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研究专辑
作者简介：张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论《易传》的成书与学派归属
张涛
摘要：《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和阐发，其成书与学派归属，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议，或以为属于儒家，或以为属于道家，等等，各种观点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易传》既不属于儒家，也不属于道家，其中既有儒家、道家的思想成分，也与阴阳家、墨家、法家、兵家之说有相似、相通之处，《易传》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
关键词：《易传》成书 儒家 道家 阴阳家 墨家 法家 兵家
《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易经》又分为上经和下经，由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组成。关于《周易》的作者《周易系辞下》提及伏羲作八卦，司马迁指出伏羲作八卦周文王被囚羑里而演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且认为孔子作“十翼”；班固则加以继承并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人更三世，世历三古”的说法。在先秦的一些典籍如《左传》中已提到用《易经》占卜的事实。这说明《易经》起源很早。
《易传》共七种十篇，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和《说卦传》、《序圭卜传》、《杂卦传》均是对《易经》的解释和阐发，《易纬》称之为“十翼”。关于《易传》的作者自汉至唐很少有人怀疑，认为是孔子所作至北宋欧阳修开始有所质疑。关于《易传》的出书和学派属性，学术界至今仍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或认为《易传》乃孔子所作属于儒家的作品；或认为《易传》与道家有很大的关系，应归于道家。此外还有其他不少更加具体的说法比如有的认为《易传》多出自荀子门徒；有的则认为《易传》是氏之儒的遗著虽非孔子所作历史上却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发挥影响；还有的认为《彖》、《象》二传以及《系辞》的有关章节曾经思孟学派整理、润色过，等等可谓众说纷纭天水违行。经过研究在我们看来《易传》不仅与道家、儒家关系密切而且与其他诸子的思想也有一定的相通、相似之处；它并不专属于某家某派，而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
一
易学的演变和发展与孔子、与儒家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孔子对《周易》颇为喜爱，且颇有研究，并以其传授弟子。据《论语子路》他曾引述《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以说明卦爻辞有益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孔子认为，善于学《易》的人不必去占筮，即所谓“不占而已矣”从而进一步淡化了《易经》的宗教巫术色彩。？子还强调学《易》可以使人改过从善。《论语述而》曾记述孔子之言“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处汉代《鲁论》读“易”为“亦”，只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化误，所以郑玄、陆德明等从《古论》对其加以改正。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也记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提到孔子对《周易》“不安亓用而乐亓辞”并载其言曰：“夫《易》冈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图，愚人为而不忘惭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亓志，以成亓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元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筵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周易》中蕴含的哲理非常重视。
除孔子以外，其后的儒家学派与易学关系也非常密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軒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汉书儒林传》说：“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桥疵子庸子庸授江东酐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田何子装。”《史》、《汉》所说稍有不同，亦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说明，孔子之后，易学在儒家内部一直是前后相继、传承不绝的。除了商瞿，孔子还有可能授《易》于子夏（卜商），所谓“卜商入室亲授微言”而子夏又撰有自己的《易传》，《隋书经籍志》等对此有明确记载，后世流传的《子夏易传》并不一定是伪书。另外据有关文献，子夏、子张、子贡都曾问《易》于？子。至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善为《诗》、《礼》、《易》、《春秋》”，曾屡引《易经》卦爻辞以证己说。《荀子大略》还阐述了对《易经》的态度，即“善为《易》者不占”。这与孔子“不占而已矣”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儒家解《易》的基本特点，即强调《易经》的知识性和学术性，突出其道德内涵和教育意义。
关于《易传》的作者，汉唐时期的学者皆认定是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亦言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艺文志》亦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实际上，从前弓丨《论语子路》、《述而》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等可以看出，孔子对《易》的确非常精熟。若“细籀《论语》”，可以发现孔子对于宇宙之观念、其任世力行之精神和正名主义，“颇有与《易传》所言暗合处”，二者多相发明有些语句“几若出诸一人之手”。“此外，
《论语》中论忠恕一贯之道，中庸恒谦之德与《易传》符合处，更俯拾即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记孔子之言曰：“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而《孟子滕文公下》记孔子作《春秋》则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里孔子的口吻与《要》篇所记是颇为相似的。《要》篇中还记有孔子的一些话与《系辞》等密切相关。如其记孔子曰：《周易》“古之遗言焉，予非安亓用也”。记子赣贡言“夫子今不安亓用而乐亓辞。”这与《系辞上》“以言者尚其辞”的语意是相近的。还有，《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蔡泽之语：“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飞龙在天”句为《周易乾卦》九五爻辞，同时又见于《文言》。“不义”句为孔子之语，见于《论语述而》。这里两句连在一起且冠以“圣人日”至少说明《史记》、《汉书》关于孔子作《易传》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包括《系辞》、《文言》等在内的《易传》与孔子是有联系的或者说有些内容出于孔子之手而由其弟子及后学加以整理。
