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于读者爱护，拙著得以再版。
《周易》本是“先王以神道设教”的卜筮之书，后经孔子改造，才变成了阐发“人文化成”的人文之《易》。这种由卜筮《易》向人文《易》的转化，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最终基本完成于汉代，因为据《汉书·艺文志》介绍，当秦始皇烧书时，《周易》尚因被定位为“卜筮之书”从而逃过了暴秦的焚劫。
进入西汉之后，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在此种政治氛围所形成的学术环境下，《周易》方由卜筮之书真正渐变为“洁静精微”之书。当时，人们纷纷引《周易》经传之文以陈述自己的学见或政见，而它的占筮功能则被悄悄降低了。当然，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当时的易学博士亦并不是仅仅为给皇帝讲述《周易》经文大道而设，若遇到大事，皇帝还是要让他们给自己占筮吉凶，如因何的四传弟子梁丘贺，就是因为“筮有应”而得皇帝宠信的，京房则以占验先得到皇帝信任而后又因此丧命。虽然如此，但总起来看，入汉后，《周易》的占筮功能还是被大大地矮化了。这是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将这种变化归之于秦汉间方士与儒生斗争的结果。幸赖近年帛书经传的出土，人们才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我们看帛书《易传》中如下几段文字记载：
《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方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方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开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开为之二，数而不达于德，则开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趣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
由帛书《易传》中的如上记载，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孔子确实爱《易》喜《易》，且与《易》有着很深的小时。第二，孔子既然爱《易》，当然要研究《周易》的筮法，且不断进行有关占验的总结。
“吾百占而七十当”即其证，但仍感不如“周梁山之占”。第三，最重要的是，人们占卦是为趋吉避凶，而孔子则认为通过“德性”与“仁义”的修养亦可达此“求福”“求吉”的目的，故与史巫“同途而殊归”。此《易》旨即经孔子改造之后“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易》。孔子虽然对《易》做了由卜筮《易》变为“观亓德义”的人文《易》的改造，但对这种改造心中甚是不安，恐逍后人非议，故“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就是此种心态的写照。
故与孔子思想相呼应的《文言》传释《坤》卦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系辞》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正是受到孔子这种思想的影响，后人对卜筮的运用才有了“善为《易》者不占”，“《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等一些将《易》占与德性修养结合的言论。当然，孔子的这些思想，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早在春秋时代，已有了体现以德性修养释卦的范例：《左传·襄公九年》穆姜释《随》卦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石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札，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此段文字有关“元亨利贞”之解，与《文言》传基本相同。可证孔子以德义解卦辞，确有所源。而“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这段纯以德义释卦的文字，与帛书《要》篇所记孔子论《易》之旨，可谓完全相同。再者，《周易》经文自身亦有体现这种人文化成精神的文字。如《既济》卦辞即讲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村◎祭，实受其福。”历代注家多说“西邻”暗指文王，东邻指纣王。
若依《周易》卦又辞形成之年代考之，此说当是可信的，且孔子在帛书《要》将亦说：“文王仁，不得开志，以成开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故孔子虽说“吾与史巫同途而珠归者也”，但前人已有以德性解《易》之先例，况《周易》经文卦爻辞亦时有透及此等精神者，故脱离神道设教而以人事伦理释《易》者，孔子非第一人也。
但由保存至今的《左传》、《国语》所载大多数筮例考之，春秋时代，《周易》作为一部组书是无疑的，而由最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资料考之，孔子在将《周易》由卜筮之书向人文化成之书的转化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未开所云，易学之研究，“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如果伏羲画卦、文王系辞是可信的话，则文王于羑里忧患所系之辞，虽基本上为卜筮而设，但亦多有谈人事者，除如上所举之例外，再如《乾》卦九三爻之“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损》卦“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云。依传统说法，“十翼”为孔子所作，我们认为，虽非孔子亲作，亦其弟子整理。孔子或其弟子以《彖》、《象》、《系辞》、《文言》等说《易》，已基本上脱离卜筮，多以人事说之了。此例于今本与帛书《易传》中甚多，兹不—一举之。但孔子仍于《系辞》讲“春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于帛书《要》篇仍讲“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者，此乃义理生发于象数之铁证也。故孔子于《易》，亦研究卜筮，且“吾百占而七十当”，他只是“后亓祝卜”而已。因此，自汉儒始，人们为了尊奉孔子而开始疏远《易》与占筮的关系，实则是对孔子易学思想的片面理解，这种情况直至宋代才受到了朱熹的纠正，清代大儒李光地奉康熙皇帝之命编纂易学巨著《周易折中》时，其于书中特别强调朱熹的观点：“《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令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令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验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因此，李光地指出，《易》之本义，正是为“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
这种对《易》之本义的体察与认识，贯穿于朱熹《周易本义》的始终，亦贯穿于《周易折中》的始终，故宋元明清诸朝代的易学家皆明于筮法，受此传统影响，直至近现代，著名易学家如杭辛斋。尚秉和、钱穆等人亦皆精于筮法，他们以“火球林”筮事，以“射覆”筮物，人们又将这些卦例或集辑成书，或发表于报章，亦成学人一趣也。
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易学研究处于低潮，除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几篇关于《周易》成书及哲学思想探讨的文章外，当时不可能有关于筮法研究的文字出现，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由于当时人们思想上仍有十年“文革”的余寒，故研究《周易》的文章仍沿着五六十年代的路数走，多在《周易》经传的哲学思想上做文章，这就是为什么港台的研《易》者多为中文系学者，而大陆的研《易》者几乎皆在哲学系的原因。
正如我在本书“后记”中所指出的，当1987年鄙人主持召开建国后“首届周易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冯友兰先生在给大会的贺信中指出：“研究《周易》当然以《周易》哲学为主，但《周易》本来是一部筮书，《周易》的哲学思想有些与筮法有关，因此对筮法也要作调查研究工作。”冯先生还指出：“前人在这方面的工作，限于书本上的材料，这是一个途经；此外还有一个途经，就是封建杜会中的术士们的传授。在解放前，我在北京街头碰见一个摆摊卖卦的人，自称能用《周易》筮法占卦，我请他给我占一卦，他说，有大衍，有小衍，在街头只能用小衍，要用大衍，需要到他家里去。我当时有事没有去，看起来他对筮法似乎是有所传授的。”
冯先生此处所云之“大衍”，当是指蓍草演卦法，此法在今本《系辞》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段文字中有记载，鄙人在拙著《周易概论》中对此段文字作了详细的阐解，此不赘述。而冯先生所说之“小衍”，由卖卦人云“在街头只能用小行”来看，当是本书所介绍的金钱演卦法，这位卖卦人解卦的方法，也极可能就是我们本书所介绍的“纳甲”筮法，此亦江湖上多数术士所用的方法。故我们今天介绍这些方法，正如冯先生在信中所说：“这不是提倡筮法，不过是要搞清历史中的一件事实。”亦即张岱年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的：只有全面通晓《周易》的象、数、理、占，才能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周易》研究者。故我当时撰写此书，无非是想让一些研《易》者对“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因为当今国内的易学研究，言理者多，言象数者少，言占者更少，故得知此一拙著在齐鲁书社出版行世十年后，又将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付粹，鄙人至感欣慰，遂行文如上，聊为本书之再版前言。
刘大钧
2006年元月22日
时值古历小年吉日写于汇科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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