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的陈志强在校开设拜占廷史课程时，有学生吃惊地问：“您怎么选择这么冷僻的学问？”
而今，研究拜占廷文明的中国学者已不会面对这类疑问。在我国起步较晚、基础较弱的拜占廷学研究，历经几十年发展，正快速融入欣欣向荣的国际拜占廷学研究。
聚焦拜占廷文明形成的内在规律
拜占廷最初专指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城拜占廷（今伊斯坦布尔的前身），该城曾被选作罗马帝国的东都，后改称“君士坦丁堡”。因其为东罗马帝国首都，近代学者以“拜占廷帝国”、“拜占廷国家”指称东罗马帝国。
拜占廷的历史始于330年，1453年终结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巨炮与铁蹄。历时1100多年的拜占廷文明，犹如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珠，它上承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下启意大利文艺复兴，并与其他文明有着密切接触和联系。拜占廷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有史学家称“中国第一，拜占廷第二”。在欧洲，有关拜占廷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始于16世纪末，至今已有400余年。
在我国学者看来，研究拜占廷文明，充分了解和把握其形成过程和基本特性，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开展拜占廷学研究，不是沿袭西方的历史纪年学、史料编撰学模式，而是注重对拜占廷文明发展史进行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建军介绍说，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更多地聚焦于这一文明形成的内在规律上，考察其形成、发展、内涵、特性及衰落的深层原因，旨在反思这一文明的成败得失，从而为认识自己的文明提供借鉴。
承认学术差距但不妄自菲薄
拜占廷曾以“拂菻”等名称出现在我国史书中。丝绸之路是拜占廷与中国交往的桥梁，发现于我国各地的拜占廷金币等证明着这段历史往来。
然而，相比两国历史悠久的交往，拜占廷学研究在我国姗姗来迟。我国的拜占廷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发表于各类刊物的相关文章有30余篇，其中学术论文仅10篇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拜占廷学研究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有所突破。目前，我国学者每年撰写相关文章百余篇，出版各类中文拜占廷历史与文化书籍超60种。另外，由我国学者完成的几部拜占廷通史，从物质文明发展的角度系统解读了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的复杂变迁，提出了中国学者的独到见解。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1961年和1977年，夏鼐先生发表三篇研究拜占廷金币的论文，开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年来，拜占庭金币及中国与拜占廷关系研究，仍是我国学者跻身国际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
我国拜占廷学研究仍处于奠基阶段，与国际同行数百年的研究积累相比，只是刚刚起步。陈志强表示，“我们承认不足和差距，但绝不妄自菲薄。正如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证明，起步晚也许意味着起点高、进步快。”
为多元文化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2014年，陈志强主持的“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据介绍，该项目成果将以一部多卷本拜占廷帝国国家史的形式呈现。在研究和编撰过程中，研究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并注重介绍该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理论新方法，力图客观反映拜占廷历史发展和多元文化演进规律，彰显中国学术界的观察与思考。
我国学界对拜占廷的研究中，文学研究一直是薄弱领域，相关的论文和著作较少。刘建军认为，从文学史的意义而言，拜占廷文学是欧洲中世纪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任何缺失拜占廷文化的欧洲文学史都是不完整的历史文本。目前，刘建军和他的团队正从事拜占廷文学资料的翻译、整理等工作。他翻译的拜占廷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预计年内出版。
从公元前30年到642年，埃及历史进入近700年的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两者的交汇，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副院长田明负责“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埃及历史研究”项目，他介绍说，罗马—拜占廷帝国是如何失去地中海“最富裕的粮仓”（指埃及）的？埃及又是怎样从帝国中永久分裂出去的？这是该项目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他表示，相关研究成果或许可为边疆治理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协调发展提供有价值、可操作的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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