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 2000 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 (华夏文明) 与边缘 ( 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 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陆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陆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陆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中国古代边疆; 夷夏有别观; 用夏变夷观 ; 封贡制度; 文化软实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一、人类学有助于揭示真实的历史
应该指出，真实的历史与研究历史的历史学是有区别的。受研究者的视角与方法，所掌握史料的丰富完备与否，以及研究者的时代和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研究者对同一研究对象的看法必然有差别，研究结果甚至大相径庭。历史学可以不断探索，一些研究或许能较大程度地接近史实，但无人能准确、全部地复原真实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永远不会终结。
复原历史若能做到精彩、真实，并探索其内在机制与发展规律，必须具备足够的史料根据以及符合逻辑的严格推理等条件。而只有历史学家赋与揭示其真相的思想，才能使史料鲜活起来，进而构成真正的历史学。著名史学家何兆武说得清楚: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貌，实际上乃是史家所企图传达给读者的那幅面貌。这里面已经经过了历史学家的理解、诠释和他的表达以及读者的理解三重泡制。数据只是死数字，是经过了以上的重重泡制才赋给他们有血有肉的生命，使之转化为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活动”。〔1〕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 2000 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有特定的背景与时代条件，并受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就中国是历史沿袭未曾断绝的唯一国家而言，中国边疆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与涉及问题复杂的程度，在世界上堪称少见。何况研究中国边疆形成演变问题的主要任务，是探求蕴藏于历史潮流涌动之下的机制、规律等深层问题，难度不可谓不大。
若仅使用历史学传统的方法，即注重分析、综合及演绎的方法，难以窥知研究对象之全豹。在探讨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欲使我们的眼光更透彻，审视更准确，并深刻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揭示历史演变的特点与规律，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是采用新的视角与合理的方法。近年史学界流行的系统分析方法与历史时段方法，重视探讨研究对象与其他因素的复杂联系，同时进行贯通时段的深层思考。系统分析方法与历史时段方法擅长对所研究问题作系统的发掘与深入剖析，研究本选题显然有较大的优势。
系统分析方法又称整体史研究法，原本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以后移植到历史学等人文社科领域。整体史研究法可溯源到 20世纪中叶英国史学家沃尔什的 《历史哲学导论》。针对此前流行的“思辩的历史哲学”，沃尔什提出了 “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命题，认为历史学家正确的思维方法，是对一个事件 “追溯他和其他事件的内在联系，并从而为它在历史的网络之中定位的方法”。〔2〕整体史研究法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子系统又由更小的系统或要素组成。不同的系统与要素始终处于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综合力量推动事物前进。整体史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重视研究对象内部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并将研究对象的变化视为动态演变的过程。整体史方法还认为，局部之和永远大于整体，因为局部之和诞生新的内容。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也可看到类似的观点。
自 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年鉴学派产生以来，其所提出的史学理论不断增枝散叶，在世界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并首先使用了历史时段方法。〔3〕布罗代尔认为，根据所具有的内容、层次、地位与作用，可将历史时间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长时段的内容蕴藏在历史潮流的底层，主要表现在气候变化、地理格局、文化心态等方面。他认为，长时段主要研究历史的结构，虽然变化极为缓慢，但在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短时段研究数十年或百年之间发生的历史，研究对象大致是历史过程中的人物、事件与现象。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段位于历史的表层，因此不甚重要。中时段介于长时段与短时段之间，具体探讨态势、局势、周期等类问题。布罗代尔将历史过程划分为不同的时段，明确定位并分别进行研究，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当然，布罗代尔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已正确指出，短时段是认识历史的基础，却被布罗代尔忽视了。
