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Huaxia Area and the Minority Area:A Change in Understanding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作者简介】尹建东，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天下观念”与“华夷之辨”是先秦以来以华夏为中心认识和看待华夷地域差异与文化区别的重要思想基础, 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当时“天下”秩序的稳定和中原华夏文化的优势地位。秦汉时期, 随着王朝“大一统”的实现, “天下”真正变成了由“夏”和“夷”组成的二元结构。在这一背景下, 汉代古文及今文学家在先秦天下观的基础上又分别对其做了新的补充和诠释, 从而完成了认识上的重大的转变。
【关键词】天下观念;华夷边界;九州;五服
自先秦以来, 华夏的“天下观念”中一直保持着两个基本的理论预设:一是将中原作为天下的“中心”来看待, 二是视周边非华夏族群为蛮夷戎狄。前者体现出华夏为本, 天子居中的空间意识,而后者则表现出强烈的华夏文化优越感。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 华夷之间有着明确的地理和文化分野。不过, 在先秦、秦汉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有较大差异的, 差异与王朝政治结构的变迁、疆域的拓展以及华夏文明向心力的增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天下” 一词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时间较早。《诗经· 小雅·北山》中就有“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的诗句, 而新近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遂公盨铭文中亦有: “天命禹敷土, 随山濬川, 乃差地设征”; “民好明德, 顾在天下” 之语。铭文前一句的内容显然与《尚书·禹贡》中“禹敷土, 随山刊木, 奠高山大川” 相对应, 而后一句的内容则表明“天下”一词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出现了。
《禹贡》开篇叙述大禹治水时说, 大禹当时一方面平治水土, 另一方面又根据山川河流的地理分布, 将全国划分成了九个区域, 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 而且各个州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任土作贡”。《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 但其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战国时期。因为《禹贡》中所记的地理状况有不少是战国时的情形, 有的水名、地名甚至是战国后期才出现的, 而且“九州” 的地理范围与战国后期秦、楚、燕、齐、韩、赵、魏这七个主要诸侯国的疆域也大致可以对应起来。所以说《禹贡》所描述的内容并不完全符合战国以前的历史事实。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这就是“九州” 这一概念的出现要远远早于战国时期——这在文献及考古资料中均可找到充分的依据。古人所说的“九州”也叫“禹迹”, 所谓“芒芒(茫茫)禹迹, 画为九州”。“禹迹”这个词, 在先秦文献中极为常见,不仅商人的后代追述其族源要说自己的先祖是住在“禹迹” (如《诗经· 商颂· 长发》), 周人的后代也一样(如《诗经·大雅· 文王有声》、《尚书·主政》、《逸周书· 商誓》等), 特别是春秋时期的铜器铭文如秦公簋和叔弓镈也分别提到“禹迹”和“九州”。这表明“禹迹”或“九州”并不是战国时期才形成的观念, 而是可以上溯到春秋, 甚至更早的时代, 只是到《禹贡》成书时才将其概念内涵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 而在《尚书》的另一篇《舜典》中出现的“十二州” , 大致也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形成的。
由于上述记载主要出自儒家经典, 并部分得到出土铜器铭文的印证, 因此可以断定, “天下”与“九州”的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在中原一带地区流行了。尤其是战国以来, 与之相关的历史传说和历史记忆又不断地被儒家经典所记载和强化, 因而“九州”与“天下”的对应关系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在通常情况下, “九州”也被当作“天下”的代名词, 并且一直影响和支配着汉代以来今文经学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需要指出的是,战国以前有关“九州”的记载语焉不详, 现已无从可考, 而《禹贡》中所描述的“九州”制, 在历史上似乎也从未实行过, 不仅大禹时代不可能有这样的行政区划, 即使是王权曾经一度强盛的夏、商、周“三代” 也未见实施的迹象, 更不用说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了。“可见, 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 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政治理想。”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但并未设州。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州”或“十三部”), 也只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其中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也没有完全采用《禹贡》“九州”的名称。东汉后期, 州虽然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总数为十二个), 但与“九州”的规划毫无共同之处。“九州” 制始终停留在古人的记忆和想像当中。
