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统治者把分封制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政治上，血缘的纯粹性稳固了挛鞮氏氏族的统治地位，使力量和数量有限的挛鞮氏宗族成员在横向上走向更广阔的所征服土地，直接控制和管理土地及其部落和民族；层层分封使政权组织结构在纵向上趋向更进一步的系统和严密，弱化了因地广人稀及游牧生活方式而造成的松散和游离。从军事上讲，通过严密的分级统领，单于牢固地控制了全匈奴的军事力量，“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军队及其民众，通过各级封王能在最短时间内快速、灵活地集结、出战，这种更注重军事意义的军事组织方式，与其保卫本国利益免遭外族侵扰和袭击的客观要求相适应。
匈奴分封以孪鞮氏为核心，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分配、继承统治阶级所掌握的财产、权力和地位，这种分配团结和凝聚了同姓贵族之间、异姓贵族之间、同姓贵族和异姓贵族之间的关系，加强了以孪鞮氏为首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理顺了关系、明确了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混乱和内耗，稳固了政权的统治秩序，并把这种秩序移植到所有统治区域，尤其边远地区。对所有被征服地区，匈奴统治者基本不打乱其原有的生活地域、生产、生活方式和政权组织甚至习俗等，通过层层分封形成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网，减少了被征服民族和部落的心理抵触。可以说，在匈奴统治者人力、物力、财力十分有限，交通条件不发达等各种客观条件下，这是一个政权（靠血缘关系作纽带）有效存在并能向前发展的比较稳固、合理的社会统治制度。各个层次的封王管理自己分地内的事务，比所有事务集中于一个人管理要容易得多。
有学者认为：“匈奴的统治机构显然是非常松弛和不稳定的，其政权性质只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是暂时不固定的，这也为匈奴日后的多次分裂埋下了伏笔，一旦中心氏族的军事力量减弱，联盟就立刻面临瓦解的威胁。”[①]这一说法看似有些道理，但仔细推敲起来，还值得商榷。首先，匈奴政权不是暂时的、不固定的联盟，而是政治组织比较严密的“家国一体”的政权。同姓封王做为国家支柱或重要统治机构牢牢地掌握着各级封地内的行政、军事权力，相比较异姓封王要安全、稳定的多。从冒顿开始至且鞮侯单于的一百年间，政权达到空前强盛，成为中原王朝北方之劲敌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其二，政权走向分裂与统治者内讧或软弱无力有很大关系，但中原所谓的先进文化下的组织严密的政权，也有不少是因统治者内讧或软弱无力而瓦解甚至是改朝换代。而当时匈奴政权几百年的历史，尽管充满争权夺利，但一直都是挛鞮氏掌握着政权，没有旁落他氏族、他民族。因最终分裂而归咎于政权不成熟，这种说法似乎很难令人信服。
分封利用和保存了族内的血缘关系，但“只有在不与政治权力相抵触的地方，宗法才被承认有，一遇与政治权力相抵触，宗法便失去效力。”[②]即血缘关系总会被政治利益冲击和淡化。秦始皇统一诸侯国后，曾向大臣征询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丞相王绾等主张分封置王，而廷尉李斯则以西周分封的历史教训反驳说:“周文、武所封子弟甚众，然后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③]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以血缘关系为分封原则的匈奴。虽说当初所分封皆为单于子弟，被分封的第一代人可能相互熟悉，比较亲近，但发展到下一代、再下一代时，他们之间必然是越来越疏远，在地广人稀、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最终是血缘关系越来越淡漠。
匈奴最终分裂的导火索就是家族内的争权夺利，所谓的血缘、亲情都早已抛掷九霄云外。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避免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权力，除去普遍的因素外，就匈奴政权而言，其各大封王有资格继承单于位的继承制加剧了这一情况的发生。“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④]即被封为各大王的单于子弟按照一定顺序均可即位为单于。从所记载的单于继承事实看，“次第为单于”并不是常态，单于交替过程往往充满着复杂的内部利益的调整甚至政局的动荡。有资格继承单于位者不止一人，几乎每个人都是野心勃勃，时刻觊觎着单于位。
一般地，匈奴老单于死后，实行父死子继，继任者的首选是“为单于储副”的、单于子弟：左贤王。左贤王继承单于位后，左贤王子继承或其他王递进升任补充左贤王位置。这是比较理想、顺利的单于位交接，政局比较稳定，能够平稳过渡。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均是父死子继方式继承单于位，过渡比较平稳，使匈奴走向80多年（公元前209年——前126年）的最强盛时期，约占分裂前匈奴帝国时代（公元前209年—46年）的三分之一时间。此时期的单于能够驾驭全局，并有效控制各大封王、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调整各利益关系，封王对单于的忠诚度比较高。被分封的单于子弟近亲都处于适应、调整和发展封地的阶段，从上到下挛鞮氏成员的凝聚力比较强，政局相对稳定。
