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早期道教的研究长期处于困境之中。有关道教形成的历史脉络及其思想渊源等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学者们多倾向于依据现有文献建构道教上层精英人物的历史，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道教中以个人或小团体生存的中下层群体。针对上述状况，作者呼吁学界早日推出一部结合传世文献、出土实物及田野调查材料为一体，同时兼顾道门中政治化的上层精英以及平民化的下层民间群体，全面反映中国道教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的综合性论著。本书的撰写就是基于该理念下的一次有益尝试，也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四章讨论方术与道术，下篇四章讨论葬俗与信仰。每章均独立成篇，依次论述了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汉代“血忌”观念对道教择日术的影响、《抱朴子·登涉》所见汉晋时人的入山方术、道教“四纵五横”观念、放马滩M14秦墓板画反映的丧葬信仰、北大秦简《泰原有死者》体现的冥界观、香港所藏“松人”解除木牍与汉晋墓葬之禁忌风俗、北凉“缘禾二年”冥讼文书与六朝道教“冢讼”观念等八个问题。
道教与民俗的互相影响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和核心问题，作者认为，一方面道教吸收了民间方术与习俗中的内容，加工改造之后纳入到道门理论体系，并用于道教仪式实践之中；另一方面随着道教的发展与传播其法术仪式也对民间习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作者对这一过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而能够跨越学科与历史断代进行清晰的描述。譬如作者通过对近年出土的各类《日书》材料的考证解读，认为汉代的“血忌”观念是在秦代“杀日”禁杀六畜的风俗基础上形成的，而“血忌”观念经过重新整合之后至东汉最终定型，并且深刻影响了后世道教中的房中择时、章醮择时、医学摄生等风俗。“血忌”虽然是极微小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透视出早期道教对战国秦汉方术的采撷和利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透过个案的细节考辨来投射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这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另外，作者推测“四纵五横”自秦汉以降就在民间流行，至唐代时渐定型并被引入道门实践中，而宋元以后“四纵五横”经由民间下层道士改革，剔除其中关于出行的内容，由被动防御型转变为主动进攻型，对民众生活和认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贯通历史断代整体思考道教与民俗互相影响，并理清其基本脉络，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作者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考证，阐明了史实，填补了以往研究之空白，这些都构成了本书的立论基础，并使其更加坚定牢靠。
为了更加详细地说明道教与民俗的互相影响，本书第三章以近百页的篇幅讨论葛洪《抱朴子·登涉》所见汉晋时代的入山方术，其中的论题包含入山的选择术以及防身术、涉水术等等，这些方术来源于南方民间方术传统，而为葛洪所采用。最后总结说，从《抱朴子·登涉》可知葛氏道教较少受到当时流行于北方地区的太平道以及巴蜀地区五斗米道的影响，保留了更多南方方士传统，一方面葛洪试图摆脱原始道教的影响，以期获得上层官僚和知识精英的认同；而另一方面由于南方地区根深蒂固的方士文化的制约，道教很难彻底摆脱方术化的套路。是以东晋初年的江南道士改造和利用了旧有的方士集团的话语系统来阐释“先进”的、“外来”的神仙理论，而这正是观察道教与民俗相互影响独特而新颖的视角。
下篇四章涉及葬俗与信仰的问题。我们知道，丧葬是道教最为活跃的场所，研究丧葬习俗是考察道教与民俗互相影响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因此，这部分内容可视为对全书主旨的四个专题研究。其中第七章是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松人”解除木牍为中心讨论汉晋墓葬的禁忌风俗，作者认为木牍背面文字“二月丁酉直开”来源于传统的建除术，其用意是借助“开日”所具有的除旧布新气象来清除秽气、断绝注连，而其他的几项禁忌因素包括神煞（八魁、九坎）、月象（弦望、朔晦）、星宿（东井、七星）、四时（年月日时）等在内，其实也都有着民间传统，近年来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日书》即可证明。作者根据这枚木牍复原了汉晋之际的丧葬场景，即某位道士或者小型道团组织以“天帝使者”的名义举行下葬仪式，然后将刻有偶人形象的木牍随同死者埋藏，期望它担负起“代厄”和“镇墓”等职能。由此可以说，汉晋之际道教吸收了相关的内容，并用于民间下葬解除仪式实践，使得这些禁忌更加深入人心，也对民间信仰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这正是作者讨论道教与民俗互相影响问题的基本思路。