《禹贡》在对“禹别九州”、“任土作贡”的缘由进行了阐述后, 紧接着又描绘了以王畿为中心逐层控制的所谓“五服”制:“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 二百里纳铚, 三百里纳秸服, 四百里粟,五里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 二百里流。东渐于海, 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声教, 讫于四海。”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 “五服”制的基本内容是以天子所在的王畿为中心, 以五百里为单位, 依次向外延伸的五个层次化的区域以及这些区域各自所要承担的贡纳义务。具体来说, 第一层次为“甸服”, 以农业生产为主, 是王畿可以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第二层次“侯服”, 为诸侯统治区;第三层次“绥服”, 是与天子关系疏远的诸侯、方国统治区域;第四层次“要服”, 为“蛮夷”所居之地;第五层次“荒服”, 为最外层的蛮荒之地。
然而在《国语·周语上》中, “五服”制则又被描述成另外一种情形: “先王之制, 邦内甸服,邦外侯服, 侯卫宾服, 蛮夷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 宾服者享, 要服者贡, 荒服者王。日祭、月祭、时享、岁贡、终王” 。这段文字同样是讲“五服” 的结构及其对天子的服事贡纳关系, 但与《禹贡》所记稍有不同的是, 位于“甸服”、“侯服”、“宾服” 的诸侯、方国要分别向天子贡献“日祭”、“月祭”、“时享” 所需之物, 而位于“要服”的“蛮夷”每年要向天子进贡一次;位于“荒服”的戎狄之长则要在天子嗣立或自己在本土继位时前来朝觐。另外, 《国语·周语上》也没有明确指出“五服”之间的空间距离就是以五百里为单位等距划分的。不过, 这些文字上的出入并不影响我们对“五服” 思想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即这种政治设计所蕴含的从中心向边缘延伸的空间结构以及从华夏中心到边缘文明等级逐渐降低的观念。
由此可见, “五服” 制也同样是一种带有想像成份的政治蓝图。如果说“九州” 制这种区域结构设计是对未来的设想, 那么“五服”制中分级的管理模式就是对过去时代的理想化。因为在西周和此前虽然采用过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 却并没有把每一级都固定为五百里, 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可见, “九州”与“五服” 虽然同出于《禹贡》篇, 但其所表达的政治理念与天下观念却有着较大差异。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九州制的领域观念是集合了九个不同的领域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 而五服说的领域观念则分为五个等级并由中心向周边重层式展开, 其世界观显然是相异的。另外, 如果考虑到其各自的服属、贡献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 则不能不说九州说与五服说是立足于完全不同的想法而各自作为一个整体被构想出来的。”换句话说, “九州” 天下观的核心是把华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五服”天下观则把“四夷”也包含在其中。
先秦时期, 华夷之间的空间分布和地域界线并不像《禹贡》所描述的那样层次分明、整齐划一。虽然以中原为核心的“九州”被视为华夏族群的聚居区, 并且刻意强调了“九州”内外的区分,但从这一地域的民族构成来看, 却并非都是“诸夏” 、“华夏”。许多“夷狄”族群、方国也一度交错杂厕其间, 甚至连秦、楚、吴、越、巴蜀等地的人群在很长一段时间亦被华夏“以夷狄视之”。因此, 华夷之间为争夺资源、土地、财富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当时人们所说的“南夷与北狄交, 中国不绝若线”,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于是, 在如何对待非华夏族群的问题上自春秋时期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严华夷之别”;另一种是“用夏变夷”。所谓“严华夷之别”, 就是将具有不同风俗、文化特征的华夏与“夷狄”人群限定在各自的区域内, 互不干扰, 尤其是使华夏文化免受“夷狄” 文化的干扰, 力求“裔不谋夏, 夷不乱华”, (定公十年)从而保证“天下” 秩序的稳定和中原华夏文化的优势地位。“用夏变夷” 则强调的是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 文化, 通过文化传播达到化“夷” 为“夏”的目的, 而这也意味着华夷之间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当然, 这种开放性只有在“夷狄” 接受和遵循华夏礼仪文明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上述两种观点都是以华夏为主体来看待当时客观存在的华夷地域差异与文化区别,并试图找到解决华夷冲突的办法。但前者坚持“中国、戎、夷五方之民, 皆有性也, 不可推移”; 而后者则主张“抚有蛮夷, 以属诸夏, ”(襄公十三年)使其归属为最终目的。这两种不同的“夷夏观”, 其实也代表了先秦时期两种不同的天下观。
二
秦汉以来, 随着王朝“大一统” 的实现,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天下观, 皇权的确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及文化制度的统一, 不仅大大缩短了先秦时期天下观和现实的距离, 同时也结束了中原地区在政治、文化、交通等诸多领域的分立状态, 实现了多方面的高度统一。原来称之为“禹迹”或“九州”的中原地区已经逐渐凝结成一个整体, 使天下真正变成了由“夏”和“夷”组成的二元结构。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汉代以来的古文及今文经学家在先秦天下观的基础上又分别对其作了新的补充和诠释。