的确，《易传》明显蕴涵着儒家的思想内容，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特别是其中的自强不息、刚健中正，更是孔子及儒家的道德哲学和人生态度。众所周知，孔子推崇坚强刚毅的意志品格立志做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的志士仁人为追求人生理想而乐观进取不断奋斗。他强调“刚毅木讷近仁”并说自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但孔子又反对不讲条件的急躁冒进，要求做到行为适中，认为“过犹不及”，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中庸之说。这种刚健而用中的思想在《易传》中得到了
进一步诠释和发展。再者，《易传》中有关宗法等级和伦理道德的内容也大都来自儒家。它特别重视仁义礼贞肯定仁义是人道的基础，并将其与自然万物的演进结合起来。如《说卦》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序卦》则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显然这些都带有浓烈的儒家色彩。
二
道家也非常重视《易经》的研究，但与儒家不同，它注重从天道观或者说宇宙观、自然观方面挖掘《易经》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和影响，以阴阳变异观念解《易》，《庄子天下》“《易》以道阴阳”一语更是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在道家内部无论是老庄学派还是黄老学派或称稷下道家，都曾从哲学的高度致力于易学的发展，进一步淡化了《易经》宗教巫术的性质。
我们知道，《易传》总结了多方面的理论成果利用《易经》的形式系统、框架结构，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当然，《易传》尽管内容丰富，但其主导思想还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用阴阳刚柔解释《易经》，解释天地万物和一切社会现象。这一思想是有其渊源和演变过程的。西周末年，太史伯阳父将地震的成因解释为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失调但尚未达到哲理化的高度。
将阴阳说纳入哲理范畴的是亦曾做过史官的老子。他将阴阳视为万物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或属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后来庄子及其后学也喜谈阴阳并用以解《易》说“《易》以道阴阳”。其实《易经》中并无“阴阳”一词，只有《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出现了一个“阴”字。以阴阳解《易》是易学研究逐步抽象化、哲理化的结果。到了《易传》，以阴阳解《易》已经十分普遍阴阳变易已被视为《周易》及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从卦象、爻象到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可以用阴阳来解释这样就形成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湛命题。阴阳说在《易传》特别是《系辞》中，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并且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从这一点上说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先秦时期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讲究“谦让之德”的，而道家所提倡的“谦让之德”与《易传》所倡导的“谦让之德”更是有着非常相似之处。
如《老子》第八章中有：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在此提出“善利万物又不争”以及夫唯不争等等可以看出，老子认为自然界的事物也是具有谦让之德的’并通过水的德行来阐明谦让之美德。
《老子》第九章曰“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在此老子把人的谦让之德和天道联系起来：能够做到谦让，就可以称得上是符合天道了。因此，道家提倡的不仅是个人要具有“谦让之德”，同时也认为自然与宇宙之中贯穿着普遍的“谦让之法则”。就两者关系而言，道家主张，在自然与宇宙的“谦让之法则”的基础上，人生与社会的“谦让之德”才能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自然与宇宙的“谦让之法则”是人生与社会的“谦让之德”的基础。
《周易》经传中有着与此类似观点。我们知道《易经》中有专门讲“谦”的《谦卦》，可见，“谦”在作《易》者心目中的重要性。《谦卦·彖传》中有言：
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谦·彖传》中的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把天道、地道、鬼神、人道所具有的谦逊之德一一列出’并且由此指出谦卑应该是君子终身信奉的原则。可见，《易传》中也认为不仅人应该具有“谦让之德”天道、地道甚至是鬼神也具有“谦让的法则”这与道家所认为的“谦让之德”具有一致性。
另外，道家所强调的“谦让之德”，可以让人们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能够“使自己上升至有利的相对较高的位置”。故而《老子》第六十六章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庄子天下》也有同样的思想倾向“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因此，在道家看来，如果能够遵守“谦让之德”就能够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能够逢凶化吉。
《易传》中亦有类似的思想和表述。如《系辞上》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这里强调的是如果能够做到“谦”就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这与道家所强调的“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的说法也是一致的。
