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就像希腊绽放的荣光，罗马也绝无愧于伟大。
希腊晚期，随着版图疆域的扩大与更迭，经济文化的交流，促使手工业与商业飞速发展，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也获得了新的突破。而技术与社会面貌的革新，必然带动建筑的变化。经济文化的繁荣促使建筑创作领域的扩大，公共建筑发展出拥有特定功能的新类型，结构与施工技术也获得了进步。艺术手法也愈发多样，叠柱式、壁柱得到广泛应用，科林斯柱式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集中式构图开始流行，并发展出高水准的马赛克拼贴装饰。而建筑理论也在这一时期萌芽。诸多变化，夯实了将营造起古罗马雄城的土壤。
正如柱式支撑起了古希腊建筑文化一样，拱券正是古罗马建筑的脊梁。由于拥有良好的自然混凝土，罗马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拥有了真正的发券，而到公元前2世纪，假券被淘汰，精妙的拱券被广泛应用。而发展到了公元2—3世纪，随着技术革新，混凝土的拱和穹顶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跨度。而其中拥有最大穹顶的明珠，我们都不会陌生，那就是万神庙。直径达到43.3米的穹顶，使它荣膺桂冠，不仅仅是古代世界中。
拱券
万神庙
我们应当庆幸，古罗马人没有在建造出万神庙后就停止了创造的脚步，否则现世的损失将难以估量。筒形拱与穹顶虽然拥有诸多优点，但其重量与整体连续性使得其必须要用连续的承重墙来支撑，这对于空间来说无疑是无法承受的束缚。人们开始尝试挣脱这种束缚。而其中最有效的办法，简洁地仿佛投机取巧，将两个拱券十字相交，形成十字拱，而其仅需要四角用支柱支撑。而摆脱了承重墙之后，十字拱需要新的办法来平衡侧向推力，最常用的形式是数个十字拱呈矩阵形排列，仅在最边缘用墙体围护，这就形成了无数后世建筑的根基——巴西利卡。这种布局形式曾出现在无数西方古建筑中，产生的影响无可估量。
十字拱
马克辛提乌斯的巴西利卡室内透视
除了巴西利卡外，古罗马人还采用肋架拱等手法进一步减轻十字拱的自重，减少用料，降低成本，使得拱券技术愈发完善。
沿袭自古希腊，古罗马人自然也没有将柱式遗落。
公元前4世纪，古罗马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柱式，塔斯干式。公元前2世纪，在希腊化浪潮中，古罗马也无法免俗。在希腊化过程中，匠师发现了古希腊柱式与古罗马建筑间存在着矛盾。
首先，柱式的基础是梁柱结构，而承载古罗马建筑的脊梁是拱券，其中并不存在梁柱。而实践所得到的结果，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结果，柱式成为了装饰性行为，贴在墙上或墩子上。或许在表现上，反复实践所带来的成熟形式是成功地，拱与柱式和谐相处，柱式消除了拱的呆板与厚重，使其更为灵活与精巧。但对于柱式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公的埋没，柱式最终失去了成熟的檐部、开间等制式，余下柱身和最具代表性的柱头。
另一个问题，在于柱式与多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对此古罗马人选择了在希腊晚期已经出现的方法——叠柱式——并加以改良。底层用塔斯干柱式或改良后的罗马多里克柱式，而二层用爱奥尼柱式，三层用科林斯柱式，更高层使用科林斯的壁柱，上一层的轴线相比下层略微后退，且极少用纯柱式而更多的是结合拱券营造，以使得建筑更稳定。为了突出重点，在某些建筑中还混合运用了巨柱式，以一个柱式贯穿两层，然而其代价是尺度的失真。
第三个问题由古罗马更宏大的建筑体量造成。简单放大柱式的尺度，会使得原本精巧华美的柱式变得沉重而呆板。古罗马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柱式的装饰上下了极大的功夫。由此，科林斯柱式得到重用，甚至出现了在科林斯柱头上再增加一对爱奥尼式的涡旋的混合柱头形式。而塔斯干与多里克几乎不再单独使用，多出现在叠柱式中。
如此，古罗马人将柱式摆在了一个附属的位置，用以装饰，终结了柱式的发展。似乎是这样。
窃以为，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是装饰与结构的问题。作为一个接受现代建筑教育的学生，我无法否认我心中的完美建筑是结构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产物，装饰被摆在可有可无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我认同“装饰即罪恶”的说法因为装饰是用以掩盖低劣完成度下的瑕疵。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我对后现代建筑生动甚至是猎奇的造型心驰神往，用功能性上的认同掩盖自己对于双层表皮作为装饰所带来的美妙的欣赏。古典不否认装饰，古典将装饰与结构放在同一高度。所以米开朗琪罗在做装饰，达芬奇在做装饰，瓦萨里在做装饰，无数伟大的名字——无论是建筑师还是艺术家——都在为伟大的建筑添彩。装饰值得拥有这样的地位，即使时至今日审美指向的是装饰的消解。我们不应该被时代局限，也不该被时代所欺骗。
而另一个方面，在于罗马人对于柱式的态度。罗马人并未将柱式作为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放弃了对其尺度与形制的探究。相反，在《建筑十书》中……
留到下次再说，下次我们从维特鲁威讲起。
并且讲慢一些
后脑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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