早期道教研究必须克服的首要难题，就是材料的匮乏。以往学者往往受限于此，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只能提出一些概括性、笼统性的论述，缺乏严密、精审的考证和分析。为了克服这方面的障碍，突破瓶颈的制约，作者首先对传世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耙梳和整理。书中引用的材料除道门经典和正史材料外，还包括诸子、儒释、风俗、志怪类书等，在精细研读的基础上把握早期道教问题的基本脉络。不仅如此，作者还贯彻“二重证据法”的原则和精神，将包括地下的考古发掘材料，野外的金石、碑刻、建筑等遗址、遗迹以及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活态的宗教仪式及科仪抄本等材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将一切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均纳入考察范围。例如讨论道教“四纵五横”观念时，作者还引入田野调查的经验和方法，指出迄今闽台等地道士仍沿袭以多种方式来进行画符或敷演召将等仪式动作，进而推测秦汉《日书》中画符所使用的工具应当是刀剑或者就地取材多种方式并存。再如本书第五章中论述猛虎在墓葬中的角色及功用时，作者大量使用汉画像石中的材料，进行图像学的考察，认为秦汉之际西北边陲民众中流行以虎、柏等图案镇守墓室及亡魂的丧葬风俗，进而认为这一习俗起源于当时人们所奉行的猛虎及柏木可以镇劾和驱逐外鬼的传统思想。这些问题虽然“史无明文”，但通过大量相关材料的考察可以加强对早期道教历史的认识。类似真知灼见在书中随处可寻，反映出作者具有广泛的学术视野和坚实的史料功底。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作者对出土简牍和传统文献等材料的熟练运用。譬如，书中结合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宗教信仰和方术民俗等考释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层层揭示出其内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以及秦汉时代的社会背景、民间风俗和精神信仰等问题。实际上，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与北大秦简《泰原有死者》都讲述的是死而复生的故事，皆描述了地下世界中死人的好恶与畏忌以及祠墓禁忌等内容。这两份简牍材料的宝贵之处在于反映出秦汉时人的信仰与民俗，可以借此睹见人们对地下世界的想象以及对“鬼”的形象的建构，进而揭示当时的文化背景、社会心态和普遍信仰等，可以说是研究早期道教的珍贵材料。作者对这两份材料都非常重视，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辨析和解读，从而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在分析二者的相似性之外，作者也强调了其差异性：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着意于讲述死而复生的故事，北大秦简《泰原有死者》则旨在渲染和强化冥界观念。相对于魏晋至隋唐时期志怪小说逼真地描述冥界世界，这两篇文献则要质朴得多。另外，作者认为：复生现象与鬼魂显形、尸解方术应予以严格区分，不能混为一谈。有趣的是，作者还指出复生现象的产生很可能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假死”，是人们由于医学知识欠缺而对这种现象的夸张描述。这样的认识兼具学术与科学普及的价值，是极有意义的尝试。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作者对出土简牍中《日书》材料的重视和使用。我们知道，近年来大量出土的各种《日书》材料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古人社会意识和民俗信仰的宝贵资料。但由于时代久远以及专业知识的亡佚，其中的很多信息难以被正确理解和把握，以至于《日书》的研究往往浮于表面，有隔靴搔痒之感。然则正如作者认为的那样，早期道教吸收了民俗信仰中的某些内容，加工改造之后纳入道门理论体系之中，并传至后世；那么从后世道教逆推《日书》中的相关记载，在理论上就存在可行性。对此作者做了大胆的尝试，如前文提到作者结合后世道教中的房中择时与章醮择日考述《日书》中的“血忌”问题，又如第四章中考证道教“四纵五横”观念的起源，结合后世道书文献的记载，对放马滩秦简《日书》“行不得择日”进行详细考释和解读，并给出译文，使原本艰深晦涩的简牍文字变得通顺、流畅，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也容易为读者接受。这一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出土文献虽然是第一手的研究材料，但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受限于各种条件因素，以至于文意通常较难把握。为解决这个问题，作者进行了大量的释文厘定工作，并重新进行断句和白话文翻译，如对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不惜笔墨、详加考订，编缀简序、拟定篇题，并探讨其文本性质，使得这篇原本杂乱无章且异见纷呈的文本变得清晰可读。据我们的初略统计，为考证这篇简文，作者援引了包括传世经典、出土文献以及前人研究在内的文献达百余种之多，其甘做苦工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释文的考证和厘定，素来被学界认为是相当艰难的“苦功夫”。学术研究并无坦途和捷径，一分收获就需付出一分辛劳。在这一点上，本书为我们做出了极好的诠释。