再如“太极”一词是由《尚书洪范》的“皇极”演化而来的但先秦时期明确使用“太极”一词的，除了《易传》，即为《庄子》。《庄子大宗师》“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这里的“太极“是指空间的最高极限。而《易传》一方面将“太极”作为筮法范畴用以指大衍之数，也就是蓍草混而未分的状态；另一方面则对“太极”的意蕴作了进一步升华、发展使其具有宇宙论的哲学意义，即太极生两仪之说。对于道家与《易传》在这方面的关联，古人早已明确指出。如三国魏阮籍在《通老论》中说：“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晋代顾荣在与纪瞻共论《易传》之太极时说：“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辉，八卦隐其神，天地混其体，圣人藏其身。然后廓然既变，清浊乃陈二仪著象，阴阳交泰万物始萌，六合阖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诚《易》之太极也。”唐代孔颖达也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极是也。又谓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即《老子》云‘一生二’也。”在《易传》中，“易”，实际上就是变化无常的“道”，所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传》“精气为物”的思想和“阴阳不测之谓神”等关于“神”的观念也与道家黄老学派或称稷下道家的精气说及其对“神”这一概念的解释，有诸多相近、相通之处。《易传》主张特立独行要求天下无道则隐居避世。如《乾卦文言》解“潜龙勿用”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坤卦文言》则曰：“天地闭，贤人隐。”这与老庄谦退避世的倾向是颇为相近的。
惟其如此蒙文通先生认为：“《易传》多论天道，言性命，言感寂，言道器，颇近道家。《易》家显然是有取于道家的。”的确，像《易传》中阴阳变化这样的内容孔子平素是很少谈及的。《论语公冶长》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我们还是要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就《易传》的思想体系来看其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其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整体思维模式，其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思想等，有许多都是与道家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相一致的。
三
《易传》最终成书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之时。如前所述，《易传》与儒、道两家有相通之处而与此同时，墨家、阴阳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思想倾向在《易传》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首先看阴阳家。阴阳家是以阴阳作为立论的基础，并成为其思想学说的基本范畴。如前所述，《易传》中也讲阴阳，并且《庄子天下》明确指出“《易》以道阴阳”，《系辞上》则进一步强调“一阴一阳谓之道”，从而把阴阳的对立和变化看成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而“一阴一阳”却是阴阳家部衍所提倡的“阴阳消息”故而二者立论是颇有相似之处的。
在天人关系方面，二者也存有相通之处。《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尝窃观阴阳之术，
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接着又指出：“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由此可知，阴阳家们所关注的“阴阳之术”成为阴阳家的显著特征，不过阴阳家通过阴阳的变化来推测四时的顺序，并且指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的做法却与《易传》有着相似之处。《系辞上》中有言：“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枋以象闰”。这里明确提出如何去象“四时”，并且指出“四时”的意义即变通其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人们遵守四时之序。故而《革卦彖传》中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与阴阳家所提倡的“顺之者昌也是相通的。看到四时变化的规律，并且认为人的行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这在阴阳家和《易传》中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此外有些学者经研究指出：《易传》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很与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相近”。可见，阴阳家与《易传》之间的相似之处，还是非常显著的。
其次再看墨家。尚贤之说是墨子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且墨子还有专门论贤的专篇《尚贤》。在墨子看来国家有没有贤人是评判一个国家“治厚”“治薄”的标志，所谓“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提出，举贤应该以德为标准，而不应该看贤者的出身，指出“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此外，墨子还指出，尚贤是先王一直都遵守的一条治国之道，即“尚贤，政之本也”。
德是易学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其中也有很多地方涉及到尚贤、用贤的问题其尚贤思想与墨家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大畜彖传》中有：“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意思是说大畜卦刚健笃实故能辉耀光荣，日增其德，阳刚居上而能崇尚贤人。这里虽然没有像墨子一样明确提出德为选贤的一种标准但是，却指出能够日新其德之人与尚贤之间的关系。
《系辞上》中有这样一句话：“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可以看出易学已经把尚贤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此外，在《颐卦彖传》中有：“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此处将“天地养万物”与“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的东西来进行阐述，这与墨子所提倡的“尚贤政之本也”的观点是一致的。曲上可见无论是墨子还是《易传》，其思想中都有注重尚贤的思想，且两者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
“时”在《周易》经传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且是易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易传》中有很多关于“时”论述比如“与时偕行”、“后天而奉天时”、“承天而时行”、“应乎天而时行”等等，足见《周易》对于“时”的重视。