若引入人类学的知识与研究方法，对探讨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等问题十分有利。采用系统分析方法与历史时段方法，也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人类学定位于研究当代的人与人的文化，〔4〕历史学则探讨已发生及凝固的以往事实，两者在定位方面截然不同。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人类学可细分为探讨历史、经济、宗教、体质、生态等学问的不同分支。现代人类学认识论的基础，主要是普同论、全貌论、整合论、适应论与文化相对论。现场直接观察法是人类学的重要方法，认为研究者唯有亲临现场亲睹并收集事实，获取的材料才真实可信。同时，研究者对获取的材料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发掘深藏其内的文化内涵，梳理相互因素的关系，进而揭示问题的本质。人类学与历史学探讨的对象虽有现实及过往的区别，但不妨碍我们汲取其理论与方法的有用之处，籍以探讨历史研究的内在机制、演变规律一类问题。
人类学提倡的全貌论、整合论、适应论与文化相对论，与整体史研究法有相通之处，相关的思维以及探讨亦可在采用历史时段方法的前提下顺利进行。历史学家不可能身返过去的历史。但人类学倡导的 “现场亲睹”，却提醒历史学家应模仿古人的思维方式，置身所研究时代的意境，才有可能领会史载的真实含义。另外，人类学讲究剖析资料中蕴含的信息，释读隐藏其中的文化密码，以获得对事实的准确把握。人类学还关注事物内部的关系及其变化过程，这些都值得历史学家学习。人类学结合历史学在发达国家久已有之，历史人类学便是其成功结合的结晶。历史人类学在我国已取得一些成果，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以下就借助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探讨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问题，试举数例。
二、文化软实力是历朝治边的有力武器
古代中国曾数次分裂，但在统一局面破裂后，均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回归统一。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中国从低水平、低层次的统一，逐渐发展到较高水平的统一，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古代的边吏具备极高素质，或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配置了强大的兵力，实行了严格的管理，而主要是在边疆的经营方面，形成了较为优越而且有效的内在机制使然。①
或者说，中原王朝在边疆的经营方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地缘政治观，并以此为边疆治理及涉外事务处理的思想基础。中原王朝地缘政治观的核心内容，是视华夏之地为固守的中心，四周的蛮夷地区为中心的边缘乃至迷茫的徼外。② 中原王朝应对蛮夷的方略是 “守在四夷”，即固守华夏之地，通过制度与文化的渐次传播，对周边蛮夷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进而在蛮夷地区形成受华夏影响的文化圈。华夏文化的影响由近及远，由微弱、逐渐的积累发展至质量上的突变，约在元初出现中原王朝稳定的边疆与邻邦分离的改变。对此，历代中原王朝未必有过科学的总结，但此种边疆经营方略行之有效，历代相沿，成为中原王朝治边不可缺少的利器。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居主导地位的中原王朝，形成了重视并善于运用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传统。〔5〕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是指该国的社会生产总值与硬件设施等的拥有量，软实力则是指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影响力，包括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上的影响力。这一规律可说是古今皆然。从有关记载来看，中原王朝十分重视并积极发挥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具体来说，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古人对文化软实力难以做出科学归纳，但对华夏文化的重要价值、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等有深切的认识。因此，历朝都采取措施争取文化软实力实现最大化，并以此为经营边疆及徼外地区不可或缺的利器。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
