而发。关于《水浒传》最令人瞩目的人物形象塑造，他指责说：“主人公一多就不容易将每个人独特的个性刻画出来。此话不无道理，先不说一百零八人，就是其中分量很重的三十六人，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性格刻画也是不够出彩的……据说日本的龙泽马琴在写《八犬传》的时候就从《水浒传》中得到启示，将主人公的人数限定为八人。”⑧他又说：“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水浒传》的内容就会发现，与其说它是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如说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更合适。……《八犬传》比《水浒传》更像一部长篇小说。”⑨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对本国文学作品充满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他时刻以《八犬传》比附《水浒传》总让人感觉有些不伦不类。
对《水浒传》中的核心人物宋江，他极尽嘲讽之能事：“小说《水浒传》的主人公宋江可是个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的人物。自从当上了梁山泊的寨主，他是呼风唤雨，临危不惧……英明圣贤让人好生敬佩。而实际上他不过是一小县城衙门里的普通书记员。既手无缚鸡之力，又大脑空空无物……而所谓的‘热心肠’，不过是有时候施舍给穷人点儿钱，抑或是被赌徒无赖敲诈勒索也仍是气定神闲。……宋江实属无能之辈中的无能之辈，连稍许可以与人争锋的才能都不具。如果要拿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做比较的话，与汉高祖刘邦倒是不相上下。可是在中国，人们常常会给这种无能且自知无能的人很高的评价。”⑩佐书对宫崎这个论点显然是非常激赏的，它几乎用了整一个章节来发挥宫崎的意见(可参见佐书第五章《从小官吏走向大英雄的宋江》)。
的确，按照宫崎的理解，宋江是属于特别无能的一种人：身材既不高大，家世也不显赫，武艺智谋均乏善可陈。但所有这些本来就和成为领袖没有直接关系。领袖的关键素质之一乃是具有足够的人格魅力团结一个群体，并能为这个群体指明一个发展方向。日本历史上的许多英雄人物，如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难道不都是这样的人吗?
我们知道，日本京都学派第一代领袖人物如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内藤湖南、小川琢治、滨田耕作、矢野仁一、羽田亨等，有意无意间都有以治中国学而为日本当时的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思想服务的倾向。桑原骘藏号称是“一个最讨厌支那的支那学家”、宫崎业师矢野仁一的核心学术观点即是“满蒙藏非中国领土论”，作为京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宫崎市定，难道不自觉间也继承了这些前辈的情感立场?
较之日本学者的这两个作品，《剑桥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则主要体现在学术判断力方面。它关于《水浒传》的介绍如是说：《水浒传》现存最早版本大约是刊行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一百回本，为武定侯郭勋主持刊刻。此后，有万历十七年(1589)重印本、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行的李卓吾评本(近代有学者以为此评本为他人所伪托)，以及金圣叹(1608-1661)改定的崇祯十七年(1644)本。此外，尚有其他的100回及120回，同时还流传有简本。这部小说在当时大受欢迎，广为流传，据说万历皇帝也喜读此书。……在16世纪，这部小说的所有版本，其书名都被冠以“忠义”。……万历十四年(1586)以后，造反者大多喜欢把《水浒传》中的话当作口号，如“替天行道”等。一些造反首领还使用人物的名号，如宋江、李逵等。正是为此，《水浒传》屡被列为禁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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