《墨子》中也有很多关于“时”的论述。如《节葬》指出“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强调祭祀应该顺应时度。《尚同》中也有这样的论述：“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窗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这段话是说，如果出现寒热不符合节气，雪霜雨露不能按时等异常现象时，就说明上天降罪以惩罚那些不能崇尚和同于天的人。这里提出了“雪霜雨露不时”的问题，隐含了雪霜雨露的出现都有一定规律和时间的认识这与易学中的后天而奉天时”等思想颇有相似之处。又如《号令》指出“非时而行者，唯守及掺太守之节而使者”、“逾时不宁，其罪射”，同样强调了与“时”偕行的重要。
天人观念在易学思想中，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比如，《周易乾卦文言》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这里的“大人”应该是相对于天、地而言的具体层面的概念其中包含的意思是“大人”顺应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四时之序，顺应先天客观存在的规律，根据后天的条件而顺应天时。这里强调的是人应该遵守客观规律。此外在《周易坤卦文言》中还有：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在这段话中，提出了“承天而时行”即强调在顺应规律的前提下根据时势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一点在墨子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如《天志》云：
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孰，六畜遂，疾苜戾疫凶饥则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
这里墨子提出“天意不可不慎”之句，“天意”其实更侧重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可见，墨子对于自然规律的谨慎遵循当然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墨子在强调自然规律不可不谨慎的前提下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墨子还有许多与易学思想相似之处。如《墨子非命下》说王公大人勤于国事，是“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卿大夫勤于政务是“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农夫勤于耕种，是“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妇人勤于织作，是“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墨子所推崇的这种人生态度，与《易传》自强不息、健行不怠的精神是颇为相通、相近的。
另外，墨子天道观中的天志、明鬼，社会政治观中的尚（上）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通于或近于《易传》之说。如有的学者指出：墨家在全部思想和行动的正确和错误上有着明确的原则依据即是否与在上的“天之利”、在中的“鬼之利”、在下的“人之利”相一致。这种“天之利”、“鬼之利”、“人之利”虽仍然多少有过于主体性、人间性之嫌但在《周易谦卦彖传》等处所能看到的“天道”、“地道”、“鬼神道”、“人道”等四个“道”的概念与之是相当接近的，其中保留了浓重的《墨子》思想的色彩。
墨家的义利观与《易传》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系辞》上下篇都有“利天下”之语如“致远以利天下”、“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其侧重点在于公利，而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
也是反对谋私利。《系辞下》有“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日义”，指出管理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为非作乱就是义。由此可见，《易传》中并非不主张利，而是把利和义结合了起来。关于这一点《墨子》中也有所体观，如《墨子经上》言“义，利也”《墨子“亲士》谓“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提出了“富则见义”。这与《系辞》把利与义结合起来的看法相近由此可以想见墨子与《易传》之间的密切关系。
又如法家其用狱尚刑的观点在《易传》特别是《象传》中亦有所体现。《蒙卦象传》：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睡睡象传》：“雷电，噬睦。先王以明罚敕法。”《丰卦象传》：“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旅卦象传》：“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等，这些都体现了《易传》不仅仅蕴含着德的思想而且更蕴含着以德为主而辅以刑罚的倾向。
前已提及《周易》经传中有很多关于“时”的论述，提出了“与时偕行”的观点。法家也非常重视“时”的念，故而强调“动静有时”，“随时以举事”“观时发事”。更为重要的是，法家韩非子提出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思想。如《韩非子心度》指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治，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这些都与《易传》“与时偕行”的思想若合符节。
我们知道，和谐是《周易》的根本精神其经传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法家非常重视法在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作用，然而法家并非是只强调法律的权威，他们也非常重视“和”的作用。如《韩非子解老》说：“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论必盖世故曰‘无不克。’无不克本于重积德故曰‘重积德则无不克。’”这里提出“和多而后计得”，可知在法家看来，“和”在成功之中占有的地位和作用。另外《韩非子难二》有言：“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適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韩非子在此强调“阴阳之和”与“四时之適”其中含有把它们作为一种规律去遵守的意味，说明法家在做事的时候也是非常注重“和”与“时”的。
此外由前引《韩非子·解老》“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云云可见，韩非子更看中人为的力量，颇似于《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理念。