夷夏有别观的核心，主要是华夏中心观与崇夏抑夷观。华夏中心观根据文明的类型划分夷夏，所言 “夷狄”，包括华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原王朝所言 “夷狄”包括边疆的诸族与徼外的政治势力，施用的治策兼顾两者。自元代起，边疆诸族与徼外势力的分野逐渐明朗，中原王朝的应对之策，相应出现了分化及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崇夏抑夷观主要表现在中原王朝严格区分夷夏与夷狄，具有先事华夏而后夷狄，重根干轻枝叶，以及亲华夏、远夷狄等观念，总体原则是夷狄归附则受而不拒，夷狄反叛则弃之不追，由此形成“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
用夏变夷观源自儒家的德化观。儒家讲究以和为贵，以忠信为美，认为朝廷应对夷狄，应实行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的政策。统治者认为，对夷狄广施德化，便可实现 “德泽洽夷”，③取得不事遐荒、安定华夏之地的理想效果。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与制度。
农业文明在中原地区形成很早。较之结构单一的游牧文明与发展滞后的山地文明，农业文明有明显的优势。中原王朝向外传播的文化，主要是宣传其文化的博大精深，传播和平、和睦、夷夏有别等价值观，以及体现尊卑有序、奉上事主、讲求诚信、宽广包容等内容的道德观。中原王朝彰显的实力，包括经济实力、人力资源与军事实力。在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土地肥沃，粮食产量较高且收成稳定，为拥有雄厚国力创造了条件。由于实行专制、集权的统治制度，中原王朝统治者拥有全面掌控社会与臣民的权力。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和人力资源为基础，中原王朝大都拥有可观的军事实力。但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有时并不对称，治边用兵亦须付出高昂的成本。此外，对夷狄实行厚往薄来政策也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源。
中原王朝彰显的制度主要是国家制度与封贡制度。鉴于徼外势力之多元及边疆政局之复杂，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多采用较灵活的国家结构形式，同以专制统治为特征的国家制度互为补充。封贡制度既是中原王朝彰显的对象，也是中原王朝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载体。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机制是文化传播。一是通过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将文化软实力传播至周边地区，二是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与道德观，文化传播重视体现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宽广包容。中原王朝传播文化，主要是通过广施德化、兴办儒学教育这两种方式，利用华夏文化的辐射及影响，对周边夷狄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施用文化软实力的目标是“守在四夷”，中原王朝力求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华夏之地的安定。为此，统治者尽量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己的形势及环境，并逐渐将统治区域扩大到更大的范围。
唐宋时天下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原王朝与夷狄的关系出现持续演进的变化，主要是边疆地区明显强化成为拱卫国家的屏障; 邻邦大都成为与中国建立新型藩属关系的属国。随着周边强大势力的崛起，中原王朝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面临复杂的形势，需要硬实力与软实力更合理的搭配。时局的变化莫测，也呼唤更及时、更灵活的应对。竞争至上与适者生存，逐渐成为通行天下的法则，这些都对中原王朝奉行的自然天成、消极守拙的国际主义提出了质疑。宋代以后，先后出现了元、清两个以边疆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华夏文化融合周边民族的文化，形成更为深厚、丰富和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元明清三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在内涵、推行重点、施行方式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三、封贡制度的目标是建立东亚秩序
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了中心 ( 华夏文明)与边缘 ( 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 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与前来朝贡的四方夷狄建立盟约及主从的关系，进而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此即施行封贡制度的真实用意。
封贡制度的基础是服事观。先秦时一些诸侯国提出 “五服”说，认为统治者居天下之中心，其影响由中心向四面传播。中原王朝对服事观进行改造，将其发展为以四方夷狄向中原王朝进贡、中原王朝册封朝贡者为内容的封贡制度。封贡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双方关系建立在朝贡夷狄承认对中原王朝的附庸地位基础上，并通过朝贡、接受册封、履行朝廷规定义务等得到体现; 中原王朝赐给朝贡夷狄丰厚回报，并通过册封将其纳入羁縻府州的管控之下。二是朝贡与册封均遵循自愿、不强加于人的原则; 建立册封关系以后，夷狄若有反悔，随时可废除。三是封贡制度适用的范围甚广，施用对象为广义上的夷狄。封贡制度有和平渐进、无须用兵等特点，获得成功的前提，是国库须大量持续支出以及中原王朝在东亚享有霸主地位。