以《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认为,“天下”是由“九州”与“四海”所构成的。于是在《周礼·职方氏》中, “职方氏”所掌管的“天下之图” 不仅包含了“中国” (华夏), 而且还包括了“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所居之地, 也就是所谓的“四海”。而原来的“五服” 也被扩大为“方万里” 的“九服”, 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自侯服至藩服的“九服”, 被设定为各有五百里的距离, 加上“王畿” 在各个方向上延伸的五百里, 这样东西和南北方向的距离均为一万里, 即“方万里”。《尚书》古文经学也持同样的看法, 许慎《五经异同》曰:“古《尚书》说, 五服旁五千里, 相距万里。许慎谨按, 以今汉地考之, 自黑水至东海, 衡山之阳至朔方, 经略万里。从古《尚书》说。” 而在《尔雅· 释地》中, “天下”的外延, 又进一步被扩展开来, 《释地》在解说了“九州” 之地后, 接着谈到“四极”、“四荒” 和“四海” 的方位及构成, 从而构建了一个从九州——四海——四荒——四极依次延伸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总体上来看, 古文经学想像中的“天下” 主要是由“九州” 与“四海”——即“中国”与“夷狄”所组成的。这些被构想出来的基本认识与秦汉以来“大一统”政治构架的形成、王朝疆域的拓展以及华夏文明向心力的增强显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今文经学“天下观” 是对战国时期“九州——天下”观的继承和发展。战国时期“天下”的范围最早被视为方三千里, 在《孟子》、《吕氏春秋·慎势篇》、《礼记· 王制篇》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其中《吕氏春秋· 慎势篇》中的内容最具代表性, 其文曰: “凡冠带之国, 舟车之所通, 不用象译狄鞮, 方三千里。古之王者,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择国之中而立宫, 择宫之中而立庙。天子之地, 方千里以为国, 所以极治任也。” 所谓“冠带之国”, 是指服饰同为冕服采章的“诸夏”;“舟车之所通”, 是指水陆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 “不用象译狄鞮”, 是指同一语言文化圈。其实, 就是将天子所统治的方三千里华夏文化圈——“九州”作为“天下”。此后, 汉代《尚书》今文经学又进一步将“天下” 的范围由战国时的三千里扩大至五千里。孔颖达《礼记正义· 王制篇》引许慎《五经异义》云: “今《尚书》欧阳、夏侯说, 中国方五千里。” 班固《白虎通义》说: “帝王之德有优劣, 所以俱称天子者何? 以其俱命于天, 而王治五千里内也。”王充《论衡·难岁篇》论及今文经学时说:“儒者论天下九州, 以为东西南此, 尽地广长, 九州之内, 五千里竟, 三河土中”。《尚书》今文经学“天下观” 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得而详, 但其基本立足点是将“天下”、“九州”、“四海之内” 限定在方五千里的范围。显然, 这是将《尚书· 禹贡》中的“五服” 说与“九州” 说合二为一后形成的解释。与古文经学的“天下观”相比, 今文经学“天下观” 与之的最大区别其实并不在于各自所指“天下”地域范围的大小, 而是后者将“天下”与汉王朝实际管辖控制的疆域相关联并对其做现实性的理解。也就是王充所说的“汉所以能制九州者, 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下, 天下之富, 孰与家之人财。”可见, 政令(“文书”)所及之处——即王权触角延伸到的地方, 才算是汉王朝的“天下”、“九州”。
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来看,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天下观” 都有其特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只是说在以华夏为中心的前提之下, 是将周边的蛮夷戎狄都统摄于理想化的“天下”, 从而“德化被于四海”, 还是以现实统治地域为“天下”空间范围, 在华夷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边界的问题。在汉王朝的政治运作过程中, 二者都曾在不同的场合下被人为的取舍组合而发生过角色的转换。不过,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 从夷夏“复合型政治社会”向“单一政治社会”回归转化的趋势似乎更为明显, 理想化的天下认同在多数情况下还是要让位于现实中的文化认同。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就以长安为中心, 称方圆千里的区域为“关中”, 并指出: “关中之地, 于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众不过什三, 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 。也就是说“天下”不过是“关中” 的三倍而已, 方三千里的范围大概只是在“华夏” 或“中国”的边界之中。韩国学者金翰奎曾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当中出现的“天下”一词进行过统计, 总数为3375例, 其中单指“中国”的有2801例, 达83%。与此相对, 指“中国” 并加上其他民族作为“天下”的, 有64 例, 不过1.9%。这表明当时汉民族的“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 已经变得非常明晰而具体了。于是汉帝国北部的匈奴、鲜卑、乌桓, 西部的西羌, 西南方的西南夷, 南方的南蛮, 东南方的东越和南越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华夏之外。尽管华夏的地理及文化边界随着帝国国力的膨胀而向周边不断扩展, “但是, 华夏边缘的漂移、扩张不是没有止境的, 有些地区的人群, 因为生态与社会结构因素无法成为华夏。有些地区的人群, 则因资源分配、分享的原因而不愿成为华夏。到了汉代末年, 这个华夏‘边缘’逐渐明确化、固定化。”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篇幅所限，注释从略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编 辑：李智环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张智林 李宗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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