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中国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综论
张朝阳
内容提要
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各自占有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统治当时世界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且都对后世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近一个世纪以来, 国际学界对这东、西两大帝国的比较研究一直存在兴趣。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情况, 可将其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1)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马克斯·韦伯、钱穆等大师对这一领域的开创; (2) 20世纪中叶, 约翰·梯加特 (John Teggart) 、艾森斯塔德 (Shmuel Eisentadt) 等西方学者对研究的推进; (3) 21世纪, 美国、德国研究团队对这一领域的最新拓展。展望这一研究的未来, 期待中国学者发挥自身优势, 更多地参与乃至引领相关研究。
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大体上同时兴起于亚欧大陆的两端, 分别统一了各自所代表的区域文明, 拥有地球1/4的人口 (五六千万人) , 占据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对后世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两大古国的相似与差异激发了当代好古之士的无穷想象。虽然两国基本上没有直接接触, 但在各种民间论坛上, 常见到罗马军团大战秦兵汉骑的幻想。更有甚者, 个别中外人士还联手建构了一段浪漫伪史, “考证”出流亡汉代中国的罗马将士, 在甘肃西北祁连山下构筑“罗马城”, 博得各种媒体的关注, 以至于成为当地的旅游项目。
事实上, 西方学者对秦汉史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罗马史的关注, 都不是新鲜事:“汉学” (Sinology) 在欧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 而中国对古典欧洲的研究也有一个多世纪了。但在本世纪之前, “秦汉-罗马比较”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发展, 虽然从学术源头上看, 马克斯·韦伯 (Max Webber, 1864—1920) 、钱穆 (1895—1990) 等在探讨广义中西文化差异时, 早就涉足这一领域。
一、早期学术源头:泛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秦汉与罗马
19世纪末20世纪初, 马克斯·韦伯对中国颇为关注。其巨著《儒教与道教》以宏大的分析框架, 探讨了中国古代文明为何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贯穿该书的核心叙事是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伦理、政治等与欧洲文明的差异, 这就涉及秦汉与罗马的比较。例如, 在谈到中国古代公田与私田之张力时, 韦伯概要对比了从格拉古兄弟至公元前111年的古罗马土地法变革。韦伯的问题设定、对中国缺陷的放大以及创作的时代背景 (欧洲文明鼎盛对比中国文明低谷) 都导致他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 把欧洲作为典范对照中国之不足, 所以与当今的比较研究的方式——互相照明就很不同。
比韦伯晚约三十年的钱穆也对中西比较充满兴趣。钱穆晚年曾坦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 孰优孰劣, 此一问题围困住了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 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余之用心, 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他总结过秦汉与罗马的不同:“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 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周。欧亚非三洲之疆土, 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 征服四周, 实乃由四周之优秀力量, 共同参加, 以造成一中央。”序言有趣的是, 钱穆的关注点与韦伯时有重合, 但看法和态度则迥异。例如, 韦伯倾注精力论述了中国为何没能产生资本主义, 而这在钱穆笔下则一笔带过。“若就经济情况而论, 中国虽以农业立国, 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 已有可观……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 即不允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3]序言。显然, 钱穆认为, 古代中国自有一套有效的政治经济模式, 不发展资本主义并不算个“问题”。
钱穆并未直接回应韦伯, 但在事实上成为韦伯的对立面:韦伯以欧洲为标准来衡量古代中国之短, 而钱穆则每每从比较中发现中国传统的优势。这一时期的“秦汉与罗马比较”交织了欧洲中心论与中国文化自卫之冲突, 并非独立的科目, 而是在广义的中西比较中被附带论及。
二、20世纪中后期的一些发展