元代以前，中原王朝的边疆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边疆与徼外地区的界限经常变动且含混不清，封贡制度施行的范围，既有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地方政权，也包括徼外势力，乃至远方的一些他国。缘由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封贡制度是亚洲东部古代国际秩序的看法。中原王朝建立及巩固东亚秩序的途径，是积极推行封贡制度，通过厚往薄来、礼尚往来的手段，与封贡对象确定等级从属的关系，客观上也有利于向蛮夷传播华夏文明。德治、教化也是中原王朝笼络蛮夷的重要方法。唐太宗认为，对夷狄施以德泽，可获得武力不能达到的效果，“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其以远地区进行政治笼络和文化传播; 通过交往方面的厚往薄来笼络对方，争取建立封建家族制度式的等级尊卑关系，在此基础上实行相对宽松的羁縻治策; 通过保护、赏赐、施以优惠等做法，使藩属国紧拢在自己周围。进一步来说，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施用的文化软实力，对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邦交关系，以及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巩固，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晋至唐的中原王朝统治者，大都持有中原文化绝对先进、王朝宏伟无疆、边徼蛮夷难以企及等优越意识，并通过广泛施行封贡制度，践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将上述观念散布四方，同时以丰厚的物质赏赐及众多虚衔官职的授予，对边徼地区的蛮夷“施之以德”，企望换取边徼蛮夷对中原王朝最高权威的承认，以及蛮夷对中原王朝的衷心顺从和长期供奉。在华夏文明独领风骚，中原王朝处理与夷狄的关系主要是采取友好相处、德化浸润等做法的时代，封贡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原王朝不仅构建了以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还使东亚地区实现了上千年的基本和平。封贡制度使中原王朝的文化软实力发挥了显著作用，逐渐形成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圈，汉唐两代尤为明显。
唐宋时天下形势发生变化，中原王朝与夷狄的关系出现持续演进的改变。与元明清时期情况的变化同步，治边文化软实力逐渐演变为两种不同类型。
对周边关系较密切的邻国，元明清王朝主要通过新型藩属国体制来体现文化软实力。对基本成型的边疆地区，则主要是靠因地制宜的边疆治策与推广儒学教育来体现文化软实力。元明清，尤其是元清两代，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不甚明显。历朝还在云南等地积极推行土司制度，使朝廷对南部边疆的统治明显深入。在上述地区施用的周边文化软实力因此取得明显效果。由于在边疆实行土司制度，中原王朝的统治深入到此前鞭长莫及的地区，通过土司承袭须经考核批准和发展儒学教育等方式，有效培养南方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 通过大量兴办正规学校，还迅速提高土司的素质与文化水平，初步解决了南部边疆各级官吏的来源问题。
元明清三朝逐渐放弃前代倚重的传统封贡制度，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唐朝以后中原王朝衰落、华夏的地位逐渐下降等原由。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是这一现象的充分体现。七下西洋后类似的行为嘎然中止，固然因明朝国库困顿难以支撑，但深层的原因却是时过境迁，中原王朝一枝独秀的风光不再，过去兴盛的封贡制度效力亦大不如前。另外，此类做法蕴含的高成本、低收益的矛盾日趋尖锐，明朝花费大量国力，收获却寥寥无几。以厚往薄来为特色、曾广泛施行于边疆和徼外地区的传统封贡制度，乃逐渐式微并趋于衰落。①
四、丝绸之路与国家权力渗透
“丝绸之路” ( 以下简称 “丝路”) 是人们对古代中国与地中海地区之间国际交通线的雅称，因运销商品中有宝贵的中国丝绸而得名。古代丝路的类别，大致包括北方丝路、南方丝路与海上丝路。
北方丝路又称 “绿洲之路”，因途经西域沙漠中的绿洲而得名。道路自华北地区启程，经过河西地区，穿过塔里木盆地，越过帕米尔高原，分为两路: 一路经过帕米尔高原北部，经费尔干纳地区至锡尔河流及阿姆河流域; 另一路经由帕米尔高原南部，途中分为南抵北印度与西达阿富汗的两条支线。赴中亚及阿富汗的道路往西达今伊朗，道路再次分为两条，一条道路至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 ( 今伊斯坦布尔) ，另一路往西南至今伊拉克，前行可达地中海东岸。
南方丝路可细分为西南丝路与岭南丝路。西南丝路有三条干道，即，自今成都经西昌、大理、德宏入缅甸北部，经过今印度北部达地中海沿岸的“永昌道”; 由今成都入缅甸北部，走水或陆路沿伊洛瓦底江至孟加拉湾出海的 “伊洛瓦底江道”;以及经今宜宾、昆明、蒙自至越南河内，再经海防出海的 “交趾道”。岭南丝路是连通海上丝路至中国内陆的陆路部分，走向大致是从中原王朝的都城如长安、洛阳或大都 ( 今北京) 及中国丝绸的主要产地出发，往东至今广州、泉州等港口出海，遂连通海上丝路。