以孙子、孙膑等为代表的兵家其思想主张与《易传》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周易》不少卦的交辞都与战争有关《易传》中军事思想则更为丰富，而这又与兵家关系密切。例如，兵家强调战争要讲究“时”，提出“发火有时”、“以时发之”等重要思想，强调“时”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易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例如《革卦·彖传》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就凸显了“时”对于“革命”之重要。
又《孙子兵势》：“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山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行军》：“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九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这些也与《易传》之说相通。《周易蛊卦彖传》：“终则有始天行也。”而《孙子》谓“终而复始”。《系辞下》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而《孙子》也提到日月四时之循环。《孙子》中贵阳贱阴的思想亦深合《易传》扶阳抑阴之倾向。《孙子》所谓“投之亡地然后存”云云，更同于《系辞下》“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惟其如此清代魏源曾在《孙子集注序》里发出“《易》其言兵之书乎的感叹，并强调它与“兵家之《孙》”“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指出：“《周易》不仅是古代一部占卜书，哲学书，而且还是现存的最早的兵书。它不仅记录了军事方面的事情，而且提出一些重要的作战原则和方法以至某些攻防措施，所有这些，对孙武不能不产生影响。《孙子》接受《周易》中带有原则性的观点并加以提高发展，当是不奇怪的。”①我们要说的是，《易传》中许多论兵之语，本身就已经吸收、融会了兵家的思想成就。另外战国时期兵家的重要代表孙膑是一位具有顽强坚韧性格的军事家，他屡遭庞涓的陷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仍然保持着坚忍不拔的个性这与《易传》推崇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不断进取的人格品行是一致的。
四
《易传》围绕着“一阴一阳之谓道”而展开的思想体系，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就《易传》的思想渊源而言，其自然主义的思想与道家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其人文主义的思想则与儒家相似。就《易传》追求的天人和谐的“太和”境界来说，先秦道家侧重于自然和谐，儒家注重的则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易传》根据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治学旨趣，
在总体上反映出儒道互补的特征把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与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避免了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的缺陷，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儒家蔽于人而不知天的缺陷，成为当时对整体和谐的最完美的表述。就根本精神而言，《易传》同样是包容两家而又超越两家。在其“太和”思想中，分属阳刚型和阴柔型的儒道两家的根本精神不再彼此排斥，而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阴阳协调的互补关系，阳刚、阴柔紧密联结表现为一种中和之美。《易传》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读载物”就是其中一个最好的体现②。我们要强调的是，《易传》不仅与儒家、道家有一定的关联，而且也与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有一定的关系。除了儒、道两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学派的思想倾向在《易传》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易传》中这些采自其他各家的思想与道家、儒家思想彼此融会而浑然一体，交相辉映，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也凸显出易学和易学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战国中后期，与政治渐趋统一的形势相适应诸子各家之间出现了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局面。黄老学派或者说稷下道家的形成，《吕氏春秋》的编撰，都是这一局面的反映而包容性、超越性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易传》诸篇的问世。它并非成于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某一学派、某一学者，而是陆续成于战国中后期易学家之手。它以宽广的文化胸襟始终保持开放的姿态成为各家各派以自己的思想观念治《易》而又彼此影响、彼此交融的范例。它吸收百家，综合百家又扬弃百家超越百家从而承上启下，成为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众所周知，思想文化的发展，不仅是某一特定时代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且是对以往思想资料加以继承和发展的结果。“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就《易传》这部以筮书形式出现而内容广泛的文化经典而言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述、兼容并包的学术宗旨，令后来的易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之叹服、为之倾倒、为之孜孜探究，成为他们从事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活动的重要资鉴。可以说秦汉时期及其以后的许多重大思想理论问题都不难在这里找到某种雏形或依据。“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要回到先秦来寻找精神的原动力而找来找去又往往归结为由《易传》所奠定的易学传统。这种情形决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而主要是由于《周易》的那一套六十四卦的符号体系以及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海绵体，把这个时期诸子百家所创造的共同成果都吸收容纳进来，并且综合总结成为一种卷之则退藏于密的《易》道因而理所当然地被后世公认为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我们研究《周易》经传和易学文化，对此务必要有充分认识和真正把握。
本文原刊于《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9辑），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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