20世纪中后期, 随着全球一体化初现端倪, 将世界各大文明的发展视为互相关联整体的“全球史”逐渐兴起, 跨文化研究也开始流行。虽然这股思潮仍然倾向于欧洲中心, 但对各文明之间关联的强调, 推动了个别罗马史家将视线投射到秦汉来理解罗马本身的历史事件。同时, 个别中国史学者也期望通过秦汉与罗马的比较, 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成就并不比西方逊色。
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马史家约翰·梯加特 (John Teggart, 1870—1946) 开风气之先, 率先从欧亚联动的视角来研究秦汉-罗马史。在1939年出版的《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关联性的研究》 (Rome and China: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 一书中大胆提出:“要了解欧亚大陆尤其是欧洲的历史, 中国历史必须被放置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4]。通过排比公元前58年—公元107年罗马、东欧、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梯加特探讨了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军事活动, 经中亚、东欧诸部族传导, 最终引发罗马东部和北部边境的蛮族入侵。梯加特还特别指出, 汉朝的活动对罗马影响巨大, 但罗马的活动则对汉朝没有影响。这项研究史料翔实, 视野开阔, 以实证的方法, 颠覆了欧洲中心论, 却不被当时的主流学术认可, 没能产生什么实质影响。
秦汉-罗马话题在沉寂近20年后, 又出现在艾森斯塔德 (Shmuel Eisentadt, 1923—2010) 的代表作《帝国的政治体制》 (The Political Systemsof Empires, 1963) 之中。该书力图解释历史上的各种帝国体制, 给予古代中国和罗马很大的关注, 也就涉及了秦汉与罗马之比较。1974年, 汉学家费正清 (John Fairbank) 则在对中国战争方式的研究中, 明确号召学界进行秦汉-罗马比较研究。这个号召得到了邢义田 (当今的秦汉史大家) 的响应。
1980年, 邢义田的博士论文《罗马与中国:军队在帝位继承中的角色之比较研究》 (Rome and China:the roleof the armies in the imperial succession:a comparative study) 探讨了为何军队在罗马的帝位继承中至关重要 (皇帝常由士兵拥立) 而在汉朝则微不足道。邢义田由此指出了罗马“帝制”与汉朝“帝制”的种种不同。例如, 罗马皇帝被赋予了征服者和武士首领的形象, 具有很强烈的“军事”色彩, 而汉朝帝王则是“文德”型的, 一般不亲自率领军队
此外, 余英时秉承钱穆的风格, 在研究中常以罗马作为参照对象, 以说明古代中国成就可以比肩西方。例如, 1967年《汉代贸易与扩张》谈及了东汉与罗马的物质文化交流, 比较了两帝国对待“野蛮人”态度的异同, 并且宣称:“汉代商人显示了和罗马人一样的冒险精神”。
总而言之, 20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了独立的“秦汉-罗马比较”课题, 但完全属于个人兴趣性质, 研究成果零零散散, 无法算作一个领域/研究方向。
三、最新动向:秦汉史家与罗马史家的合作
当迈向第二个千禧年时, 新的研究动向出现了:罗马史和秦汉史学者开始走到一起, 组织跨国、跨领域的团队, 展开较大规模的合作研究。
1996年, 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古代及中世纪欧洲与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会议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China) , 邀请了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美国的学者探讨12世纪之前埃及、罗马、中国、西欧的宗教与政治问题。虽然各领域的研究各自独立, 没有交叉, 但会议初步具有跨领域、跨文化比较的框架, 预示了一种新风气。
2005年, 德国罗马史学家弗里茨-海纳·木敕勒 (Fritz-heiner Mutschler) 和汉学家米塔格 (Achim Mittag) 联合发起了“中国-罗马帝制比较研究”项目。几十位来自欧洲、美国、中国的秦汉史与罗马史学者聚会在德国艾森人文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in Essen) , 一起讨论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帝制概念、历史编纂、艺术考古、宗教思想等问题。2008年出版了论文集《帝国构想:罗马与中国的比较》 (Conceiving the Empire:Rome and China Compared) 。艾森项目的比较研究法采用了“二重唱”模式:按照主题排列文章, 每一主题下都并列中国史与罗马史两方面的论文, 最后由Mutschler和Mittag将这些成果汇合, 给出概括性的中国-罗马比较观点。例如,指出两古国在世界观-历史观上的区别:古代中国讲究天下一家的“普世秩序” (universal order) , 而古罗马则强调由核心村落不断扩张而统治地中海的(征服) 史观。总体而言, 艾森项目有明确的比较主题, 有比较性质的结论, 而最重要的是, 参与的两方面学者互相学习, 激发了跨领域研究的兴趣。如同项目结语所说:“我们的观察与其说是结论性的成果, 不如说是对未来研究的启发”。
或许并非巧合, 斯坦福大学西方古典学者沃尔特·斯盖戴 (Walter Scheidel) 也于2005年发起了跨领域项目——“古代中国与地中海帝国比较研究” (Ancient Chinese and Mediterranean Empires Compara-tive HistoryProject) 。斯盖戴认为, 秦汉与罗马之比较受制于专业划分和语言障碍, 一直没有多大的进展, 但其研究意义重大。同时他认为, 比较史学的使命有二: (1) 解释类似情境下不同文化传统做出的不同反应; (2) 识别对不同文化背景都适用的“强有力的进程” (robustprocesses) 。为此, 斯盖戴邀请美国、欧洲、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的有关学者一起组建了研究团队, 确立比较分析框架, 探讨“帝国”体制在亚欧两端的同时兴起和此后的中西“第一次大分流” (First Great Divergence) 。