海上丝路又称 “瓷器之路”，因古代后期行经的中国海船主要运输外销瓷器得名。海上丝路起自中国东部沿海的今广州或泉州，出海后至交趾( 今越南河内) 或越南中部取得补给，再绕行中南半岛，经马六甲海峡赴印度洋沿岸，远端可达波斯湾与红海地区。
丝路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道路的发展与经营，中国与亚欧地区的商贸往来，中国与邻邦之间人口的迁移，中国与亚欧地区的文明交流，道路所经地区城市的形成，丝路不同路线传播亚欧文明的比较，等等。学界谈到历史上的丝路，多注重介绍丝路的历史、道路的走向、相关的经贸活动以及通过丝路大国文明之间的交流。若从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变化，以及中原王朝的国家权力渗透的视角审视，我们对多条丝路间的联系，丝路的兴衰更替，以及丝路的主要功能及其变化，当有进一步的认识。②
对丝路的积极开拓与长期维护，从根本上而言，属于中原王朝的国家行为。中原王朝积极经营丝路，并采取多种措施力保丝路运行的安全，目的是向边疆及徼外进行国家权力渗透，以形成和维持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另一方面，时代条件及东亚形势的改变，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商贸活动的活跃，又推动丝路的总体格局以及丝路的主要功能发生改变。
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及徼外地区，所面临的形势及其应对在前后期有明显差别。
前期中原王朝治边的对象是包括边疆势力与外邦在内的夷狄，应对的方法主要是推行羁縻治策，施行的主要载体是朝贡制度。通过以厚往薄来为基本特征的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在周边区域乃至东亚地区，逐渐构建以中原王朝起为中心的东亚秩序。
中唐及其后的时期，吐蕃、南诏、辽、金、夏、蒙古等边疆势力的兴起和存在，以及明代后期西方列强东至，使中原王朝遭受严峻挑战。元、清两个统一王朝为边疆少数民族建立，他们有其不同于以往中原王朝的天下观与治边观。在诸多力量的冲击下，汉唐以来形成的东亚秩序逐渐解体。另一方面，元明清诸朝的疆域趋于稳定，外邦的国家形态也逐渐形成，并与中原王朝建立起了新型藩属国的关系。因此，元明清三朝治边表现出边疆治理与邦交应对分开的特点。2000 余年间中原王朝在治边方面发生的变化，对丝路的众多方面产生了影响。
中原王朝腹地与邻邦之间的过渡地带，或者说王朝统治者眼中的蛮夷之地，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地区即人类学认为两种文化的接触或重叠地带。这一地带文化演变的趋势，决定了在两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以何种文化为主并相应获得更大的发展。丝路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的重大的促进作用，在元明清时期尤为重要。通过丝路，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设治、驻兵和移民，其影响由点及面，从表层逐渐深入边疆社会内部，最终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控。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地区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采取国家权力逐渐渗透的方式，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丝路作为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徼外进行国家权力渗透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受到时代背景与东亚形势变化的深刻影响。三条丝路的走向，以及相互之间的配合、制约与兴衰消长，乃至形成国际性回环线路等方面的情形，数千年间发生明显的改变。
宋元以前北方丝路与南方丝路较为兴盛，尤其以北方丝路最受重视。海上丝路虽然在唐以前就已开通，但由于中国远洋航行技术水平较低等原因，利用海上丝路的主要是运输高档奢侈品的徼外商船，以及运载朝贡使臣的外国海船。元代以前，丝路的重点在北方，作用主要是朝贡、夹攻匈奴和和获取远方珍物以供宫廷享用。汉、晋、唐诸代南方丝路趋于繁荣，其原因，一是作为北方丝路的补充，二是在北方丝路被阻断时发挥作用。当时丝路在边疆地区的路段，主要是作为国际丝路的一部分而存在，并非是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
宋元时期情形发生了变化。除这一时期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出现了改变外，丝路功能转变的另一原因是为中原王朝与外邦的贸易服务日趋重要。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输出货物主要是各类瓷器，必须通过海路运输方能保其安全。兼之宋元时中国的造船技术空前发展，季风对中国海船北上的制约作用降低，中国海船逐渐成为海上丝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南方丝路的地位也逐渐超过北方丝路，对重北轻南治边传统的改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元代后期，受蒙古帝国分裂和衰落的影响，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不时中断，对北方丝路产生不利的影响。明朝与北方的瓦剌诸部长期对峙，严重影响北方丝路的通行，致使其一蹶不振。另一方面，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正式形成，而且南部边疆形成的时间早，产生的作用大，西南丝路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丝路边疆路段的地位普遍得到提升，境外的路段则降至次要的地位。