在对出土文献进行释文考订的时候，作者的文献、文字和音韵学功底也为解决某些重要问题提供了可能。作者的文献学功底主要体现在对道教文献的熟悉上，例如作者讨论入山与求仙的问题时，引用大量的道书文献说明入山时间的选择、入山的防身物品、入山可能遇到的精怪以及入山法术等问题，通过对文献的深入解读为读者呈现出道门中人关于入山求仙方术的大量细节。通过对东晋、南宋和明初的文献考订，作者指出涉水的咒语历经千年虽然不断增衍变化，但基本保持原貌，与之类似，诸如山中避虎狼之类的方术也始终保持其核心概念和本质特征。类似敏锐的观察在本书中随处可见，反映出作者分析和领悟文献的深厚功力。此外，作者也具有坚实的文字和音韵学功底，如讨论“拘校”一词的含义时，就先后引述“拘”字的七种相关用法，并且认为“句”“枸”“拘”“钩”等字均属“句”部，音韵相同，可以通假。古文字和音韵学的知识为作者在简牍文字厘定时，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提供了可能。
本书还善于以新的方法研究已有的出土文献。近些年来“地不爱宝”大量文献出土，学者们也进行了辛苦的工作，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获得可喜的成就。然而，新材料的不断面世在某种程度上也分散了学者们的注意力，促使他们更多关注那些新近出土的简帛文献，对那些发现日久、已有过初步研究的材料则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本书作者并未一味地求新，其使用的材料并非全都是最新出土的。事实上，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M14秦墓板画已经出土将近三十年，香港藏“松人”解除木牍也公布近二十年。但作者立足于新的解读视角，采用多元的学术方法，结合道教法术、民俗信仰等多学科知识背景，对上述材料进行考证和分析，从而提出新看法，有力地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这提示我们，对于出土材料的研究，援引新的研究方法、拓展学术视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特点还在于对前人学术研究的尊重。学术研究首先应该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批判和继承实现学术的创新，当然这也是体现作者学术视野的重要方面。王子今先生在序言中谈到“作者对出土文献及其研究成果的全面熟悉，是值得肯定的”。诚哉斯言！阅读本书可以发现，作者对前人研究的完整搜集和整理可谓竭泽而渔、不遗余力，从学术专著到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甚至是硕博士论文，以往的相关研究作者几乎搜罗殆尽。尤为令人钦佩的是，作者在叙述前人研究成果时清晰的条理和逻辑。譬如，本书首章开篇对“八年八月己巳”的研究梳理，从最初释读者的意见，到后来研究者的推进，到再后来研究者的反驳，再到先进释读技术红外线仪重新勘察拍摄之后得出的新认识，层层推进，步步深入，读起来完全没有一般学术梳理那样的枯燥之感。另外还可以看到，作者对前人研究秉持温和的敬意，尽管不赞同某些观点，在批评时也会尊重其劳动成果。
最后，我想结合这本书谈一些读后的心得体会。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提到的那样，早期道教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方术或者巫术之类民间民俗信仰的吸收和融摄。然在两汉时期传统的巫术和方术从操作方式到基本思维方式都受到不断挑战，其实践的有效性不断受到质疑。汉武帝时代的方术士文成五利之流等都因为施法无效验而被诛杀，东汉时期王充《论衡》对当时流行的鬼神信仰、吉凶选择等现象也提出过激烈批判，这说明上层统治者和知识精英开始对这类方术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以致摒弃，这也导致道教初创时受到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的偏见和反感，诸如“妖巫”、“米贼”、“黄巾贼”之类的蔑称其实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那么早期道教在融摄和吸收方术和民间习俗信仰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其效验性问题，如何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也是我们寄希望于作者能够继续完成的课题。
总的说来，本书思路清晰、论点鲜明，对于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这块“富矿”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突出贡献。正如作者在结束语中强调的那样，本书旨在将传统的道书文献与新获的出土资料相互结合、彼此印证，系统揭示道教文化与庶民社会的互动融合。我们也期待作者沿着这条路子继续探索和推进，取得更多的成就。
（作者董涛，历史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中心讲师，引用请查阅原文，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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