2010年底, 该研究团队出版了阶段性成果《罗马与中国:古代世界帝国的比较视野》 (Rome and China:Comparative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 。与德国艾森的“二重唱”模式不同, 斯坦福的团队强调罗马史家看秦汉、秦汉史家看罗马的跨界研究。因此, 《罗马与中国》所收录的每篇论文都采用中国-罗马交叉对比的构架, 涉及政体形成、军事、刑法、宦官、贸易、货币等问题。例如, 慕尼黑大学玛丽·德藤侯佛 (Maria Dettenhofer, 罗马史学者) 将秦汉宦官与皇权和妇女的关系与古罗马的情况做了详细对比, 发现两者非常相似, 因而得出了普遍适用于中西历史的结论:宦官总是与朝臣利益相左, 而与宫廷妇女利害一致。因此宦官常与宫廷妇女组成联盟来亲近皇权, 而皇权则常依赖宦官来控制朝臣。斯坦福的项目仍在进行当中, 相信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有意义的发现。
大体与艾森和斯坦福同步 (2008年), 伯克利秦汉史学者戴梅可 (Michael Nylan) 与多国学者合作, 发起了“公元前26年的长安:中国的奥古斯都时代”项目 (Chang'an 26 BCE, an Augustan Age in China) 。该研究虽然以长安城为主题, 但整体上具有秦汉-罗马比较的视野, 支持并鼓励跨界研究。例如, 罗瑞达 (Carlos Norena, 罗马史学者) 详细对比分析了汉长安和古罗马的城市景观与空间布局, 发现两个城市在表象上区别很大:长安城的主体是皇家宫殿, 而罗马城则以公共娱乐设施为主 (案:例如斗兽场) , 但这种表面差异却掩盖不住其实质的一致:这些醒目的景观都是表达帝王权力的纪念性建筑。
最后, 与学术界的这股潮流相呼应, 中国国家文物局和意大利文化遗产与艺术活动部于2009—2010年联合举办了“秦汉-罗马文明展”, 秦兵汉骑首次与罗马军团聚会在一起, 引起很大的轰动, 也进一步激发了研究者和观众对“秦汉-罗马比较”的热情。
本世纪出现的这一系列跨国、跨领域合作项目标志着“秦汉-罗马比较”既走出了中西文明之争, 也走出了“个人兴趣”阶段。它开始受到主流学界的关注, 成为一个有自己研究团队和特色方法的领域;既有罗马史、秦汉史两方专家同步说各自故事的“二重唱”, 也有罗马史家看秦汉、秦汉史家看罗马的跨界研究。两种模式都默认秦汉、罗马互为参照对象,而不预设一方为评价另一方的标准, 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秦汉与罗马互相照明, 交相辉映。
四、研究之展望
虽然可以追溯百年的历史,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 “秦汉-罗马比较”是本世纪新兴的一个领域/研究方向。促使其兴起的原因大体有二:一是中国整体国力迅速上升, 使得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关注。《帝国构想·前言》直言:国际上常以罗马帝国隐喻美国, 而中国则被视为潜在的新帝国。自然而然的, 占据西方史学主流的罗马史家也开始正视与罗马比肩的秦汉。二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 极大促进了跨文化交流, 导致欧洲中心论基本上被摒弃。所以国际学界普遍以更开放、更平等的眼光来审视各种文明传统的异同。在这两个大背景下, 真正意义上的“秦汉-罗马比较”出现了。
交叉的视角更容易看到庐山真貌, 交叉的观察更能促使研究者拓宽视野, 所以很多流行的历史“印象”遭到了“比较”的挑战。例如, 古罗马城因为使用坚固的石建材而留存下大量城市建筑遗迹, “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谚语, 使得世人在潜意识中将罗马帝国与“城市”文明联系在一起。相反, 古代中国都城的木建筑容易遭到毁坏, 即便是汉长安这样的繁华都市, 也没能留下些许地面遗迹, 所以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乡土气息的“黄土地”。然而, 最新比较研究表明, 不但汉长安城完全可以比肩同时期的罗马城, 而且从宏观角度来看, 汉朝的城市化程度还远高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5%强,而汉朝则达到了27%左右, 并且罗马的大城市数量远比不上汉朝多。这个研究结果令人难以置信, 但历史数据胜于“印象”!相信“秦汉-罗马比较”的深入发展, 将会矫正我们对中西古典社会的很多刻板化印象, 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跨亚欧大陆的历史变迁。
目前, 这个新兴的领域主要由欧美学者倡导, 中国学者的关注和参与都比较有限。然而, 中国学者具有诸多知识优势, 大有可为。例如, 法律在古罗马和秦汉都占有重要地位, 但由于中国传统法律不被西方“比较法”学科 (comparativelaw) 认可, 导致西方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非常薄弱, 严重依赖于个别汉学家/法学家的研究兴趣。而中国则不同, 一方面, “中国法律史”是一门较成熟的学科, 有较多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 自清末移植欧陆法律以来, 中国法史学者对罗马法较为熟悉, 常常运用相关概念和规则来解读中国固有法律。这虽然有格义附会的弊端, 但换个角度来看, 倒是便利于进行比较研究。例如30年前,粟劲先生在研究湖北睡虎地出土秦律时, 就情不自禁地与古罗马法进行了一些比较。中国学者可以利用这一知识优势, 在摒弃附会的前提下, 系统地进行秦汉律-罗马法比较, 推动和引领这方面研究的发展。
载《唐都学刊》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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