西南丝路与海上丝路存在如影随行的密切关系。宋代以前中国的航海技术有限，因受太平洋季风的限制，返国的外国海船与中国海船从中国东部沿海出发，在逆行季风的情形下多在交趾 ( 今越南河内) 靠岸，人员及商品再经 “交趾道”、 “永昌道”两条陆路转赴今印度等地。这一时期，西南丝路与海上丝路合为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在海上航行的主要是外国海船，他们运载朝贡使臣以及珍宝、珍稀土产至中国东部港口。宋元时中国的航海技术 ( 包括大型海船制造与指南针导航等) 有了很大发展，在海上航行的中国海船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五代以来，交趾发展为独立国家，交趾经常抢劫过往的商船。南诏、大理国在 500 余年间割据云南地区，也使朝觐及贸易的队伍在其辖地难以通行。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中国东部沿海赴印度洋的海船，转而以占城 ( 在今越南中部)或今海南岛为补给地，行旅不再由交趾登岸走经过云南入今缅甸赴印度的陆路，〔6〕海上丝路与西南丝路的联运宣告结束。
丝路的功能在宋元之际也发生了变化。宋代以前，海上丝路主要用于朝贡往来及运销海外高档土产。宋代国际贸易的重点逐渐转向民间贸易，规模也逐渐扩大。外销货物以瓷器为大宗，为国际贸易服务逐渐成为海上丝路的主要功能。运输瓷器以海运占尽优势，这也是海上丝路趋于发达及其功能发生变化，以及商队不再从交州登陆、经云南陆路西行的一个原因。
宋元时期海上丝路十分发达，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准备了条件。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外宣传国威，招徕诸国入贡。据记载: 永乐三年( 1405) 六月，明成祖遣中官郑和出使西洋诸国，“藉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船队自福州五虎门出发，扬帆达于占城，再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①七下西洋对外彰显明朝的雄厚国力，促进明朝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但大规模地持续施行厚往薄来的做法，终使国家财政无力支撑。南部边疆等地出现大规模的茶马贸易与马市，反映出中原王朝靠朝贡制度羁縻徼外蛮夷的传统受到大规模商品贸易的严重冲击。况且，郑和七下西洋产生的政治影响仅限于海外诸国，对明朝企望恢复朝贡关系的瓦剌等北方游牧势力，七下西洋无异是南辕北辙。
明成祖死后，大规模的远航黯然谢幕。以后，因倭寇入侵等原因，明朝颁布 “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一度繁荣的海上丝路遭受严重打击。清朝虽曾一度开海，但在大部分时间仍然实行封闭海洋的政策。统而观之，在明代后期及清代，包括海上丝路在内的丝路网络归于沉寂。
总之，作为实践现封贡制度主要途径的丝路，由于中原王朝的重视而开拓和兴盛。历代王朝积极开拓丝路并注重保障丝路的安全，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日常维护，唐朝、元朝等王朝还在丝路的一些路段设立驿站，使兵力所及的路段成为官道，一些朝代甚至要求前来朝贡的使臣必须走规定的 “贡道”。北方丝路、海上丝路与南方丝路构成了中原王朝经营边疆与联络外部的交通网络。从丝路分布格局的变化，可以探知历朝经营边疆在重点、方式与效果方面的演变过程，更重要的是，丝路是中原王朝向边疆及徼外地区进行权力渗透、扩大政治影响的主要途径。〔7〕由于中原王朝治边文化软实力在后期出现变化，北方丝路、海上丝路与南方丝路发生衰落及更替，其功能也逐渐改变。
在中原王朝边疆的巩固与发展方面，丝路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了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陆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陆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陆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改变表现为渐进式积累以及以质变为转折的过程，并通过丝路的建设与运作得以体现。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不仅得益于政区行政管辖的确定及完善，还表现在中国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得到不间断的传播并逐渐被认同。元明清时期内陆人口向边疆大量迁徙，并与边疆诸族实现融合与重组，诸如此类的诸多因素，促使边疆与内陆牢固地结合。因此，边疆的交通线不仅是边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途径，也为边疆蛮夷与内陆更多的交往创造必要的条件。可以说，丝路 ( 尤其是位于边疆的路段) 对于构建中国疆域的重要贡献，给予如何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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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府新论》2015年第2期，P13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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