当其他封王继承单于位时，很容易引起时局动荡。公元前126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自立为单于——伊稚斜单于，於单被迫奔汉。伊稚斜单于死后的十多年，四位单于相继即位，每一次新单于即位，都要经历一些变革，致使统治阶级内部动荡不安。且鞮侯单于初立，以弟为左贤王。左贤王死后，左贤王子先贤掸不仅没能袭左贤王位，反而被贬为日逐王。日逐王后来附汉，给匈奴造成了巨大损失，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匈奴人自己也说：“自且鞮侯单于（公元前101年—96年）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复取。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⑤]狐鹿姑单于死后，嘱立其弟右谷蠡王为单于，但最终是其子左谷蠡王被阴谋拥上单于位。左贤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去居其所，不肯复会龙城。”公元前60年，握衍朐鞮单于初立，尽杀前单于用事贵人，尽免前单于子弟近亲，“而自以其子弟代之”[⑥]。其暴虐杀伐的行为，引起族人的反抗，从而发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五单于之战。呼都而尸道皋单于欲传位于其子，引来前单于长子——比的不满，比“遂内怀猜惧，庭会稀阔。”以上诸现象说明，虽然有既定的单于继承原则，但经常被在位单于人为地利用或改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从而造成封王与单于关系不和，影响政权稳定。
再说各大封王的继承情况。史载：“诸大臣皆世袭官职”。按理说，当左贤王、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继承单于位或其他原因致使王位出现空缺时, 原来的职位将世袭给其成年长子。没有长子，则从封王的兄弟子侄中选任。如，握衍朐鞮单于篡位前的右贤王身份就是“代父为右贤王”，登上单于位后，把右贤王封号袭给了他的弟弟。这样，左贤王、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正常世袭的顺序应当是子子孙孙在一个支系世袭下去，长久以往，封国内的血缘关系比较单纯，形成越来越独立的世袭领地。
但由于各大封王都有继承单于位的资格，每一次封王继承单于位后，就会涉及一些其他封王的变动。新一轮封王重新到各封地就职后，原封王的势力将随着新主人的到来而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新主人逐渐培养自己的势力，排挤、压制原来的势力。所以，对于一封地来讲，封王虽然拥有封地及封地的财政和军队，但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袭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统治者，也就不容易形成与单于庭相抗衡的地方势力，有利于在位单于的管理和统治。封王与新单于的关系密切，更忠诚于新单于。这样，匈奴分封制的关键要素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单于与各大封王的关系。封王为确保自己及子孙更长久地保持富贵地位，争取继承单于位是各先单于子弟最好的出路。这样不健全的继承制度，对单于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单于的年富力强是至关重要的。当单于没有能力、阴谋篡位者、不得人心时，就受到其他年富力强者的挑战和威胁，并以武力、暴力见分晓。除前面提到的伊稚斜单于，还有南匈奴时期的安国单于。安国单于时，其能力和人心向背受到比之强的、有资格继承者——师子的挑战。师子原为左谷蠡王，数立战功，受到两任单于的欣赏和重用，安国继承单于位后，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国中人皆敬师子而不附安国。“安国由是疾师子，欲杀之。”[⑦]师子发觉单于预谋，“单于每龙会议事，师子称病不往。”[⑧]最终，安国被谋杀，师子即单于位。封王时刻觊觎单于位，对在位单于的各方面能力是巨大考验，不像西周，规定嫡长子继承制，有资格的只有一人，“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⑨]，倒也有助避免皇位纷争而导致的动乱。
所以，由于匈奴继承制度上的不健全导致匈奴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但斗争的结果却促进了匈奴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稽侯珊原为前单于子，因右贤王的篡位而使之与继承单于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被原左地贵人拥立为单于后，参与五单于之争取得最终胜利。呼韩邪单于死后立下规矩：单于位在他的儿子间兄弟相承，从而维持了七十多年的稳定局面，没有因单于的继承引发动荡。但这也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总有到最后一个儿子的时候。兄弟轮至最后时，肯定有不止一位的前单于子，再怎样立单于又成为问题。呼韩邪单于子舆即位后，欲传位其子，杀害了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前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见伊屠知牙师被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当立”[⑩]。呼韩邪单于似乎没有规划那么远的继承办法，于是又出现了争夺单于位的内讧。这次内讧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在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导致匈奴帝国分裂。分裂后，南匈奴鼻祖比解决了前单于子即位还是在位单于子即位的问题。比之后单于位继承的规律是，先在自己的兄弟间相承，结束后，再在子一辈中按照年龄的顺序继承，维持了近40年的时间没有大的动荡。
如果说中原分封制的瓦解是与割据势力的强大有直接关系，而匈奴的分裂则是与封王有资格继承单于位有直接关系。但从单于的世系表来看，不论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还是其他方式的继承，单于位却一直都是在孪鞮氏这一姓氏中世袭，只不过是从一个家系转到另一个家系而已。单于世袭，贵族是世袭贵族，大臣的职权也皆为世代传袭，世袭制保证着匈奴的统治权永远掌握在属于贵族的少数人手中，匈奴政权得以延续几百年，异姓贵族没有崛起的机会。
【作者简介】李春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 编《朔方论丛》（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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